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城市与诗性文化

中国诗性文化、江南诗性文化、江南城市诗性文化的空间叙事分层,显示了中国诗性文化研究在学理上的逻辑进程与经验走向。诗性文化在江南城市与北方城市的空间差异,主要是由南北不同的城市类型造成的。而在江南城乡之间,由于客观存在的"文明发展程度"的差异,形成了江南诗性文化产生"城市"与"乡镇"两种形态的根本原因;把江南城市与北方城市、江南乡镇区别开,是我们正确阐释或建构江南城市诗性文化的最重要前提。江南城市诗性文化有两个核心要素:一是不同于北方城市诗性文化,两者在逻辑上主要表现为"政治"与"经济"的对立;二是不同于江南乡镇诗性文化,两者的重要差异在于"伦理"与"审美"的不同,江南城市诗性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中国本土的都市文化模式与经验。     

江南城市经济与艺术文明

江南城市经济的高度发达,为江南城市艺术及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形成了适宜的社会文化环境以及艺术化氛围,为人们追求艺术化的生活和精神享受提供了现实可能.江南城市经济的高度发达为艺术文明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各种社会条件;而都市艺术发展则促进了城市人文精神的提高,进一步促进了江南城市的进步.     

《奈何天》:从小说到传奇

传奇<奈何天>是根据李渔的话本小说<丑郎君怕娇偏得艳>改编而成.当我们用李渔的"立主脑"、"减头绪"、"戒荒唐"等戏曲理论原则来审视、对照改编前的小说与改编后的传奇,会发现这些原则并不适合改编成的<奈何天>,却适合改编前的<丑郎君怕娇偏得艳>.由此可知,李渔的戏曲创作实践与理论并不能够完全契合无间.<奈何天>偏移李渔相关戏曲理论原则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关涉到李渔对小说、戏曲两种不同文体的认识,又离不开他以劝惩和娱乐为目的的创作旨趣.     

《奈何天》:从小说到传奇

传奇《奈何天》是根据李渔的话本小说《丑郎君怕娇偏得艳》改编而成。当我们用李渔的“立主脑“、“减头绪“、“戒荒唐“等戏曲理论原则来审视、对照改编前的小说与改编后的传奇,会发现这些原则并不适合改编成的《奈何天》,却适合改编前的《丑郎君怕娇偏得艳》。由此可知,李渔的戏曲创作实践与理论并不能够完全契合无间。《奈何天》偏移李渔相关戏曲理论原则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关涉到李渔对小说、戏曲两种不同文体的认识,又离不开他以劝惩和娱乐为目的的创作旨趣。     

李渔的戏曲理论与创作中的观众学初探

李渔是一位戏曲理论家,又是一位剧本创作的实践家。他对戏曲艺术的特征———群众性、综合性和演出艺术有较为深刻的理解。李渔的戏曲理论超越前人,取得多方面、系统化成果的重要前提是他对观众的熟悉,重视对观众的研究。李渔的娱乐观众的戏曲创作与他对观众心理的研究也是分不开的。李渔的戏曲理论在观众的作用、观众的组成、观众的心理等方面体现了明确的观众意识和对观众学方面的许多见解,形成了自成体系的观众学,从而打破了我国戏剧理论研究传统视野的束缚,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使我国戏剧理论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鱼稻文化对江南城市生活的影响

以“饭稻羹鱼”为典型特征的江南民族,在饮食上“食鱼与稻”,在生产方式上以“火耕水耨”的稻作生产和渔猎生产并存,这与北方民族以黍麦种植为特色的农耕文明形成截然区别,因而可以把江南农耕文化定义为鱼稻文化。江南鱼稻文化的发展以及逐步成熟极大地刺激了江南城市经济和形态的发展。古代江南城市在城市生活的内容和方式上,都全面地受到江南鱼稻文化的深刻影响,从而具有了典型的江南城市文化特色。首先,高度发达的江南经济,为江南城市形态的发展和城市生活提供了最强有力的经济支持。因为江南只有在具有了这种超强的物质实力,使其自身成…     

历史追忆与现世沉迷:唐诗中的金陵与广陵——以江南城市文化圈为研究视阈

金陵(南京)与广陵(扬州)同为对唐代文人产生重要影响的江南城市,这在唐诗中表现得颇为充分.在六朝末年金陵被毁后,广陵历史性崛起,于是六朝金陵的繁华逐步过渡为唐代广陵的繁华.以唐诗为观照点,可见出描写金陵与广陵的作品在吟咏内容、情感意向等多方面的不同.诗作对两城的不同展示,从一个侧面表现出从金陵到广陵的文学演进,同时,这一典型的文化现象也使我们从新的角度得以观察江南城市文化的变迁轨迹以及城市发展与诗歌表现的互动关系.     

日本遣明使笔下的江南城市生活——以对文人生活的刻画为中心

日本遣明使的出使日记,从域外观察者的角度,为我们呈现了明代中叶在上下互动(朝廷和地方)、内外互动(中国和外国)中的江南城市生活。遣明使与中国士人相近的教养背景和文化观念,使他们很自然地融入到城市的文人生活中。而他们所记录的士人阶层的衣食住行及社交生活,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江南城市的经济水平、当地社会的传统、城市间物资流通的情况以及国家政令在地方实施的情况。     

从《儒林外史》中的文人聚会看明清江南城市的文化功能

明清之际,江南城市出现了完备的四级城市层级体系。《儒林外史》以相当的篇幅,描写了发生在这些不同层级城市中的文人聚会活动,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明清时期江南城市的文化风貌。明清江南城市的文化集聚与辐射功能得以实现的基础,便是其独特的交通、经济、人文与自然风光等条件。     

论李渔的商品意识在戏曲活动中的体现

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李渔的戏曲活动总体上是以商业经营与赢利为旨归的.论文以此为切入点,从一个新的视角,通过李渔出身和经历形成的商人品格、以出版为依托的商业戏曲活动、戏曲创作中鲜明的商品化色彩、李渔家班演出活动的营业性等方面来论述商业化的"治生"方式对李渔戏曲活动的影响,说明李渔的商品意识在戏曲活动中的谋利性特征.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全”、“都”和“全都”

从实际语科出发，详细分析了“全”、“都”和“全都”用法的异同，总结了它们各自适用的场合。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辨"齿、牙"

一些大型字典、辞书或齿、牙不分,或认为牙是臼齿。依《说文》、古文献、动物形态,牙实为尖锐的犬齿。     

"协作"与"合作"之辨异

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及其交往关系中,合作是一种不同于协作的行为模式。然而,人们往往把它们混同起来。其实,在工业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框架下,所造就的只是一种协作的行为模式,在对工业社会历史阶段的超越过程中,我们需要确立的是合作的行为模式。人们的合作关系以及行为模式的建构,将意味着人们交往活动中出现一种更高形态的“差异互补”机制,也意味着人类社会走向一个更高级的历史阶段。因此,在社会治理模式建构方面,需要根据合作社会的要求去建构起一个合作的社会治理体系。     

对“以人为本”中的“人”的理解

作为科学发展观本质和核心的"以人为本"的"人",首先是指"人民";但是,从根本上讲,"以人为本"的"人",是指"每一个人",即"所有的个人","每一个人"是构成科学发展观的历史主体.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历史主体上坚持"人民"和"每个人"的辩正统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对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