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戏曲的浪漫喜剧品性

中国古典悲剧多为浪漫喜剧，而作为浪漫喜剧的中国古典戏曲多重视伦理正义的伸张，在表现情节过程之中以抒情为主，结局的团圆形式之中体现出幻想性、想象性，同时也不失滑稽幽默。这些美学品性使中国古典喜剧多为浪漫喜剧。     

中国古典喜剧的鉴别标准

在中国戏剧文学中,喜剧的传统不仅悠久,且成为中国戏曲发展的主脉。然而,面对色彩纷呈,林林总总的戏曲文本,如何鉴定其中的喜剧,目前仍是个不容易解决的问题。有时面对同一部喜剧作品,有人判为喜剧,有人判为正剧,还有人判为悲剧。究其原因,主要是对中国喜剧的艺术规律和评判标准缺乏深入研究和把握。本文着眼于喜剧性产生的主要因由,讨论中国古典喜剧的鉴别标准。     

改编:古典戏曲的生存策略

改编是中国古典戏曲生存和发展的一大重要策略.以古人古事为改编对象进行创作,戏曲为自己戴上了一个护身符;改编自前代或同时之小说,戏曲可以更为广泛地走进社会的各个阶层;大量选择前人戏曲作品进行改编,既为生存,也为艺术上的精益求精.文人主导和艺人主导这两种戏曲改编的路径,体现了高台教化与感性娱乐、雅与俗、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等多方面的融合.此外,改编也是戏曲经典化的一个重要途径.     

广东语文学会举行古典文学学术讨论会

广东语文学会于上月上旬举行古典文学学术讨论会。会议就当前古典文学研究中为人关注的问题如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研究与教学方法论、中国古代戏曲(尤其是中国古代悲、喜剧)的民族特色等问题,分专题小组进行了讨论。     

敦煌俗赋的文学史意义

敦煌俗赋的发现 ,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它使我们知道在“深覆典雅”的文人大赋之外 ,社会下层还流传着一种或讲故事、或调笑取乐的通俗赋体作品 ,使我们对汉魏六朝以来一些带有故事性、诙谐性和大体押韵的作品及其文体归属有了明确的认识 ;失传已久的秦汉“杂赋”也可借助敦煌俗赋而了解其大概     

宋元戏曲的娱乐趣尚

瓦舍文化是一种娱乐文化，宋元戏曲是在瓦舍勾栏成熟起来的我国民族形式的戏剧，它必然带有娱乐文化的某些特点。本文主要从喜剧品格和大团圆结局两个方面，观照宋元戏曲的娱乐趣尚。     

团圆亦带泪 谐谑总含悲--中国十大古典悲剧中喜剧因素初窥

在扣人心弦、感人肺腑的中国古典悲剧之中，绝大多数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喜因素，这是一剧个普遍而奇特的现象，值得我们重视和深研。本文原本应该以整个中国古典悲剧作为研讨对象，不过，在中国古典剧作中，究竟哪些剧作属于悲剧，学术界至今并没有一个定论，也没有一个理论的支撑（比如关于《牡丹亭》是否属于悲剧，就颇有争议），所以本文仅以大家公认的中国古典悲剧的顶峰与代表——中国十大古典悲剧作为研究的对象，探讨其中包含的喜剧因素，并由此看出中国古典悲剧的特色、长处及创作上、理论上的不纯粹与不成熟。一、古典悲剧中喜剧因…     

从《罗密欧与朱丽叶》和《西厢记》看中西戏剧审美观差异

本文通过对比《罗密欧与朱丽叶》和《西厢记》中西方两部名剧论述了两个民族不同的悲喜剧概念,分析了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和审美情趣。西方戏剧悲、喜剧经渭分明,推崇悲剧,轻视喜剧。悲剧的效果是怜悯与恐惧,恐惧中有亢奋,怜悯中有崇敬。中国戏剧则是寓悲于喜,授喜于悲,亦悲亦喜,悲喜混杂。因为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和审美追求是和谐、平衡、匀称和统一。     

试论古代白话短篇小说中的喜剧手法

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喜剧手法的成功使用，使中国小说的审美情趣呈现出与众不同的民族特色。主要表现在：用喜剧手法揭示悲剧主题、以喜剧场面刻划人物复杂性格、以乐衬悲的反衬艺术、喜剧化的“大团圆”结局等。这与中国古代人特有的生活方式、民族心理、民族审美观甚至宗教观，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后现代语境下的悲剧意识

后现代主义的解构理论,是以削平思想深度、消解历史维度为旨归的.后现代主义对世界统一性认识以及知识可靠性的怀疑、对世界人生与人类真理的不确定性态度,都形成了对人类主体意识与自由精神的解构,同样也形成了对悲剧意识的解构.以商品化、娱乐化为特征的后现代主义文本实践,以反讽的理念把悲剧的内容作喜剧的处理,其目的是抹平现实与艺术中的悲剧性因素,从而与悲剧的本质背道而驰.     

从“审悲”到“审乐”——论白居易的闲适美对中国审美理想的改变和影响

中国唐代以前以悲为美,这种审美理想在白居易那里得到明显改变.白居易的生命观经历了从悲剧体验向喜剧体验的转变过程,他的关学思想也经历了从追求"审悲"向追求"审乐"的转变.白居易后期极力推崇具有"审乐"意识的闲适美,致使宋代以后"审乐"成为文人的重要审美理想和审美范畴.     

李渔戏曲叙事中的"消愁"观念与明末清初的江南城市文化

在李渔的观念中,"传奇原为消愁设",戏曲的主要功用是娱乐消愁.李渔的戏曲创作宗旨就是博人一笑,替人消愁.这一观念反映出中国古典载道文艺向娱乐文艺的蜕变,这种蜕变是明末清初江南城市社会文艺活动的一个特点,显现了江南城市文化的一种时代特征.同时,李渔的诙谐又是明末清初江南城市这一特殊时空里的一种生存智慧.     

明代中后期文人喜剧特点与审美

论及在戏曲史上的地位,明代杂剧比不上在当时兴起的传奇,也比不上浑然天成的元代杂剧,但是,明代中后期的文人杂剧仍然成为了中国古代戏剧史上一个颇具特色的存在。这里借助叙事学的相关理论对明代中后期的文人喜剧进行时空架构方面的分析,认为这一时期的作品具有轻时间推进,重层次展开的特点,通过虚拟场景的设置、多视角的介入,使审美客体呈现出其自身的荒谬可笑之处。而且,这些叙事手法的采用,与创作者的喜剧意识息息相关。     

三国排调例说

排调,是古代流行于士大夫阶层中的一种相互调侃取乐的风尚。排调活动源于先秦和西汉,风行于东汉末年和三国,至两晋和南北朝则达到鼎盛。三国时期,皇帝、大臣都积极参与排调活动,排调逐渐发展成为一种专门的娱乐方式,并形成了一定的表演程式和艺术技巧。排调活动是两汉俳优表演、经学辩论和豪族意识等因素相互结合的产物,也是后来相声、小品、谜语等多种民间艺术形式的渊源。     

戏曲作品中的李白形象研究

本文是对李白及其作品成为中国文学原典之后的影响研究。李白的影响非止一端,戏曲文学的叙事技巧带来了较之传统诗文的表现更为汪洋恣肆的故事流传,戏曲作品受到审美创造者和接受群体———读者(听众)的制约也表现出更为强烈的时代意识。本文正是通过对后世戏曲中的李白题材作品全面系统的考证叙录,梳理其故事情节的渊源变化,反映出李白形象在后世的流传特点,从而揭示中国文化中李白接受史的内涵构成。     

论古典戏曲的传统性及其现代化意义

中国古典戏曲是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它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创造了无数的辉煌。时至今日,优秀的古典戏曲仍然有着它独特的魅力,在保留其传统性的基础上如何改革使之具有现代化的意义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王国维诗词悲剧意识

王国维诗词作品大多数属于悲诗悲词,表现出浓烈的悲剧意识,并形成其诗词的主要审美品质。具体说来,这种悲剧意识主要表现在生命悲剧意识和历史悲剧意识两个方面,并通过多个维度体现出来。王国维诗词中悲剧意识的形成不但与他本人的生活经历息息相关,同时还有哲理的、时代的、政治的多种因素的影响。     

中国古典戏曲政教批评的承传

我国古典戏曲政教批评的承传,主要体现在两个维面:一是政教批评在古典戏曲批评中的承传运用;二是戏曲教化在古典戏曲批评中的承传阐说。在第一个维面,由元至清,戏曲政教批评观念一以贯之,呈现出不断凸显的特征。在第二个维面,其承传阐说的内容主要围绕讽谏、教化的必要性、价值及如何实现其宗旨等论题加以展开。上述两个维面,将古典戏曲政教批评的内涵展现了出来。     

唐代乐舞、百戏观演场所考察

唐代乐舞、百戏杂糅交融,观演场所日趋固定、专业,是中国古典戏曲发展史上比较特殊的时期.结合两唐书、唐代笔记小说等相关史料考察唐代乐舞、百戏的观演场所,揭示封建等级制度下观看者、演出者、观演场所之间的关系,对于梳理唐代戏曲发展的脉络,窥探唐人娱乐休闲文化的面貌具有积极意义.     

唐末五代文人的"悲剧意识" 及其文艺转化

唐末五代文人的心灵普遍承载着深重的悲剧意识,具体表现是乱世之悲、亡国之悲、命运之悲和人格之悲。唐末五代文人消解悲剧意识的各种方式促使文艺彰显出独特的时代特点:入骨讽刺以发泄悲愤,由此形成唐末讽刺文学的高度繁荣;冷眼旁观以求平静,这给唐末诗文带来了清醒的哲理性和历史穿透性;皈依宗教与隐逸山林,由此造成唐末五代大量诗歌具有空寂色彩和淡泊情趣;沉湎酒色和世俗娱乐,唐末五代城市文艺的艳情化和世俗化与此是互为表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