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云南盐业生产技术改进与生产关系演变研究（1927年-1937年）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云南食盐在生产技术和生产关系两大领域都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初期滇盐的煎制方法仍然是传统技术的延续,但在进）v20~-纪3（）年代以后,在煎制方法上出现了“移卤就煤”工程的伟大技术革新。t而滇盐在改善盐质方面最大的成就无疑是食盐加碘工作的推行;生产关系方面的主要变化,表现在随着“丁份制”下灶户越添越多,丁份额却越分越少。与此相反,生产成本和盐价却越来越高。“丁份制”的弊端重重使得推行“公司制”已迫在眉睫。     

乾隆年间两淮盐商的资本积累与流向

清代乾隆年间,两淮盐商依仗清王朝赋予的政治经济特权,在盐务官员的庇护和皇帝的大力支持下,得以垄断两淮食盐贩卖的厚利,并因此发展成为挟资千万、富比王侯的巨大封建商业资本集团。拥有巨资的两淮盐商,其资本流向是多方面的,他们除将部分财富耗费于购置田产和奢侈消费外,还将大量资本回馈社会,积极投身于救灾济荒、筑路修桥及抚孤恤贫等社会公益事业。     

清代“两淮岁课，当天下租庸之半”质疑

清代两淮岁课在全国课税收入当中占有比较大的比重，但这种比重具体大到什么程度．迄今为止人们对此并没有明确的量化统计；而在含混不清的定性研究当中，学界较为普遍认同的观点是“两淮岁课。当天下租庸之半”。本文在通过合理的量化分析后发现，该看法其实是很不确切的。有清一代，无论是清初、清中叶还是清末，都不曾出现过“两淮岁课，当天下租庸之半”的客观事实；即便是全国所有的盐课。也从未达到过占全国租庸之半的盛况。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清代两淮岁课占全国盐业岁课的一半甚至更多，却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陋轩诗》与清初灶户的社会生活

盐课收入是清代国家赋税的重要支柱,以往人们多侧重于"盐法"即盐业政策的研究,很少关注盐的直接生产者———灶户的社会生活。灶户直接关系到盐的生产与再生产,关系到盐业生产关系和社会属性,应该引起重视。值得庆幸的是吴嘉纪的《陋轩诗》反映了这方面的问题。     

清代两淮盐商与扬州饮食

清代的两淮盐课“动关国计”,两淮盐商富甲天下。盐商的大量资金相当一部分用于自己奢侈性的消费,其饮食消费对扬州饮食风尚产生了极大影响。清代盐商对扬州饮食文化有着应予肯定的贡献。     

北洋政府时期云南盐业生产研究

北洋政府时期,云南食盐生产虽然继续巩固了清末形成的滇中、滇西、滇南三片区盐业生产格局,但清代黑盐井在滇独大局面于民国初期已受到了强烈挑战,同时,盐产量总额也比清代有了较为明显的增加。这一时期,部分大盐井和全省的总体盐产额都有较大的波动,而卤矿含盐量的变化、燃料成本的变化、生产技术和生产关系等方面的变化无疑都会影响到盐产量的变化。     

清代粤盐销滇研究

清代云南由于盐产地分布不均、移民人口增加及落后的交通运输条件等原因,食盐产不敷销,于是借销邻盐,粤盐即其中一种。清代,粤盐在滇省的行销可谓贯穿始终,其运销方式、运销量及运销区域在不同时期或多或少发生了一些变化。期间,更是出现了近乎以货易货贸易形式的铜盐互易。粤盐销滇,尤其"铜盐互易"在滇、粤两省的贸易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缓解了滇东南食盐不足以及广东余盐积压问题,加强了云南与两广的经济交往,促进了沿途地区城镇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徐步云和他的伊犁诗作

清代乾隆帝统一新疆后,有大批遣员被遣戍伊犁,其中不乏能诗之士,留下了大量的清代伊犁边塞诗。与其中历来备受西域研究者关注的清代伊犁边塞诗的代表作相比,清乾隆年间因卢见曾两淮盐引案漏言而遣戍伊犁的徐步云的边塞诗却少为人知。他的诗对研究当时伊犁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颇具研究价值。     

中药治盐哮法

正什么是盐哮盐哮又名咸哮咳,顾名思义,是与盐有关的哮喘,由于食盐过多引起,之后每于食盐过多或感受风寒后发作。明代张介宾首先提出其病名,清代何梦瑶、吴澄、林珮琴等后世医家也对其有所论述。何梦瑶的《医碥》曰:“食味酸咸太过,幼时多食盐醋,往往成此疾,俗谓之盐哮。渗透气管,痰入结聚,一遇风寒,气郁痰壅即发。”吴澄《不居集》曰:“咸哮咳,因食咸物所伤,以致哮嗽不止。”     

明代万历以前制盐业的非官业性

(一)以前学者大都认为,明代前中期——万历四十五年以前的食盐制造业的生产形式是官营的,其经济性质是属于与私业相对而存在的官业类.理由是自明太祖朱元璋开始,将滨海盐区和内地盐区居民编为灶籍,灶户要世代服盐役,所产食盐要上交官仓.制盐的生产资料灰场、草荡、盘铁等都是国家分拨给灶户的,即为盐业生产资料国有制,故而确定盐业生产为官业类(转见《清史研究集》第二辑等书).然而,首先应该明确政府给灶户规定的     

清中叶两淮私盐及其个案分析

微观研究表明,有清一代,两淮私盐在不同历史时期往往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以清政府从强盛走向没落的清中叶为例,从乾隆、嘉庆至道光年间的一百多年时间里,两淮私盐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从时间上看,如果我们把这三个历史阶段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那么私盐的发展脉络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三步走：即乾隆年间私盐的起步、嘉庆年间私盐的发展与道光年间私盐的泛滥成灾。清中叶两淮私盐这种递进式的发展过程,众多的私盐个案给了我们清晰的印证。     

论明代海盐产地（上）

明代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盐业生产也不例外。明代海盐产地分布于从辽东半岛至北部湾的大陆东部沿海地区及其附近某些岛屿。明代海盐生产至少有177个盐场。与元代相比，盐场总数增加了4个。由北至南按照产区依次论述，其（上）部分主要研究了辽东、长芦、山东、两淮、两浙的情况。其中，交阯12场是新设，存在时间较短。两浙盐场减少了10个，主要是盐场合并所致。辽东盐场增加了14个，这一点与明朝政府在这一地区实行军事屯田直接相关。     

海外之变体:明清时期崇明盐场兴废与区域发展

自南宋时期崇明天赐盐场成立起,官方的兴趣就不全放在其盐业生产的控制上,表现出了极大的宽松度和随意性,之后该场几经兴废,虽与崇明沙洲发育不稳定不无关系,但也是为了在两淮和两浙盐区之间制造一个缉拿私盐的"缓冲地带"。入清以后,官方曾针对缉盐做过诸多数目字管理的尝试,但终不免功亏一篑,过于宽松的氛围往往成为严格制度的致命"黑洞"。     

清代私盐难禁之法律缘由考析——以四川为例

清代私盐难禁是多种因素的综合结果。在生产领域,场灶生产的余盐是私盐产生的前提,对场灶的规制不力是灶私产生的根本;在运销领域,行盐程序非常复杂且引岸划分不合理,从而邻私现象时有发生;在监管领域,查缉枭私的机构庞大但运转不灵,奖惩查缉枭私的措施严密但执行不力,以致枭私和缉枭官吏的渎职现象严重。清代私盐难禁的最根本原因是官盐的垄断所形成的利差,争利中各种利益主体的博弈,破坏了法律构筑的禁私体系。     

清末民初四川盐场陕籍盐商衰落原因研究

清末民初，曾经辉煌于四川盐业经济舞台上的陕西盐商逐渐走向衰败。就其客观原因来说是社会环境的改变、政府政策的调整、四川本土新兴盐业资本集团的排挤以及封建政府肆意压榨等因素的影响；就主观原因而论，主要是“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束缚了陕西盐商的发展，以及窖藏、奢侈消费、墨守成规、思想保守等文化心态的重要影响。     

清代国家生息资本--盐业帑本考

清代,特别是清前期,各地盐商凭借清王朝政府授予的特权,垄断了食盐的运销,借此获取高额的利润.同时,清政府又通过种种手段,对盐商们进行额外盘剥.清政府除了运用税收制度加大盐业利税获取财富以外,还尽力利用盐业帑本这种国家生息资本榨取盐商,获得强制性的高利贷收入--帑息.     

宋代食盐安全管理研究

宋朝是一个商品经济繁荣的朝代,食盐贸易在社会经济中的角色相当重要,成为生产和贸易量极大的商品,随之也出现了危及食盐安全的问题,渗透到食盐的生产、储藏、运销等各个环节。在食盐的生产过程中,由于官员急功近利,不合理的改变生产流程,导致食盐质量低劣,出现了盐户的掺假现象;在储藏过程中,由于盐仓狭小无法及时容纳,舟人乘机偷盗掺假,并且盐仓官吏与盐仓附近民户也参与偷盗官盐,在盐仓中掺假,以次充好;在运销过程中,由于运盐路途遥远,吏卒沿路偷盗掺假,因此边缘地区出现了食盐短缺的现象。为保障食盐安全,宋政府采取了惩治违法人员,改建盐仓,严格管理钥匙,加强巡逻,鼓励揭发和给予举报者奖赏等措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清代新疆伯克制度考述

伯克制度原是天山以南维吾尔族地区旧有的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大小封建主就是等级不同的伯克,且均为世袭。清朝统一新疆后,遵循"因俗而治"的原则,对伯克制进行改造,废除世袭,将其纳入地方官制序列,但旧有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未从根本上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