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社会建设的价值选择及主要路径

法治建设包括法治政府建设、法治国家建设、法治社会建设三个层面,法治社会建设主要侧重于对“私权”和社会“公共领域”进行法律规制,通过完善法律体系,促进社会实现全面合法自治.法治社会建设必须注重秩序与权利、公共权力调控与公民社会自治、公民自由保障与行为规制相结合.完善立法,为法治社会建设提供完备的制度规范体系;确认和保护社会权利,充分发挥社会自治功能;细化法律实施细则,实现对公民和社会组织的行为的合理规制;严格实施宪法,引导公民依法参政;完善社会纠纷预防、化解的体系和机制,都是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路径.     

当代公民法治认同与法治政府权威提升研究

法治认同实质是一种凝聚社会共识的重要文化心理基础。当代公民法治认同的现实基础在于认同是一种利益期待,法治为公民提供一种正当、现实的利益保护。法治树立权威的正当性基础在于民众对法治的内心响应与理性权衡,法治凭依政治属性和政治向心力能最大化凝聚人心、形成共识、树立权威。法治政府权威提升既需要一种内在的情感认同、价值引领,更需要一种外在的实践规范、制度保障;先立法、后行为成为一种法治常态与法治认同,为提升法治政府权威打造了畅通的制度实践路径。     

市民社会、中产阶层与法治路径选择

就世界历史发展进程而论,西方市民社会及其主体中产阶层既是民主政治产生的重要前提,也是法治文化产生的根基。然而西方语境中的市民社会理论将国家与社会作为一个分离的二元对立结构,强调个人自由与独立和社会的自治性等与当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模式并不匹配。在全球化与后发型现代化背景下,中国法治现代化道路的发展方向,必须立足于国情,走自主型道路;必须选择政府推导的制度先行、法治优先模式;必须选择由政府推导国家与社会的共同发育、良性互动和关系形塑,从而达到制度均衡的法治秩序的基本路径;必须以制度引导促进公民法治文化,夯实法治社会基础。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的意义阐释——以法治为修辞改变思维方式

作为法治中国的核心要素，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抓手，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也主要在国家（政党）、政府、社会三个层面展开。其中，如何透过诸多修饰词，正确解读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意义，是摆在法学研究者面前的重要任务。在此过程中，法治国家主要是解决执政党依法执政的问题；法治政府主要是解决政府与市场、社会组织行为的法治化问题；而法治社会主要是在法律对社会组织与公民、政府之间的权力进行明确划分的情况下，实现社会管理体制现代化的问题。法治国家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顶层设计，法治政府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关键，而法治社会则是法治中国建设的真正基础。     

法治国家建设与公民人格现代化

法治国家建设与公民人格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两个基本目标。只有加强法治国家建设对公民人格现代化的影响方面的研究,才能真正把握两者的内在关系,实现法治国家建设与公民人格现代化的双向互动和同步协调发展,更好地理顺在中国法治国家建设驱动问题上政府推进与自然演进的互动关系。笔者认为,法治国家建设必然使权利、平等、责任、创新等法律的元素逐渐成为现代中国人意识的元素。     

法治建设先导区域的概念与功能

在建设法治中国的时代进程中,推动法治建设先导区域的形成和发展,无疑是当代中国地方党委、政府依据国家法治发展的大政方针所作出的重要法治决策与政策安排,是由党委、政府组织实施的一项开创性的法治事业。法治建设先导区域乃是国家法治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展示了国家法治发展的未来趋向,这不仅是实施国家法治发展战略的"试验田",而且是贯彻区域法治发展战略的"先行者",体现了鲜明的法律政策目标,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具有样本或示范的意义。推动法治建设先导区域的形成与发展,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当前与长远的关系、全局与重点的关系、国际与国内的关系,进而充分发挥法治建设先导区域的功能作用,创新区域社会治理体系,提升区域社会治理能力,激发区域社会创造活力,深化区域法治创建,优化区域法治环境,进而展示法律政策的内在根据和功能取向。     

西方公民参与法律的历史及其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公民参与法律是推动西方法治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力量.对西方公民参与法律的历史进行疏理和阐释,论述公民的法律参与活动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及其对法治观念、秩序形成与发展的推动作用.在此基础上阐明公民参与法律的活动对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作用以及如何实现公民的法律参与.     

论建设法治中国重在提高领导干部法治素质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领导干部是我们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中坚力量。因此,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问题关系到党的执政能力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通过对法治素质内涵的解读,根据领导干部法治素质存在的问题及对法治中国建设负面影响的分析,探索提高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有效路径。     

法律文化与法治秩序:碰撞、融合与重构

法律体系承载并折射出与之相符的法律文化和社会价值,因此,对法律现象与法律文化的关系进行认知是研究法律价值与法治秩序的一种进路。这种认知能在虚实之间展开对法律本身的审视与反思,并展示出法律文化与法治秩序的碰撞、融合与重构。中国法律文化中蕴含"天道""情理"等伦理观念,而西方法律文化受宗教传统影响,其中包含法律与生命、伦理、宗教之关系的追问。中西方法律文化在伦理与宗教之维上的分野以及二者在证成法律的正当性上的殊途同归,为研究法律文化对法治秩序建构的意义提供了一个良好视角。中国的法治秩序建构既要关注西方法律文化的根源问题,又要关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合理内核;要立足中国国情,建设法治国家。     

法治与法治意识

法治意识作为一国公民的理性品质,构成法治国家的精神底蕴。它既是法律规范化的思想动力,又是制度建设的精神支柱。它不仅影响法律规范创制的质量,而且制约着法律规范转化为现实制度的全过程,从而决定制度建设的成败。法治意识作为法治国家的内在灵魂与精神支撑,不惟是一国实现法治的重要条件,而且也是一国实现法治的重要标志。全面认识法治与法治意识,是实现法治国家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命题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置于同一体系之中。一体建设可以从逻辑前提、运行机理和路径选择三方面展开,一体建设的逻辑前提是在同一体系下厘清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内涵,一体建设的运行机理需要探求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三者的逻辑关联和重心定位,一体建设的路径选择主要表现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     

法治体系及其意义阐释

在当前法治与改革共同推进的大背景下,共产党的执政策略更加注重法治方式。法治体系的建设,就是从静态法律规范体系的完善转向动态法治治理体系的建构。作为法治精神的展现和延伸,十八届四中全会所确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在法治意识形态的指引下,在一党执政的治理体制中,国家、政府、社会共同推进的一种不同于西方模式的法治建设进程。其内容不仅表现为从立法到守法的系统工程,而且更加注重法治理论的培养、法律方法的实施、以及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运用。从法治建设的角度看,法治体系的概念正是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完善共产党执政方式、实现依法执政目标的具体措施。     

法律信仰:法治国家之灵魂

法律制度是建设法治国家的物质条件,法律信仰是建设法治国家的精神条件,二者对于法治国家而 言,乃犹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当前,在我国的法治化过程中,立法成绩突出,而执法效果不理想,究其 原因主要是社会公众缺乏对法律的信仰。因此,必须高度重视法律信仰的培植。要通过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实现 司法公正;深入开展普法教育,全面提升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实现依法控权,强化政府信用等措施,促进法 律信仰的形成。     

公民道德之于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

从历史上看,德治与法治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分别需要臣民道德和公民道德的支持。中国法治进程因遭遇臣民道德而面临“法律纸面化”、“法治表面化”的困境,而公民道德可在价值、规范和秩序三个层面提供支持,构成社会主义法治的道德保障。无论法律人之公民道德,还是普通民众之公民道德,都在法治建设中实现着自身的价值。     

政府法治化的路径选择及转向

政府法治化是后发现代化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必经之路.在政府法治化进程中,国家治理方略、法治与政治体制的契合度、法治所需的文化土壤、社会变革程度、全球化程度以及时间宽裕度等直接决定其选择内源式还是外源式法治化路径.中国建国60多年来的政府法治化使得国家政治变革的思路越来越明确,政府法治的法律基础越来越丰厚,公民的法治意识和文化观念越来越强烈,消弭外源式政府法治化路径弊害的要求越来越迫切,因而中国政府法治化之路应由外源式向内源式转变.     

伦理秩序、法治秩序与公民意识──兼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意识形态构建

公民意识尚未普遍确立，是导致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道德滑坡”和“法律纸面化”现象的十分重要的原因之一。而事实上，社会主义公民意识的优越性，决定其能够为伦理秩序和法治秩序提供最有力的根本性内在支撑，进而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奠定不可缺少的坚实基础。因此，要克服“道德滑坡”和“法律纸面化”现象，推动精神文明上新台阶和法治国家早日建立，就必须大力培养公民意识并推进其意识形态化，这也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对新时期意识形态建设的客观要求。     

行政法治:依法治国的关键与核心

本文认为 ,在讨论“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基本方略和目标时 ,强调“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关键或核心”是不妥的 ,依法行政只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 ,因为依法行政只强调了依照或者根据法律 ,但至于法律本身的性质、内容等则没有涉及。强调法律效益的行政法治才是实现法治国家的核心问题。笔者认为 ,在实现法治国家理想与目标的过程中 ,我国当下应以法律的形式合理性优先 ,从树立法律的威权和培养公民的法律信仰入手     

论公民法治信仰的培育路径

树立法治信仰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应有之义,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础工程。在现代社会,法治不能仅是一种治理方式和规范公民行为的制度体系,还应成为社会公众普遍信仰的理念。在当代中国,明晰法治信仰的科学内涵和价值功能,正视公民在法治信仰方面存在的问题,从吸收优秀传统法治文化、健全普法教育机制、完善法律制度、强化权利意识等方面促成公民对法律价值的强烈认同,是培育公民法治信仰的可行路径。     

和谐社会公民政治参与权的法治保障

公民政治参与权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由宪法和法律确认，受宪法和法律保障和限制，通过一定方式参与国家政治活动，并影响国家政治构成、决策、进程、结果，而不受他人非法干涉、侵犯和剥夺的权利。我国已形成保障公民政治参与权的法律制度，但也存在一些不足。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对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建设法治国家，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法治政府与地方财政民主建设

法治政府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核心。地方政府财政法治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重中之重。财政民主原则是整个财政法的核心,该原则的发挥也构成地方政府财政法治的重要环节。《预算法》修订在预算编制细化、预算公开、公众参与、加强法律责任等方面推动了财政民主建设;而在该法之外,尚需进一步完善财政分权、公众监督和问责制等法律和制度建设。此外,形成财政民主与财政法治的共识,促使地方政府和公众积极投身于地方财政民主建设,也是构建法治政府目标实现的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