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维与制衡:明代权力中枢间的阁臣群体

阁臣群体是直接服务于明代皇权的中央核心辅政官僚群体,这个群体在维系明代皇权延续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政治功能,他们的辅政活动与明代整个国家机器运转构成了良性互动,他们在明朝中央权力运行中起着不可替代的制衡作用。历史中的明代阁臣群体并未获得史家比较客观的评价,明代阁臣群体的政治地位值得进一步肯定。     

论儒臣与宦官斗争对明代政局的影响

在明代,儒臣、宦官自成祖设内阁、建东厂后,逐渐形成为权力结构中的两个势力集团,它们在高度集权的皇帝控制下,互相斗争、牵制.在与明代历史相始终的漫长岁月中,双方斗争的态势究竟对明朝政局有怎样的影响呢?本文试从两者所处的三种关系,即相持、专擅、合作入手,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和分析.一从明太祖废丞相制以后,内阁作为替代物随之出现,虽然其权势远不如以前的宰相,但毕竟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政治集团,它与君主集权的另一产物宦官集团相对应而存在.双方的争权夺利被皇帝充分利用,从而使皇权最大限度地集中起来.     

明代"大礼议"前后的内阁体势变化

明代内阁最初是皇帝的秘书机构,其权力呈现逐渐增长趋势。至正嘉之际,皇权虚空,事实上形成了以内阁为核心的、强有力的官僚行政系统。这种中枢权力结构体势由于杨廷和一派在"大礼议"事件中的失败而未制度化,从而形成议礼后内阁权力相对于皇权的削弱,相对于行政系统的增大,以及阁臣间更频繁争斗的局面。这些变化对明后期的政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人内阁性质观点述评

由于朱元璋对外朝和内辅领袖的猜忌,明朝内阁始终没有从制度层面被明确为像以前朝代那样普遍存在的具有政务统筹、内辅作用的机构;而行政体系运行的惯性又要求有一个这样的机构存在。明代朝野对于内阁的指责,既有不尊祖制、越位,又有缺位、不作为。而明朝人士关于阁臣"只备论顾问之职,原非宰相"与"虽无相名,实有相职"的矛盾性论断,恰恰反映出内阁地位的尴尬和明朝中枢制度设计的缺陷。     

明代言官与阁臣关系述论

明代言官与阁臣的关系经历了一个由和谐到恶化的过程.明前期,言官与阁臣素质较高,双方立公为国,和衷共济.嘉靖时期是二者关系的转折点,言官群体在与阁臣的对抗中,其制衡作用得到充分发挥.隆庆以后,门户日重,言官趋附阁臣,成为权力角逐的先锋.张居正去世后,言路势张,压制阁臣,言路与执政相水火,争斗不已,迄于明亡,晚明时期言官的制衡作用已走向反面.言官和阁臣都是明代皇权强化的产物,二者关系的演变,反映了明代政治逐步浊化的过程,揭示了专制体制下士大夫悲剧命运的必然性.     

论北宋真宗时期君权与相权的关系

北宋真宗朝的君权与相权,在真宗执政的不同时期表现出了不同的君相关系。由于宰相对宋真宗顺利即位有较大帮助,且澶渊之盟中宋真宗需要倚仗宰相进行决策,因此真宗朝前期宰相权力比太祖、太宗时有所加强。但看似强横的相权依然被君权加以诸多限制,君主牢牢把握着朝政最终决策权和官员任免权。因此澶渊之盟后真宗朝的相权实际上更多体现为君权的附庸。     

从“王抑庵入阁”之争看明人对阁臣标准认识的变化

明朝内阁初创时期,阁臣成分复杂,除解缙、三杨等人外,还有一些次级阁臣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内阁事宜,王直即是其中之一。王直入阁既没有殿阁大学士的头衔,也没有奉明确的“入阁办事”诏谕,因此后世史家往往不将其视为阁臣。万历时人沈德符撰《王抑庵入阁》对此加以考辨。其实,明代内阁及阁臣的身份、地位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后世史家以身处时代之状况推及以前,所以对于特殊时期的一些事例,把握难免有失偏颇。     

宰相制之丧钟为谁敲响——明代官僚君主制分析

君相之争是自宰相制度产生以来中国古代官僚政治中一个不可回避的矛盾因素。明代以前,延续千余年的宰相制度一直是代表官僚集团制约皇权的重要力量。宰相废除后,表面上看是皇权对官僚集团的一次胜利,而实际上是使皇权专制的本质趋向于一套较全面而有效地制约,在一个宏大的制度平台上实现了大致的平衡。     

论明代君臣冲突中士大夫的政治价值观

在明代君臣冲突中,士大夫群体一再强调皇帝遵“礼”而为的必要性,力主皇帝亲行朝会、经筵、郊祀、庙祀这些常礼,又在先帝、后,太子礼遇问题上,力主皇帝不可将个人意愿凌驾于传统礼法之上.士大夫群体以“礼”言“理”,持守理在君上的政治价值观,展现出服膺于“理”的自觉,视自身为掌握“理”之解说权的政治主体.理在君上观是明代士大夫群体意识形态中较为活跃的种倾向,批评臣下谀君的声音或显、或隐,始终存在着,对理在君上观的可能异化倾向及其泛滥构成一种制约.理在君上观的政治文化依据为民本观、法祖观与君德观.从长时段视野下看,理在君上观构成支撑明初以降士风趋向张扬的一种重要资源,导引并触动了以政治批评为核心之君臣冲突的发生.     

监阁共理与相权游移——明代监阁体制探赜

明代中枢政体经历了从“六卿分职”到“监阁共理”体制的嬗变。司礼监与内阁于颉颃制衡中联结为一个有机整体并承担起了决断国是的政治职能。但这种“监阁共理”体制并非是一种简单的“双轨制”。在体制的动态运作中,由于皇权的相对倾斜,造成了明代相权于司礼监和内阁间的游移,以“监阁迭相”的方式发挥其“内外相维”的政治功能。这种游移,一方面确保了皇权的稳固与政治的相对稳定;另一方面也成为明代“宦祸”与“党争”的内在原因。从而确定了明代政治的基本特征及其发展趋势     

中国古代宰相制度的演变及其实质分析

秦朝正式确立宰相制度。两汉时尚书台职权大增 ,逐渐取代三公。魏晋南北朝时 ,三省制初步形成 ,经隋朝的发展 ,在唐初走向了成熟。经五代十国至北宋 ,二府三司制最终确立。元朝实行中书省一省制。明初废丞相 ,不久设内阁辅政。明清内阁有名无实。宰相制度演变具有内朝官向外朝官转化、不断压抑相权以加强皇权、职位的设置由实位转向虚位、分权后又注重事权的相对集中的特点。宰相制度演变的原因在于 :君权与相权的矛盾 ;各种政治力量的变化 ;客观环境的变化     

明代传奉官研究

公元1368年太祖朱元璋于金陵建立明朝,累世近三百年的大明王朝在历史上产生了。朱元璋建国伊始,百废待兴,效法汉唐,继于宋元,开天辟地,自成一统。中央废丞相,设内阁;地方上废行省,设三司,集决策大权于一身。丞相用人大权也被剥夺殆尽,吏、兵二部虽然管理大小官员的任用,但仅能掌握中下层官员的管理任用,更使君主专制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明中叶以后吏部这仅有的权力也遭受到挑战,由皇帝直接任命的而非经过正常的吏部铨选的传奉官的出现就是其特点之一。     

东晋王朝的皇权伸张与历史继承

虽然东晋处于士族门阀制度的全盛期,皇权式微征象明显,但是东晋朝廷仍然试图重振权威,对外伸张晋室的正统地位,对内凝聚臣民对朝廷的向心力。虽然这一政治努力的线索比较晦暗,但是仍然有迹可循,成为东晋时代在门阀政治之外的另一条政治线索。由于东晋朝廷无力扶持小农经济,故东晋社会土地私有观念淡薄。东晋财政虽然沿袭西晋制度,但是由于立国江南,不得不因时而宜,有所变通。     

明代北部边防对明代政治的影响

明王朝为防备蒙古贵族的卷土重来而有北部边防的建设,北部边防对明代的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政治制度而言,首先是督抚制度成为一种国家制度而确定下来,其次是北边督抚与兵部尚书与侍郎之间的互相迁转;以政治风气而言,第一就是宦官专权对北部边防的影响,第二是边军入卫给明代社会所造成的骚扰,第三是京边将领克扣军饷、吃空饷、杀良冒功、谎报战功对明朝边政的败坏,第四是内阁以边防事务互相倾轧,边将行贿、权相受赂,造成腐败污浊的政治氛围。同时,统治者的个人素质对于北边防务亦有极大的影响,如最高统治者皇帝的个人素质、边防督抚的个人素质,等等。明代的北部边防影响政治的内容很多,值得学人们付出艰辛的努力。     

试论唐中央行政对监察权力的弱化

唐中后期,监察制度遭到破坏,监察权力被削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监察机构的授权主体由皇帝逐步转向宰相.宰相利用制度监督监察机构,利用职权打击监察官员,并通过争夺监察官员的任免权,控制监察机构.从而削弱了监察机构的权力.     

论周代天子大禘礼及文化功能?

周代天子大禘礼是国家礼乐制度的重要内容,先秦礼书对它并无系统记载和论述,只言片语的文字信息且前后抵牾,致使学术界自汉儒以来对大禘礼的概念和内涵争论不休,至今没有形成定论。系统整理和研究先秦典籍及金文相关材料可知：大禘礼是周天子大规模祭祀祖先之礼,为天下第一大祭,内容主要包括兴乐舞、大献享、序昭穆、行赏赐四项。周天子举行大禘之礼,其一是效法天地,利用定期祭祀大行赏赐,回报忠君报国之臣,以此凝聚民心;其二是定期规范和整饬封建统治秩序,保证国家政权之长治久安。     

试论北宋政治的准宪政特征

宪政之基本精神是以根本大法限制最高政治权力。宋代中国政治已经具有若干接近于宪政的准宪政特征：宋太祖、太宗的家法,实际上是宋代政权的组织原则,在约束皇权方面,相当于一部高级法在发挥作用;北宋皇权、相权、台谏三权并立,是有效防止权力滥用的制度敷设;北宋的文官制度,以科举考试、业绩考核、高薪养官等制度为中心,已具有现代西方文官制度的雏形;北宋的党争,以政见之不同为主要争论中心,可谓政党政治的雏形。北宋的准宪政政治对宋代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试论明代中后期的宗藩问题与宗藩改革

宗藩问题根源于宗室分封制度,明中期以后,由于宗藩特权无法破除,加上政治藩篱的设置,朝廷对宗室给养的全面包办,迅速引发了明王朝的财政危机和社会危机。嘉靖以后,在朝臣的吁请下,明廷虽不乏改革之举,但其着眼点并不涉及宗藩根本弊窦,仅限于解决当时财政难关,因而很多问题也伴随明王朝走向崩溃。     

魏明帝与司马懿关系考论--兼及魏明帝朝的政治

司马懿是魏文帝临终前委任的四位辅政大臣之一。魏明帝即位后,将司马懿从朝中派往荆州御敌,后委以方任,这样他不再能直接参与朝中事务。曹真病逝前,魏明帝将司马懿调到西线抵御诸葛亮的北伐。公孙渊拥兵反叛后,魏明帝又派司马懿远征辽东,并对司马懿统兵作战表现出相当的信任。魏明帝临终前委任的辅政大臣中本来没有司马懿,说明他对后者在政治上并不完全信任,但病中的他后来听信刘放、孙资的话,最终让司马懿与曹爽一同辅政。在魏明帝朝中,陈群与陈矫掌握实权并得到皇帝的信任,而他们对司马懿的态度耐人寻味。总体说来,魏明帝对司马懿可谓能用之于外而不会亲近之。至于司马懿对魏明帝的态度,可说是“饰忠于已诈之心”,并通过在外尽力国事以逐步巩固自己的声望。     

明代嘉靖至万历时期政治变革的走向

嘉靖至万历前期长达六十余年,是明代历史中极为重要的阶段.明世宗通过"大礼议"清除了杨廷和集团,重新恢复了明代政治秩序,结束了武宗败政时代.钦定大礼之后,对世宗之前明代百余年来政治积弊的变革才成为可能.在世宗的全力支持下,从"大礼议"中脱颖而出的张璁是嘉隆万政治变革的开启者,而在神宗等人支持下的张居正是这一变革的继承者和终结者.其间以阁权的有限扩张为时代特点,并由此带来这一时期的诸多变革,探讨嘉隆万政治变革的政治走向,有助于认清明代历史发展的轨迹,成为明代政治变革的最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