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文化视野下的台湾原住民“统称”

本文梳理在异文化视野下台湾原住民"统称"的演变及存在的问题.历史上,台湾原住民被统称为"夷"、"番(蕃)"及"高砂(山)族"等,是外部世界、尤其是汉文化对于台湾原住民各族群缺乏深刻认知的背景下,附加于内涵复杂、文化多样的台湾原住民上的概括性"符号",没有反映原住民各族群的自身认同、文化记忆,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族称".康、雍以来相继出现的"野"与"化"番、"生"与"熟"番,日据时代的"高砂(山)"与"平埔"蕃等两类称谓,也只是区分了原住民汉化程度的深浅,没有反映不同族群的文化差别,仍无法摆脱模糊认知、笼统概括的误区.     

关于台湾原住民研究的几个问题

台湾原住民研究肇始于清代理番时期的采风民族志,日据时期开启了近代民族学、人类学意义上的调查研究阶段,光复后台湾学者主导的原住民研究,在民族志调查与社会文化人类学理论层面的研究都有很大的进展。近年来,台湾学者原住民研究中出现了片面强调台湾原住民与南岛语族的区域文化关系的错误倾向。以最新的民族志调查研究为基础,通过多学科整合研究,重建台湾原住民的民族起源、历史与现状、族群关系与国家认同等重要课题,是新时期大陆学者责无旁贷的历史任务。     

边疆民族地区公共危机事件规避机制探究

边疆民族地区是中国的窗口,也是国家稳定的关键性、战略性区位之一.由于边疆民族地区边缘的地理位置、差异的宗教信仰、异同的民族文化,使得边疆民族地区公共危机事件愈加复杂.另外,国际利益的冲突、反华势力的渗透、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迥异、政治冷漠与政治激进的影响以及国内民族分裂分子、国际恐怖势力、宗教极端分子的阴谋与破坏而引发各种边疆民族地区公共危机事件,严重威胁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国家安全.因此,提升国家主体文化在各民族国家认同建设中的分量,夯实各民族国家认同的文化基础,培育各民族政治认同、文化认同一体化路径,即在承认民族多元文化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进一步整合民族政治意识、提升民族文化素养、增强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是规避边疆民族地区公共危机事件发生的关键所在.     

台湾的少数民族

台湾的少数民族也就是台湾原住民族,即50年代所称的"台湾高山族".在台湾后来改称为"山胞"、"台湾土著族"、"台湾先住民"、"台湾原住民"等。台湾的高山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属于南岛语系印度尼西亚语族。与古代越人语言一样,高山族语言也是多音节的粘着语,不同于汉族一字一音的孤立语。但高山族各地区的语言在语音、词汇、语法形态上差别较大。大体上可以分为"泰雅"、"曹"、"排湾"三大语群。高山族没有通用的民族文字。据语言与地域文化特征分类,台湾高山族主要分为九大族群,包括阿美族、泰雅族、排湾族、布农族、卑南族、鲁凯族、邹族(曹族)、雅美族、赛夏族。广义的高山族还包括平埔人,他们散居在台湾西部、北部、西南部平原与沿海,长期与汉族杂处、通婚,较早接受汉族文化,至19世纪以后已基本与汉族融为一体。     

对马来西亚原住民的研究——写在陈志明教授即将荣休之际

陈志明教授是东南亚研究方面的知名学者,他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除了从事文化变迁与认同、族群与族群关系、海外华人认同、华人民间宗教等方面的研究外,在饮食文化、民族旅游、原住民及其学校教育等领域也有比较深入的研究。本文拟对其众多研究领域中关于马来西亚原住民及其学校教育的研究进行简单的梳理与评述,以此纪念陈志明教授即将荣休。     

从赤峰地区辽代佛塔看辽代佛像的造像艺术

佛教在取代了契丹族原本的宗教信仰萨满教之后,在辽地逐渐走向兴盛。可以说,佛教丰富了契丹民族的宗教体系,同时,也在辽地形成了富有自身特色的佛塔和佛教造像艺术。研究赤峰地区辽代佛塔和佛塔上的佛像,有助于了解辽代契丹族的宗教信仰和辽代佛教的发展趋势,也有助于了解契丹民族独特的宗教文化,更有助于了解契丹民族的审美取向。     

民族文化是宗教跨族传播的制约因素

<正> 任何一种完善的宗教必然包括信仰体系、宗教社团和宗教仪轨三大组成部分。宗教的传播取决于构建宗教三大组成部分的社会条件是否完备。宗教要实现跨族传播,必然要面对非同质文化的客观现实,而民族文化又是该民族社会生活的综合体系,因而宗教进行异族传播时,直接的制约因素必然是相关民族的文化差异。若两个民族文化接近,则构建宗教三大组成部分的社会条件必然相似,宗教传播则易于实现;若两个民族文牝差异甚远,受制于文化的社会生活条件必然差异很大,宗教跨族传播必然会遇到困难。就这个意义上说,宗教跨族传播的制约因素之一,核心在于有关民族的文化异同。本文拟综合比较我国宗教跨族传播的既成事实,探讨民族文化制约宗教跨族传播的原因、机制和结果,以供预测我国宗教跨族传播参考之需。     

偷盗谷物型神话——台湾原住民族的粟种起源神话

台湾原住民的谷物起源神话独具特色,与英雄盗谷种神话相似,却自成一格,在其他民族中并不多见。他们的粟种神话大都讲述粟种自远方他界偷来,说明粟种非原来所有,偷盗正是强调获得粟种艰辛不易。自他界盗回粟种的情节或许说明原住民原非农耕民族,是以狩猎采集为主,后来才有粟种栽培文化。     

族群认同与民族的界定——以回族为例

回族是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较多、分布最广的民族，它的产生发展与民族认同密不可分。又因时代不同。族称、宗教、国家确认等相关因素介入，使其具备民族最本质的特征，即民族文化和民族意识。     

从人"化外"到"化内"--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台湾"原住民"政策述评

中国对台湾的行政管理至少始于明朝初期.清朝康熙年间,中国已在台湾"原住民"居住地区设置行政管理机构,开始涉及对台湾"原住民"事务的管理.从"夷"到"番"再到"山胞"的称谓变化,反映了中国中央政府或台湾当局使台湾"原住民"从"化外异族"变为"化内之民"的过程.而日本帝国主义在对台湾实行殖民统治期间,则把台湾"原住民"称作"蕃",后又改称为"高砂族"."原住民"族称变化中隐含的政策变化,对20世纪80年代以后台湾的"原住民"运动、政治生态和"台独"势力,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山地平地化"为主轴的台湾"原住民"政策和试图使台湾"原住民"迅速走向汉化的政策意图,为80年代以后兴起的"原住民运动"埋下了伏笔.     

文化涵化与族群认同——青海河南蒙古族文化涵化问题研究

河南蒙古族是厄鲁特蒙古和项特部的一支,在明代就已皈依藏传佛教,清初移牧黄河河曲后.由于受到藏族文化和藏传佛教的进一步影响,文化发生持续涵化,尤其是作为文化传承裁体的本民族语言文字的丧失使得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再生产发生断裂,同时经济和生计模式的相似性和跨族群宗教认同的建立和强化,使得河南蒙古族与周围藏族间社会一体性和同质性加强,族群认同也愈来愈与文化认同叠合式模糊.     

政治信仰、宗教信仰与民族认同——关于西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思考

西藏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形势:宗教信仰与政治信仰相互交织、民族分裂主义与西方反华势力相互勾结、藏族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相互碰撞。要想做好西藏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就必须正确处理好西藏地区政治信仰、宗教信仰与民族认同的关系。为此,必须充分认识到政治信仰的重要作用,妥善解决好藏区党员的"双重信仰"问题,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加快推进藏传佛教改革,建立"爱国益人"的公民宗教。     

新疆民族关系发展现状及思考——基于新疆6县市1636户城乡居民问卷调查分析

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提出和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的召开,新疆民族关系和谐发展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在此,有必要对当前新疆民族关系现状加以分析、总结,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本文通过对新疆6县市入户调查问卷分析得出以下结论.新疆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已取得重大成就:当前各民族族际交往意愿较强,本地居民与流入人口相互包容,民族身份平等程度较高,各族众的中华民族意识认同与对本民族意识认同协调,各族居民对过去民族关系的态度较为满意.同时,各民族之间也存在缺乏共同语言媒介、宗教信仰差异显著、族际通婚意愿低等问题,当前民族关系不容乐观.正确审视民族关系问题,需要结合民族之间接触率、文化融合程度和结构整合状况加以分析.本文基于以上结论分析提出有关促进民族关系良性发展的建议.     

台湾三民乡沙阿鲁阿族的族群现象

沙阿鲁阿族是台湾原住民邹族的三大族群之一,以三民乡民权村的沙阿鲁阿族来看,民权村的原住民以布农族为主,其次为沙阿鲁阿族和堪卡那福族,通用的原住民语言是布农语,沙阿鲁阿族和堪卡那福族的后裔,多年来被视为或自视为布农族而不自觉.但近年来随着族群意识的高涨,后二族群的后裔,纷纷挺身而出,声称自己的族群认同.从中我们看到国家与地方的折衷以及不同族群间的冲突与妥协.如何为族群间寻求一相处之道,是今日当务之急.     

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中必须高度重视宗教信仰问题

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必须高度重视宗教信仰问题。这主要基于民族地区多有浓郁的宗教信仰氛围与悠久的信仰历史,而现阶段民族地区农村的宗教活动现状与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尚有一定的差距。另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吸收包括宗教文化在内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必须调动宗教人士和信教群众的力量。     

试论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革新

民族文化交融的前提是文化的多元性,少数民族在民族族源上的文化认同、历史认同,都体现着二元化和多元化等复杂性.随着少数民族文化的深入,少数民族延续的传统文化受到国家和社会的高度重视,它是一个国家发展的象征.所以,民族文化的传承与革新是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建设以及和谐社会的重要前提.     

林惠祥与中国大陆的台湾原住民研究

自明代以来,中央政府就相当关注台湾地方事务,台湾一词在正史典籍中的浮现也始于明代。人类学和民族学在近代传入中国后,林惠祥先生于1929年亲赴台湾进行考察,其《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由此也成为中国学者研究台湾原住民的开辟荆榛之作。台湾原住民的族源和历史是林惠祥研究的核心和重点,林先生在这方面的贡献至今依旧值得后世学人学习和思考。     

藏彝走廊中藏文化的影响与辐射

在文化分区的基础上,以宗教信仰为切入点,横向比较了藏文化在藏彝走廊各文化分区的具体表现和影响,并分析其影响藏彝走廊民族与文化格局的主要特点,指出藏文化在藏彝走廊具有跨民族或族群,乃至跨语支传播的总体趋向,存在着层次性和区域性的差异。不同民族或族群在将藏传佛教因素有机地融入本土宗教信仰中的同时,仍从宗教职业者构成、本土语言和宗教观念等层面坚守本土的宗教信仰。     

宗教弱化现象试探─—肃南裕固族藏传佛教的调查研究

宗教弱化现象试探─—肃南裕固族藏传佛教的调查研究阎天灵我国历史上，许多少数民族地区曾一度形成了全民信教的局面，举族信奉某一种精致化了的人为宗教，宗教信仰和活动实质上已同这些民族的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融为一体，成为民族特征之一。当代以来，随着整个社会变迁...     

从“化外”到“化内”——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台湾“原住民”政策述评

中国对台湾的行政管理至少始于明朝初期。清朝康熙年间 ,中国已在台湾“原住民”居住地区设置行政管理机构 ,开始涉及对台湾“原住民”事务的管理。从“夷”到“番”再到“山胞”的称谓变化 ,反映了中国中央政府或台湾当局使台湾“原住民”从“化外异族”变为“化内之民”的过程。而日本帝国主义在对台湾实行殖民统治期间 ,则把台湾“原住民”称作“蕃” ,后又改称为“高砂族”。“原住民”族称变化中隐含的政策变化 ,对 2 0世纪 80年代以后台湾的“原住民”运动、政治生态和“台独”势力 ,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山地平地化”为主轴的台湾“原住民”政策和试图使台湾“原住民”迅速走向汉化的政策意图 ,为 80年代以后兴起的“原住民运动”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