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渔业资源合作开发的国际法思考

在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之前,南海争端主要集中于岛礁主权争议。然而,公约生效以后,随着专属经济区制度的确立,专属经济区的海洋划界也随之产生。岛礁主权与海洋划界纠纷纠结在一起客观上阻碍了对该地区渔业资源的有效管理。因此,南海诸国有必要遵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就专属经济区海洋生物资源的开发和养护开展国际合作。以南海生态系统为基础在公约框架下实现南海争议海域渔业合作,促进南海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     

南海渔业合作协定的模式选择

由于南海岛礁主权和划界争端悬而未决,周边国家之间的渔业纠纷此起彼伏。加之过度捕捞和欠缺养护措施,南海渔业资源日趋衰竭,甚至有些鱼种已经绝迹。屡见不鲜的渔业纠纷和不断衰退的渔业资源使得南海渔业合作已势在必行。渔业合作协定的模式选择是达成协定时的关键问题,鉴于南海的实际情况,划定临时渔业边界难以实现,白色区域协定模式和轻灰色区域协定模式均非最优选择,而灰色区域协定模式是周边国家短期内应努力争取达成的。但从长远来看,以生态系统方法为导向的区域合作模式才是南海渔业合作的最佳路径。     

区域竞争与合作视域下的中国南海渔业纠纷

南海渔业纠纷成因复杂,受地缘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因素影响,渔业纠纷表象下,是多个主权国家及行为体在该地区竞争与合作的"综合产品"。其具体诱因可归结于四个主要方面,即相关法规不健全、渔业合作机制碎片化、域外势力干涉、当事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解决南海渔业纠纷问题不能片面地脱离区域自然环境的影响及区域内国家间竞争与合作关系的走向,需将此问题置于南海区域关系变化的舞台上,理顺南海区域的竞争与合作关系,以期在竞争中发现问题,在合作中解决问题。     

南海争议海域油气资源共同开发的困境与出路

南海争议油气资源共同开发面临诸多问题:争议当事方数量众多、争议海域界限模糊、争议海域的法律属性不明确、争议海域涉及众多岛屿等.但南海争议海域油气资源仍然存在共同开发的可能性,一方面,争端各方存在共同开发的意愿,另一方面,争议各方对共同开发模式具有广泛共识,单独开发面临一定的障碍.但南海争议海域共同开发不宜采用多边共同开发的模式,应在双边谈判的基础上,遵循由易到难的原则,达成共同开发协议.     

南海渔业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研究

南海海域的主权争夺,以渔业纠纷频发为主要表征。南海渔业纠纷的成因及特点,决定了渔业生产者选择诉讼外方式化解纠纷的偏好。南海渔业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旨在通过调解、仲裁、协商、谈判等非对抗性方式解决纠纷,以弥补司法机制及渔业执法的不足。通过优化南海渔业纠纷调解制度、设置渔业纷争处理机构、健全渔民保险机制、推进南海区域合作机制构建、建立并发挥非政府间组织协调作用等途径完善南海渔业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保障我国渔民合法权益及宣示我国南海海域主权。     

南海渔业涉外事件产生原因探析

南海渔业涉外事件的发生严重影响了我国渔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和我国南海渔业的发展.此类事件发生的表面原因有非法捕鱼、非法入境、越界捕鱼、非法捕杀珍稀海洋生物四个方面,这背后存在着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国际法等方面的原因,根本原因在于岛屿主权和海域管辖权的争议,也与我国“共同开发”战略的困境有关.     

冷战时期菲律宾南海石油开采及行为特征分析

20世纪60年代末,南海海域被发现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这激起了南海周边国家侵占南海岛礁、勘探海域的贪欲.菲律宾因技术力量薄弱,就吸引国际石油资本合作勘探南海石油资源,并不断加强所占南沙岛礁的军事力量,“保护”其石油钻探活动,其举动激化了南海矛盾.为求得南海局势的平稳发展,解决南海争端最现实的办法还是我国政府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近年来中国在南海的存在格局、面临挑战及因应之策

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南海的存在格局朝着总体有利的态势发展,中国掌控南海局势的能力大大加强。南沙岛礁建设彰显了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存在;三沙设市强化了在南海的政权存在;发展南部战区海军(南海舰队)增强了在南海的军事存在;实控黄岩岛提高了对中沙群岛海域的管控能力。但与此同时,中国也必须正视美日等域外国家"介入"、"南海仲裁案"结果的不利影响、维权与维稳之间的张力、海洋生态问题等挑战。未来中国的南海举措应包括:先摘取海洋环保和渔业合作的"低垂果实";积极推进南海油气资源共同开发;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以打造共同认可的地区规则;在某些争议海域优先划界;管控中美在南海的战略博弈以避免军事误判。     

南沙油气资源开发的法律困境与对策研究——以中越南沙油气开发之争为例

“2012年中国海域部分对外开放区块公告”(以下称“公告”)被越南指责为违法.其合法性取决于开放区块是否位于中越争议海域及是否违反共同开发原则.越对其合法性产生争议有四点原因:中国南海断续线的法律性质不明;共同开发原则陷入现实和理论困境;“公告”的后续行为未定;越南缺乏政治合作的需求和意愿.因此,明确南海断续线的性质,宣布南沙领海基线,完成南沙海洋划界,是解决南沙领土和海洋权益之争的根本.在此之前,中国应当完善共同开发政策,综合运用外交、法律甚至军事手段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两岸合作保护南海渔业资源探讨

两岸合作保护南海渔业资源,对于维护南海主权、保护两岸渔民权益,防止外国掠夺南海渔业资源,实现两岸优势互补,深化两岸交流与合作,都具有重要意义;由于两岸都主张中国对南海的主权,且都在对南海进行实际管控,两岸民间支持合作保护南海资源,两岸合作与交流正向纵深拓展,渔业资源保护合作敏感性较低,具有较高可行性;两岸南海合作也面临着台独势力和美国干预等不利因素的阻碍,但应努力化解,至少将其影响降到最低;两岸在遵守合作协议和原则的前提下,可以在渔业资源调查、渔业资源养护、渔业资源保护执法、后勤保障服务等方面展开实质性合作。     

以海洋公园为合作模式 促进南海旅游合作

海洋公园具备海洋保护和面向公众开展生态旅游的特性。南海周边国家和地区海洋旅游资源丰富,海洋旅游业等海洋产业是南海周边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论题从介绍海洋公园的概念、特征出发,论述建立南海海洋公园的意义。通过分析南海旅游合作的必要性及可能性,提出南海旅游共同合作的展望。以"海洋公园模式"的南海旅游共同合作,不影响南海争端国在争端中的各自立场,是南海共同合作由"务虚"到"务实"的深入推进。     

论“国际环境条约程序制度”发展对南海环境合作的价值

“国际环境条约程序制度”在历经多年发展后,呈现出调整范围拓宽、权利义务细化、法律价值并存等巨大变化,而这些变化在消除国家疑虑、满足预防性精神、维护和平稳定、适用南海现状等方面对南海环境合作具有重大意义。建议南海环境合作着重从执法程序、监督程序、争端解决程序和应急性程序四项制度人手,研究其相关发展并加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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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海作为作为国际航道,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和多样的水下文化遗产,国家立法对这些沉船、淹没的古城、港口等水下文化遗产保存着的地域历史和海洋文明缺乏有效保护,通过文献梳理和比较评述,对中国、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家相关的立法现状与发展进行分析。研究认为,海外非法跨境贩运走私和拍卖使国家法律制度在保护水下文化遗产方面面临巨大挑战,水下文化遗产所有权的复杂性导致南海区域合作保护中产生主权问题,南海区域的政治分歧与经济竞争给国家层面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带来困难,中国南海沿线水下文化遗产区域合作机制的建立有深层的必要性;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全面开展,中国与南海沿线各国应在国家立法层面探索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区域合作策略,沿线国家应建立合作机制,缔结关于水下文化遗产的协议或行为准则,应互相沟通和合作挖掘水下文化遗产,进行水下考古学管理和保护方法的学术培训,应建立南海区域水下文化遗产数据库,提供关于共同的水下文化遗产信息,每个国家有义务与区域中的其他国家分享信息,有将水下文化遗产的发现和活动报告和通知给其他国家的义务,还应有协调国家计划,磋商与协调南海沿线国之间的合作方式与内容并作出决定。     

区域旅游合作趋势与环黄海大旅游圈的战略创新

温家宝总理在2007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十届五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我国今后要加快推进区域合作发展。环黄海旅游圈是亚洲旅游发展的重要力量,是世界旅游合作的重要区域。其中包括中国的天津和大连、日本的北九州、韩国的仁川等10个城市,其地缘临近、资源互补,加强区域旅游合作具有坚实基础、巨大的潜力和广阔的前景。环黄海区域旅游合作应进一步开辟新旅游产品体系,进行联合促销,树立环黄海旅游整体形象,积极完善旅游基础设施与城市环境建设。     

南海海洋设施渔业组织模式探析

邻国非法抢占中国南海岛礁资源和对资源的掠夺式破坏眭捕捞,致使中国南海渔业发展空间受限,严重影响了中国南海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邻国对南海主权的恶意挑衅,又严重威胁了我国南海渔业生产的安全。中国政府要进行南海维权,必须突出在南海的岛礁存在,发展海洋设施渔业,并探讨适应南海维权要求的海洋设施渔业的组织模式。本文设计的模式为：基于公共服务的国有公司模式,基于产业内的企业集团模式,基于产业间的战略联盟模式。     

闭海或半闭海制度下海洋环境保护合作的立法模式探析与启示

闭海或半闭海特殊的地理特征决定了人类应该更加重视在该区域的环境保护。近年来,全球合作、双边合作保护闭海或半闭海区域海洋环境的弊端日益凸显,闭海或半闭海制度为创新此区域的海洋环境保护合作提供了理论来源与实践路径。世界各国在闭海或半闭海区域的海洋环境保护合作中主要采取了三种不同的立法模式,这三种立法模式为推动南海区域海洋环境保护合作的发展、促进培育成熟的南海海洋环境科学认知共同体、选择符合南海海洋环境保护合作的立法模式以及我国在南海地区发挥区域大国的主导作用等方面提供了重要启示。     

对当前印度南海政策的战略解析及前景展望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自身综合国力的增长,印度对其南海政策进行不断的调整,包括扩大在南海地区的军事影响、深化与东盟国家的合作以及加强与美日之间的关系等。这种调整不仅由其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所决定,同时也受到了其强烈的大国情结和战略追求的推动。印度在制定南海政策时虽然会迎合美国的全球战略部署,以实现其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目标,但将会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从而最大化地实现其大国战略追求和安全利益。     

长三角城市共同富裕测度及协同发展水平评价研究

共同富裕是我国百年的奋斗目标,也是衡量长三角一体化战略的执行绩效的重要指标。针对长三角城市的共同富裕问题,以复合系统模型为基础,围绕地区经济发展、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城市公共服务、社会综合发展四个要素,建立长三角23个城市和各省市共同富裕协同水平的评价体系。研究发现:在2006-2020年,长三角区域整体富裕协同度在提升,各城市的富裕有序度也在提升,但共同协同度在下降,由此提出了提升长三角一体化和共同富裕的建议:长三角城市群需合理规划和布局重点及新兴产业,加快技术和资本的集聚;突破地域思维,统一规划;构建产业、企业、人才、市场等各种资源在长三角内跨省跨市的有效流动、整合、共享。     

关于建立中韩自由贸易区的思考

建立中韩自由贸易区是加强两国经济合作、发展的重要形式,中韩两国领导层都对建立中韩自由贸易区持积极的态度。2008年5月《中韩联合声明》的发表,将中韩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提升为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使中韩关系实现了质的飞跃,建立中韩自由贸易区的研究进入新阶段,建立中韩自由贸易区的条件已经成熟。中韩两国应把建立中韩自由贸易区作为首选,确定合理的目标模式,遵循科学的原则,统筹规划,全面安排,在“10＋3”和WTO的框架内,在不断加强合作中建立中韩自由贸易区。     

地理经验、宣传策略与宗教立场——试析《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对南中国海地区历史文化的记载

《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本土创办的第一份近代中文报纸,记录了19世纪30年代南中国海地区的历史文化现象,表现了刊物创办者和撰写人对于鸦片战争前期中国历史、文化和人们思想、道德的认识及评价。这份刊物对于南中国海地区历史文化所作的反应和评论,反映了西方传教士在进入中国本土后,对于中国历史、文化、思想等各方面的认识接受和交流状况,为我们理解此阶段的中国社会、文化现象和历史人物保留了一份珍贵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