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公共文化的面孔、式微与再造——基于湖北农村老年人协会建设实践的分析

乡村公共文化具有知识性、规范性和价值性,三者共同形塑出乡村公共文化的面孔。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面临伦理与治理双重危机,不可逆地蔓延开来的消费主义,形塑出异化的社会性竞争形态,并导致乡村公共文化的式微与乡村公共文化危机。老年人社会处境的退化,是乡村公共文化危机在乡村社会中的直接表现。通过外部资源输入与内部组织运作的结合,农村老年人协会的建设与运作实现村庄内部社会文化资源的适度整合和村庄公共文化供给自主化,展现出乡村公共文化供给的"低消费、高福利"模式。乡村公共文化再造的社区主义,不仅为农村老年人供给文化公共品,而且有望实现农村文化公共品的集体化制造与乡村公共文化的可持续生产。     

动员型组织的日常化:农村老年人协会的运作逻辑与演变路径——基于湖北W村老年人协会的个案研究

如何满足老年人的福利需求将构成中国未来社会建设的重要主题。在广大中西部农村地区,“由外部资源促进内部发展”是老年人协会建立与发展的必由之路。面对乡村社会复杂多元的制度环境,老年人协会依靠村庄动员形成了制度化的动员型组织结构,表现为结构增生、功能外溢和规则妥协。制度化成本和组织内在张力导致老年人协会逐步走向日常化。日常化意味着老年人协会真正融入村庄的社会网络和文化传统,成为村庄秩序和文化传统的守护者和担纲者。国家在扶持和推广农村老年人协会时,需要从文化建设和乡村建设的战略着眼,鼓励和尊重老年人协会自发探索的积极性,形成“低成本、高福利”的老年人协会建设模式。     

农业型村庄的空心化问题及新型农村社区建设

农业型村庄人、财、物流向城市的趋势不逆转,农村的经济、社会、文化衰败将愈加严重。新型农村社区以改善居住环境和均等化公共服务为遏制村庄空心化的逻辑起点,增强了农民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让社区再次成为农民的安居之地。然而,商品化社区生活所推动的离农化和陌生化人际交往所产生的离心力使得新型农村社区存在着演变为＂空心化社区＂的风险。因此,有必要让新型社区农民重新聚拢起来和互动起来,具体措施包括：利用农业型村庄土地优势发展农业现代化,结成外出农民和留村农民社区经济利益共同体;壮大村集体经济,使其有能力和积极性开展社区公共文化生活,再造熟人社会。     

现代村庄治理模式探析——基于农村社会分化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建构了一个以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为内容、体现大众民主平等的村庄治理模式，这种模式推进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中国农村出现了社会分化，主要表现为农村社会成员的职业分化、农户的分化和农村社区的分化。农村的社会分化带来农民观念的改变，也催生了精英治理这种村庄治理模式。从理论和实践来看，“精英”治村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精英”本身需求也成为精英治村的动力，因此，“精英”治村能够带来村民面貌的焕然一新，是村庄治理的必然选择。     

社会转型视域下农村社区治理路径选择——“第六届农村社会学圆桌论坛”观点综述

2015年10月31日-11月1日,“第六届农村社会学圆桌论坛”在南京农业大学成功举办。运用综述分析法,归纳总结“第六届农村社会学圆桌论坛”典型观点,为现代农村社区治理提供借鉴和参考。研究内容重点围绕关于国家治理下的农村社区及其运行逻辑、关于农村社区文化建设与公共空间的建构、关于农村社区现实困境与治理危机、关于农村社区的治理模式以及关于农村社区治理的路径选择等议题展开研讨交流。研究结果是当前农村社区治理在理念与实践方向上尚存争议,但乡村建设已在推动,其主要治理模式表现为本土精英自主型、政治权力主导型、政策资源干预型和社会资本下乡型。研究结论表明社会转型视域下农村社区治理的路径选择在于重构治理主体,培育职业化农民精英阶层,内化“外部资源力量”,实现农村社区的合作共治。     

再仪式化与农村社区治理的逻辑机制——基于浙江台州市L区“乡村十礼”的实践

农村文化礼堂的再仪式化,是将传统农村民俗礼仪和儒家传统礼仪结合起来,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过程,其实质是文化再生产。浙江台州市L区"乡村十礼"的建构和礼仪实践,反映了以象征性的符号表达仪式的特定关系、礼仪文化再生产的建构方式和乡村社会转型的价值再塑方式再仪式化的逻辑机制。"乡村十礼"的实践表明,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构农民道德共同体和精神家园的仪式过程构成了再仪式化实践逻辑。"乡村十礼"为行为规范的礼仪活动,反映了政府建构乡村社会文化礼仪的价值取向、农村社区治理的文化选择和农民个体的文化意愿,也成为农村社区治理中文化治理的探索实践。     

政府购买农村养老服务的文化论域

政府购买养老服务是应对人口老龄化、补齐农村养老短板的重要方式。但从实践中看,政府购买养老服务由于缺乏对老年人文化诉求的关注,导致了服务效果欠佳。基于田野调查发现,政府购买农村养老服务时,在对老年人生命意义的关照中存在文化缺位,同传统家庭养老功能体系衔接中存在文化错位,在考核留痕中存在文化跑位等问题,以致陷入一种文化失位的实践困境。政府购买农村养老服务实现破局的关键是要立足农村生活文化场域,促进养老服务中的文化归位：通过文化补位促进老年人的生命意义重建,通过文化正位实现社会养老同家庭养老功能的有效衔接,通过文化调位促进考核手段的优化调整,从而充分回应农村养老服务中的文化关切。同时,将文化维度纳入养老服务体系中进行考量不仅有利于进一步推进农村养老服务事业的精细化发展,也有助于提升我国社会公共治理服务中的人文热度。     

多层次社会资本与农村老年人健康状况

文章分析了农村老年人多层次社会资本内涵,将其划分为个体家庭结构型、个体家庭关系型和个体家庭认知型社会资本,村庄公共社会资本和村庄团体社会资本,通过OLS回归分析方法检验了多层次社会资本对农村地区老年人生理、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关系,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多层次社会资本对东、中、西部省份农村老年人生理、心理健康的影响,并对全样本回归分析结果进行检验。结果表明:①多层次社会资本对农村老年人健康状况具有显著促进作用。②多层次社会资本对不同省域间农村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别。③村庄公共社会资本对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和东、西部省份农村老年人生理健康水平具有显著影响,村庄团体社会资本对中部省份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具有显著影响。     

重建社会交往:农村老年人精神慰藉的组织化实践路径

家庭交往弱化和社区交往萎缩造成的农村老年人精神慰藉困境,是农村老龄化危机面临的主要挑战.以宜昌马村老年志愿服务队重建老年人社会交往的实践为样本,分析"低成本、高福利"的老人精神慰藉实现路径.研究发现:志愿服务队以老人同辈群体为对象、以村庄社会为空间、以公共参与为媒介,在需求瞄准、资源激活、组织动员三重机制作用下,重建老年人社会交往,回应老年人精神需求,维护村庄社会秩序.在城市化带来家庭养老功能弱化背景下,作为一种"集体化"和"组织化"的老人村庄生活新形式,通过志愿服务队重建老人社会交往不失为应对农村老龄化危机的一条出路.     

农村积分制治理何以成功——基于谷村的个案研究

聚焦农村积分制成功运行的内在机理这一核心议题,以谷村为个案观察对象,从积分制创设与运行两个维度分析,认为党政—社会动员与响应机制和多元治理力量参与的保障机制是积分制成功创设并运转的关键。农村积分制以治理机制下乡的形式,在村庄社会成功制造并嵌入了竞争关系的规则机制和面子与积分转化机制,调动了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提升了乡村治理有效视野下秩序重建和发展实现的双重目标。研究为农村积分制成功运行提供了理论解释。积分制治理过程中也存在着计分规则存在漏洞、资源持续供给挑战和将道德量化引发质疑等问题。乡村治理有效应注重治理机制下乡,创设资源的竞争性获得机制,保持政府参与村庄治理的边界和弹性,挖掘乡村德治潜力。     

当代农村社会变迁中的道德背反现象及重建——以南京浦口侯冲社区为例

当代中国农村的社会变革发生在较短的时域之内,却带来了影响深远、作用深刻的社会效应。如果说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经历了变革的话,那么最重要的一点是——农村生活方式和农民的精神风貌有了异常丰富的形态。这种新形态的文化观念又对农村社会的发展施以复杂多变的影响。这些富于新形态的文化观念的变革反过来又作用于农村社会,对农村的政治秩序和道德秩序产生作用。以农村社会变迁中的道德背反为研究对象,结合对南京浦口区侯冲社区"支部+协会"制治理模式的实地调研,指出超越道德背反的关键在于构建法治秩序、培育政治文化和重建新乡情。     

人情交往在我国农村存在的价值

在传统社会人际关系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农村社会中人情交往的主要形态,并对其在新形势下的文化内涵进行解读;运用社会功能的相关理论对这种人情交往的功能进行了分析,指出了人情交往的功能主要是稳定农业生产、促进信息交流和维护村庄和谐;而更深层的意义还包括促进社区整合和提供心理归属,并由此对农村社区的存在价值进行探讨。     

嵌入与交换：企业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机制研究

基层治理水平的提高要求构建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企业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过程是企业与农民、村集体以及地方政府的互动体现。通过长期频繁的互动,在文化、社会、政治方面形成嵌入机制,这是企业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形成机制。而要维持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稳定,还需要有动力机制。作为以盈利为目的的市场主体,企业会在组织利益与治理参与间建立交换机制。嵌入机制与交换机制相互强化,不仅促使企业有效参与村庄治理,也可维护企业利益,为其参与村庄建设提供基础。研究发现企业的治理行为与盈利行为有机结合才更具现实可行性,这为厘清企业这一主体如何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了参考,有助于提升农村基层治理效能。     

农村社区生态文化建设问题探析

农村社区是社会的基础.大力推进农村社区生态文化建设,对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自身的和谐发展具有深远意义,但当前农民生态意识淡薄、生态文化教育缺失、体制机制存在缺陷的问题亟待解决.要针对农村社区的具体实际,加强生态文化教育和人才队伍建设,构建生态文化建设的长效机制,推进农村社区生态文化的长足发展.     

中国农村宗族势力为什么能够复活

当前中国农村，久已销声匿迹的宗族势力又重新复活起来，这与传统的、现实的多种因素不无关联。从历史的宗法制度到亘古至今的聚族而居，从家庭功能与行政功能的涨落到农村社区文化，以及农民精神心理中的消极因素，促成了农村宗族势力的复活。从多视角探寻宗族势力复活的原因，将为治理农村宗族问题提供依据。     

分化、竞争与压力的代际传递——对农村老年人自杀现象的理解

从分化、竞争与社会压力的代际转移和传递分析了农村老年人自杀现象.通过实际调查,阐析了农村由于农民分化而带来的社会占有的不平等和资源分配的不均衡,无论哪个阶层的农民都不会养尊处优;同时,农村社会性竞争的特征总体呈高度竞争态势和阶梯性,且无退出机制,年轻人快速地逃离村庄进城务工.由于村庄竞争往往与农民的人生任务捆绑在一起,使得中下层家庭竞争的压力容易转移并集中到中年人身上,中年人的负担和压力通过代际责任传递到了老年人身上,一旦老年人不能创造价值、无法自理及生病之后,老年人就成了子代的纯负担和累赘,就很容易在子代挤压和老年人为子代着想的合力下走向自杀.提倡将老年人从子代竞争中抽离出来,变家庭养老为社会养老,在新农保的政策下,确保农村老年人的生活和希望.     

中国农村研究的主体回归与方法论创新

21世纪以来,中国农村治理研究陷入了本土化与主体性双重困境,中国农村社会基础的深度转型,农村研究方法的缺陷以及大规模村庄研究的局限,要求中国农村研究回归深度的村庄研究,尊重农民主体性。在回归村庄研究的方法论上,文章认为要突破国家政权建设理论等研究视角的局限,把市场化这一变量纳入分析视野中。村庄主位、农民主体、市场化过程同国家宏观治理体系的互动逻辑,应该构成后中国农村治理研究时代的主要内容。     

农村社区治理中的利益衡量机制构建

农村社区治理作为农村公共政策实施的延伸,最关键的问题便是治理中存在的各类利益主体的利益冲突。农村社区治理其实是公民社会在农村地区的重塑,这一过程并不是简单地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增加农村地区公共产品供给,而是需要从更大程度上优化农村社区治理机制、变革农村社区管理体制,同时完善农村社区利益分配制度,着力解决农民关心的利益问题,健全农村社区利益主体的保障体制,规制各主体利益关系,以此构建农村社区治理中的利益衡量机制。     

学校撤离后农村文化建设的困境与出路

十多年的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对农村文化建设造成了很大影响,引起了人们的热切关注。农村学校在农村社会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功能,学校的撤离导致农村社会文化主体缺位、文化载体缺失、文化结构瓦解,农村文化建设面临困境。要通过构筑农村文化场域、丰富农民文化生活、激发农民文化自觉和形成农村文化的内生机制等路径来化解当前文化困境,促进新农村文化建设。     

“政府主导”与“村民自主”的农村社区管理模式探析

农村社区建设模式的提出,为解决农村社会发展严重滞后问题和农村治理方式的转变找到了切入点,农村社区建设之路在于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要充分尊重农民在建设自己家园中的主体地位,促进"为民"与"民为"思想的良性互动,实现政府管理与农民自己管理的有机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