黑格尔美学的现代性诉求及其和解的辩证法

路德宗教改革不仅确立起人的主体性、内在性,还为德意志民族开辟出“内心情感”与“精神信仰”一体化的思想进路。面对启蒙对宗教的批判,黑格尔立足于“批判性统一”的立场,运用哲学美学话语调和现实与信仰、理性与自由、主观与真理之间的冲突,并最终以“和解”的策略从“精神现象”层面努力解决现代性的危机和分裂现象。这既由“和解”自身的哲理特质所决定,又与“绝对精神”的演进方式和逻辑展开形式密切相关。它外化于美学艺术体系的话语建构中,无论是艺术史的观念及其艺术门类,还是艺术史的历史演进及其类型变迁,均贯穿着“和解”的“辩证法”,并在哲理表达中达成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统一。     

诗歌疗效:诗人心灵的自我救赎——以左思《咏史》八首为例

文学作品对人身心有治疗的功效,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治疗他人,即读者;另一方面,治疗作者本人。诗人作家们在人生不得志的情况下,总倾情于诗文,寄情于创作活动,将心中的所想所感抒发出来,把内心的牢骚喷发在纸笔上,以此寄托自己的情感,而在这一创作过程中,他们的心灵慢慢得到调解,不快之感缓缓得到释然,于是,最终达到了恬静淡然的心理状态,回归到静谧的心灵家园。左思和他的《咏史》八首,折射出他在创作中的心路历程,折射出古代诗人在文学创作活动中心灵的自我治疗功效。     

文化诗学的重划疆界与整体性研究

文化诗学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批评方法,不同于旧历史主义、形式主义和新批评,其根本区别在于它具有一系列新的特征。在对文学作品进行分析时,它将文本内部和外部结合起来研究。本文以《诗经》学为例,主要讨论文化诗学＂跨学科＂的整体性研究这一特征,＂跨学科＂究竟有没有可能,如果可能应该怎样去＂跨＂,怎样去实现学科间界线的打通,使其它学科也参与到这一批评方法中来,为文化诗学这一理论工程的建构所用。     

文化诗学的实践之路——以80年代以来的小说创作为视域

＂新历史主义＂并非西方的专用词,它在我国当代文学创作实践中就可究其源、探其本。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它与整个当代文学紧密相融,它随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一起萌芽于80年代初中期,并以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的样式成为90年代文坛一股扑面而来的历史新风。它是中国作家结合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当下现实不断自我反思、自我调整、自我超越的实践累积而成的,具有明显区别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中国特色＂。从当代文学创作的实践中我们不仅可以分析归纳出中国文化诗学与西方新历史主义从产生到建构其内涵的独立性及其特征的部分相似性,还可以窥探到文化诗学理论的发展走向。     

文化诗学的诗意内涵

＂文化诗学＂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批评方法,近年来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作为一种诗学审美的方法论,其诗意内涵在学人间产生了广泛争鸣。当下学术界主要有两种取向：一者以童庆炳教授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主张文化诗学不要脱离文学本身而去追捧日常生活中非诗意和反诗意的事物,而要将关注的视点投向文学文本;一者以陶东风为代表的年青一代学者,主张文化诗学研究应该可以将研究的视点从文学文本延伸到诸如广告等大众日常喜闻乐见的事物之中。两者间的争议就在于对诗意审美对象的分歧上。其实＂文化诗学＂在主张审美性的前提下,我们完全可以将诗意的内涵泛化,将一切雅俗共赏的具有审美内涵的事物纳入我们的研究范围,在实践操作中不断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