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徽州族谱对女性上谱的规范

清代徽州族谱对女性上谱作出了非常全面和复杂的规范.女性上谱的书法遵循着夫为妻纲和母以子显、重门第正名分、彰显封典节烈以及善于持家等原则.虽然大多数谱牒规定为亲者讳,但与男性相比,女性上谱的规范带有更多的耻辱性.透过这些规范,反映出清代徽州地区宗族在不断扩张和普及化的同时,礼教也日益向基层渗透,儒家伦常已经世俗化.     

清代徽州家谱编修特色探究——以《绩溪城西周氏宗谱》为中心

徽州家谱作为记载徽州宗族主要历史的著作,有着自己的一套编纂理论与方法。通过探索编修者在家谱编纂过程中对编修理论的继承与创新,可以看出清代徽州家谱在体例继承与创新、编修材料考证与甄选、体裁多样的文献辑录、家谱功能宣扬等方面的进一步发展。《绩溪城西周氏宗谱》的编修秉承了前代的编修理论与方法,并有所发展。深入探究清代徽州家谱的编修特色与具体内容,对研究清代徽州基层乡土社会的变迁与转型有重要意义。     

从《方氏墨谱》看徽州版画的视觉表达

《方氏墨谱》是徽州版画的典范之一,从《方氏墨谱》的艺术特征来看徽州版画的视觉表达,是一个以经典窥要点的概括手段。在分析徽州版画视觉表达的同时,把徽州版画发展轨迹里的徽商、徽文化、徽州本土画家、徽州刻书业中的代表等影响因素引入其中,与《方氏墨谱》的诞生背景一起融入到整个徽州版画发展的脉络当中,分析其视觉表达和总结视觉因素,为当代视觉艺术创作者寻找迷失的视觉表达经典理论寻求支撑和图式审美依据。     

清代徽州民俗略论

徽州在历史上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且是一处具有典型意义的中国传统文化区域。徽州文化的代表之一是其清代民俗文化,内容丰富且底蕴厚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徽州民俗文化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至清代发展到鼎盛,其在保留古老徽州习俗的基础上又增添了新的元素,内容更加丰富,特征愈为明显。众所周知,在历史的长河中,徽州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为中华大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所以在如何更好的继承和发展徽州民俗文化,值得后人深思。     

《烟草谱》与烟草文学

清代陈琮的《烟草谱》是一部关于烟草的专著,是从前人著作中辑录而成的,其书系统的介绍了有关烟草的知识,被后人誉为清代烟草历史、文化的总集。根据《烟草谱》,就烟草的来历、别名和种类,烟草的栽培过程,烟草的利弊,烟草的相关趣闻、故实,以及有关烟草的文学作品作了详细的论述。     

公私文书与明代徽州家谱的编修

明代徽州民间长期藏有大量的公私文书，这些文书被明代徽州家谱编修者所用，成为书写族人生平、描述宗族发展的重要史料。在载人篇章方面，编谱者多用公文书证明族人的任官履历或个人身份。而在纪事篇章上，编谱者则以收录全文或节录内容的方式利用公私文书，展现宗族所占有的资产，以及举办的活动。文书入谱现象是在编谱者求真思想、家谱编修体例演进以及地方社会情境三者共同作用下出现在明代徽州的，它是中国家谱编修史上的重要变化。     

清代徽州宗族聚居村庄的社会、经济与文化——以祁门红紫金氏宗族为中心

位于祁门西部山区的红紫村,是徽州金氏宗族的聚居中心。清代,红紫金氏宗族在经济上以农耕、山林生产为主,兼有少量经商,其宗族经济发展反映了清代徽州宗族的一般特征。其文化则以祭祖活动为中心,通过会社组织祭祀活动,并致力于科第功名。但因该宗族既未产生显赫官员,也没有富商大贾,其发展更多地显示出清代徽州一般宗族聚居村庄的特征。     

清代地域学术的互动:以常州与徽州的学术交流为例

在清代,以江南为代表的诸多地区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学术风格,同时各地之间学术文化又通过交流和融合,互相促进、提高。在常州活动的徽商,虽然没有像扬州盐商那么大的影响力,但也积极为本地学术活动提供设施与资金,乃至直接加入文人的社交圈。一些定居常州的徽商发展成为当地的著姓望族,并在常州学术发展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常州张惠言在徽州授馆,前后有七八年之久,其学术深受金榜影响,古文及篆刻书法也是在徽州受到王灼和邓石如的影响。同时,张惠言将其自身的学术思想,尤其是《易》学和词学传播到了徽州。常州和徽州均为清代学术重镇,并且形成了各富特色的学术风格,通过考察两地的学术交流活动,可以见出清代各个地域文化影响与交流状况之一斑。     

清代徽州女性葬礼程序与性别伦理

葬礼是最复杂烦琐,也最受重视的一种礼仪,男女皆然.传统礼制和学界的以往研究,均很少涉及普通百姓尤其是女性的葬礼,而从清代徽州文书中可以看到女性葬礼的大致过程.与国家礼制规定相比,清代徽州女性的葬礼程序有所简化和改变,遵循着传统文化中男女有别、男尊女卑的性别伦理原则.     

清代徽州祭祖概述

清代徽州祭祖在明代的基础上继续有所深化,在经历了两次战乱之后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高峰。在重点讨论清代徽州地区的宗族有关祖先祭祀过程中遍修祠堂、重修宗谱、合修坟茔等内容的基础上,以《茗州吴氏家典》作为徽州祭祖研究的个案,论述贯穿清代徽州宗族祭祖的宗法思想和宗族实践。     

近二十年徽州家谱文献研究的学术审思

徽州家谱是中国家谱中的重要遗产。关于徽州家谱的研究始于上世纪末,近年来愈益受到学人的重视。学术界在馆藏徽谱资源的揭示,徽谱文献的特点与价值、谱法与谱体的理论阐析以及徽州家谱文献的个案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家谱与宗族社会研究、家谱的专题内容研究、民国徽州家谱研究等方面,还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     

徽州家谱中的清代涉墓诉讼论略

有清一代,徽州宗族尤其重视"祖宗藏魄之所"的坟茔。这种重视不仅仅是因为墓地为祖先崇拜的现实表述,更是由于其为家族利益的一种特殊载体。墓地在精神和现实世界的双重属性以及选址上的特殊性,造成民间社会出现大量以墓地为中心的诉讼。既有异姓宗族间的诉讼,也有同一宗族内部不同支派之间的诉讼。诉讼的内容主要集中于侵占、盗害墓地及与墓地"吉壤"相关的风水。徽州宗族对涉墓诉讼非常重视,阖族参与的现象十分普遍,并在各自家谱中记载诉讼的过程和结果,作为宗族财产权利合法性的证明。墓地诉讼反映了清代徽州社会的宗族观念、风水观念、民间习俗以及地权争夺与权利冲突等。     

清代徽州玉米经济新探--以文书资料为中心

现有关于徽州棚民的研究大多注意到棚民垦殖玉米对当地生态的破坏以及地方社会的禁止性措施,但难见对清代徽州玉米经济实态的系统考察,对文书资料利用也很少。资料显示,在清代徽州农村社会,玉米种植并没有做到令行禁止,玉米实物租大量出现,反映出民众对玉米这一粮食种类的认可。清代徽州玉米垦殖收益的分配方式颇为多样,一些山主通过出租山场可获得大量玉米实物收益。此外,清代徽州地区玉米种植虽然对山地生态有所破坏,但也有促进林木种植的一面,这在以往研究中未受到关注。     

清代旅外徽商家族的人文情怀与文化贡献

徽州地少人多,科举仕途与四处经商是明清时代徽州人摆脱贫困、追求富贵生活的两个重要途径。他们儒而不成则转而为贾,或亦儒亦贾,贾儒相济。经商致富的徽州人,热心文化事业,崇仰学术,"虽为贾者,咸近士风"。清代前中叶,朝廷崇儒重道,稽古右文,受此影响,江南的徽商家族大量刻书,积极献书,为文化教育、学术研究及《四库全书》编纂都做出了杰出贡献。旅外徽商文化程度普遍很高,徽州的士子、商人和官僚三者是流动不居且混而不清的,他们凭借顽强不屈的毅力、强大的经济基础和执着的文化追求,既为自己找到了生活门路、人生理想和价值观念,也为寄居地学术文化的发展营造出浓郁的人文环境。     

清初文化的遗民倾向与封建文化的专制化——兼谈《杜诗详注》的文化底色

清初文化的遗民倾向表现在文学、史学、学术研究等领域,这促使了清朝统治者采取极端文化专制政策控制思想,它是清代学术向考据发展的原因,也是《杜诗详注》注重考据、以忠君思想和"诗史"观念注释杜诗的文化底色.     

从道教仙山到儒学圣地:徽州紫阳山文化形象塑造与“紫阳记忆”的生成

唐至清代,徽州紫阳山的人文景观分作道教和儒学两类,前者以紫阳观及其前身许真君祠为代表,后者以紫阳书院及其文化源头紫阳书堂为典型,二者并存山中。人文景观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最终导致紫阳山道教空间的萎缩和儒学空间的扩张。经过地方士人的长期塑造和清朝皇权的直接干预,儒学圣地取代道教仙山,成为紫阳山最主要的文化形象。徽州名山众多,紫阳山脱颖而出的关键原因为其具有的崇高文化形象。在徽州士人的塑造下,赞颂紫阳山之高的诗文不断涌现,紫阳山形象愈益高大,竟被视作徽州居中最高之山,形象与地位抬升至极点。这一塑造过程最终成功,根源在于"紫阳记忆"。"紫阳记忆"生成于朱熹游览紫阳山之时,历宋、元、明、清而日渐强化,在地点上由紫阳山扩散至徽州乃至全国。在紫阳山名声日隆之时,其儒学圣地的文化形象愈加突出,再加上"紫阳记忆"的作用,使紫阳山成为徽州的象征,"紫阳"一词也成为徽州的别称。     

徽州学者与清代审音派

当今学术界将清代古音学研究分为"考古"与"审音"两派,但"审音"一派为何全被徽州学者所独揽?原因有二:徽州地域风土的特殊性及方言俗语的多样性;徽州学者既擅长古音考证,又精通等韵和今音,好学深思,善于创新。徽州学者创立"审音派",使清代音韵学研究领域具有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并已具备近现代语言学思想的端倪。     

徽州地区林业文化的概况及形成原因

徽州人在长期培育和利用森林资源的过程中,创造了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徽州林业文化。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3方面对此进行了总结,认为丰富的林木资源、自然环境的制约、徽州商人的兴起与繁荣、徽州宗族的积极参与、徽州地域文化的熏陶,是徽州林业文化形成的主要原因。     

论清代徽州官府对“一田两主”习惯的禁革——以官府“告示”为中心

"一田两主"是明清时期全国性的地权习惯。清康熙年间,徽州官府对田皮习惯延续明代"任依私契,官不为理"的默认态度。自雍正朝开始,各地官府倾向于禁革或限制田皮习惯。从徽州府及所属歙县、休宁县发布的"告示"来看,各地对"一田两主"的限制程度和禁革措施不尽相同。地方官主要从"清田业""杜讼端"等有利于行政职责完成或升迁考核的角度,对田皮习惯进行禁革,习惯的合理性和客观性不是其关注的重点。田皮习惯是经过反复实践形成的具有实效性的地权规则,很难凭借公权力强行禁革。以官府和官员利益为核心的地方性立法,与民间习惯呈现出二元张力。     

论清代徽州社会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保护生态环境是清代徽州社会的主要行为之一,主要表现在对林木、水源、动物和土壤的保护。清代徽州社会保护生态的组织包括宗族、乡约、会社、寺院、官方和个体等,保护生态的举措主要有封山育林、严厉禁止采矿及垦种和捕鱼、植树兴林和祭祀神灵。究其原因,是与生态遭受严重破坏、生产和生活资源的大力需求、风水意识的盛行有关。在客观上培育了徽州保护生态的习惯,产生了很大的约束力量和社会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