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鹑之奔奔》考释

<正> 《诗经·鄘风·鹑之奔奔》是一篇两章章四句的小诗。历代学者对此诗的分歧,主要在于“刺卫宣公”或“刺卫宣姜”的差别。当代学者比较公认的意见是“刺卫宣姜”,也有另作新说者,我们认为“刺卫宣公”之说可信。先看原诗: 鹑之奔奔,鹊之强强。人之无良,我以为兄。鹊之强强,鹑之奔奔。人之无良,我以为君。     

《蝃(虫东)》正解——诗旨辨说之一

蝃(虫东)东东,莫之敢指。女子有行, 远父母兄弟。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 远兄弟父母。乃如之人也!怀昏姻也!大无信也!不知命也! 古代治诗者对此诗旨意的理解,可归纳为如下几种: 一、“止奔也。卫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耻,国人不齿也。”这是《毛序》的说法。二、“刺奔女也。”认为是讽刺女子私奔的,以三家诗的《韩序》为代表。三、认为这首诗是“代宣姜答《新台》的,是刺卫宣公的,方玉润《诗经原始》持此说。     

《蒹葭》考辨

《诗经、秦风、蒹葭》之诗旨何在?古今说法不一。以《毛诗序》为代表的“刺襄公”说一线贯穿封建社会的始终。今人则大多主情诗说,但往往在“男词”,“女词”问题上纠缠不清。我们认为刺诗情诗说都未能很好地把握《蒹葭》要旨,现作如下考辨。 一,《蒹葭》非刺诗考 《诗小序》解题云:“《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焉。”同属严格汉学体系的《毛传》、《郑笺》、《孔疏》说与《小序》无异。诗今文三家说不可考。“刺诗”说发展到清代,便有学者想用历史考证的方法来证实它的可信。这也正是我们否定“刺诗”说的一个突破口。     

读《诗》札记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由于其时代久远 ,对诗歌内容的诠释 ,分歧很大。而“美刺”说与“淫诗”说是传统的对《诗经》认识的两大误区 ,用历史的民俗的方法 ,辩驳了“美刺”与“淫诗”说。指出《诗经》中许多婚姻诗情诗 ,反映的是当时原始乱婚遗俗的孑遗。而儒家的礼教 ,就是对乱婚现象的纠正     

浅述《诗经》中的怨刺诗

怨刺诗都是些“变风”、“变雅”的作品,都具有很强的批判现实精神,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诗经》怨刺诗中的“怨”并不仅仅是指怨刺上政,更有普通人民对日常生活之痛和人生感伤的“怨”,“怨”也包括恋人的相思之苦、征人的思妇之怨等;而“刺”则有责备、讽刺之意。     

《诗经·郑风》言情诗艺术探微

《丰》:情态逼真,精巧细腻这首诗抒写女子悔恨没有和情人同行,过后又盼他驾车快来迎娶。汉、宋儒者都以礼解诗,对诗中的女主人公颇多指责。《诗序》说:“《丰》,刺乱也。婚姻之道缺,阳倡而阴不和,男行而女不随。”意指女子“不随”,“不和”是悖于“礼”,故当“刺”。朱熹亦认为“妇人以有异志不从”(《诗集传》),又说“此淫秽之诗”(《诗序辨说》),无端地给诗中女子扣上了“有异志”“淫秽”的罪名。陈子展先生说:“《丰》,盖男亲迎而女不得     

释“士”

《邶风·匏有苦叶》:“士如归妻,迨冰未泮。”《卫风·氓》:“于嗟女兮,无与士耽。”《郑风·女曰鸡鸣》:“女曰鸡鸣,士曰昧旦。”《郑风·溱洧》:“士与女。” 诗中“士”都指男人,非公卿大夫士之士。 《说文》:“士,事也。数始于一,终于十,从一十。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这是古人无事生事做的文章,与“士”造字之源不相干。     

《氓》,特殊题材的爱情诗

关于《氓》的题旨，似乎早有定论，余冠英先生在《诗经选》中认为，这是一首弃妇诗，女主人公在诉说她的错误的爱情，不幸的婚姻，她的恨和她的决绝。袁梅先生在《诗经译注》中也说：“这是一首劳动妇女在婚姻问题上被欺骗，被遗弃后的怨歌。”以作品感动读者程度，作品有...     

诗经研究述评

诗经研究述评，偏重于从古至今的历史性的介绍，力图能比较客观地勾划出诗经研究历史发展过程的总体面貌。同时也拟对诗经研究的角度与方法，诗经研究的发展趋势，提出一些个人的意见与看法。先秦的诗经研究《诗经》在先秦时代称之为“诗”或“诗三百”，到汉代才被列为经典著作，始有《诗经》之称。但《诗经》在先秦时代就有很高的地位。《左传脂公二十七年，晋国的大臣赵衰说：“《诗》、《书》义之府也。”可见早在公元前633年之时，诗经》的崇高地位业已确定，它被人们公认为义理的府库。又据《左传》的记载，季扎到鲁国观乐时，对《诗…     

“郑声淫”意义阐释

《诗经》不仅反映了当时“饥者”之苦、“劳者”之辛,还反映了“爱者”之情。从《郑风》之诗、“郑声”之谓、“郑声”之“淫”三个方面分析可以看出,一为孔子所言“郑声淫”意在“声之过中”而与淫乱无涉,一为“郑声”的抒情指向实属“爱者歌其情”。从中或可意会孔子重礼亦重情的论诗思想。     

《旄丘》《简兮》试解

《诗经·邶风》中的《旄丘》和《简兮》是前后相临的两篇诗,虽然古今有多种解释,但我们感到都与诗意不符。我们怀疑这两篇《诗序》前后倒置,即《旄丘》应按“刺不用贤也”解;《简兮》应按“责卫伯也”解。试之两篇皆通。不妨分篇逐章试题于后。《旄丘》,《诗序》说:“责卫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卫,卫不修方伯莲率之     

浅谈《诗经》卫诗中无“淫奔之诗”

宋人朱熹认为《诗经》的卫诗中有淫奔之诗。从"淫"的字义、淫诗说的提出,《诗经》的采编标准、教化功能、春秋时人的反应,以及卫地的风俗和卫诗作品本身等诸多因素分析,卫诗中虽有涉及爱情婚姻乃至男女私奔的诗歌,但并没有淫奔之诗。     

试论朱熹的“美刺”之辨

我在《论朱熹<诗>说与毛郑之学的异同及其历史意义》载《四川师大学报》85年3期)一文中,较为系统地比较分析了朱熹与毛郑诸人在《诗经》研究的方法、理论与原则等一系列问题上总的历史差异,认为朱熹是宋代反对毛郑之学的集大成者.他以理学的大胆的怀疑批判精神,对传统《诗》学发动了猛烈攻击.其攻击的焦点是《诗序》.《诗序》集中表现了汉儒的《诗》学观点,其意在于“君臣国政”,所以序者之于《诗》,一以“美刺君臣国政”为说,其“以史证《诗》”也贯穿着一个基本思想,即所谓“美刺”原则.而朱熹也正是以攻其“美刺”之说来展开对《诗序》的批判的.     

读《诗》说乐舞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在理解这一句话时,不能用今人的眼光,把诗和歌分开来,从而认为《诗经》里面有一部分是诗,有一部分是歌;应该说,《诗经》里面的诗,都是歌,或者说,都是歌词。《史记·孔子世家》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这里的“三百五篇”,就是《诗经》,孔子既然能配着乐把它从头至尾地唱出来,可见它是有歌谱的。在古代,歌与舞又往往联系在一起。故本文根据《诗经》所提供的丰富史料,来探讨一下周代音乐舞蹈方面的真实情况。     

从“二雅”怨刺诗看周代诗坛的民主精神

“怨刺诗”一名,起于汉朝。《汉书·礼乐志》云:“周道始缺,怨刺之诗起。”所谓怨刺,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作者内心的怨愤,二是指对时弊的针砭。二者皆是作者的主观感情,与客观现实猛烈激撞所闪发的火花,因此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光芒。《诗经》中的怨刺诗主要见于《大雅》与《小雅》。“二雅”共一百○五篇,而怨刺之作就有将近四十篇,占三分之一还要多。它是“二雅”文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它们的作者,有立于朝廷的大官,也有出入贵们的小臣;有从军行役的征夫,也有无衣无食     

朱熹《诗》之“晋风”理解上的新成就

在朱熹对《诗·魏风》和《诗·唐风》的解读上，包含若干异乎前说的新成就。一，他有着《魏风》、《唐风》实为“晋风”的思想，以及“晋风”风格取决于晋之地理环境的文学风格理论。二，他在“晋风”阐释史上最早提出了《蟋蟀》和《山有枢》为唱和之诗的观点，这是《诗经》学史上的新创见。三，他否定了毛《序》为代表的汉唐旧说关于“晋风”主旨上的“刺”诗说，将某些篇章读为表现衰乱之世士子心态的诗篇。当然，所有这些新成就，和朱熹在整个《诗经》学思想上的新突破又是息息相关的。     

《隰有苌楚》试解

《诗经》桧风中《隰有苌楚》一诗,本来是一首男女对唱、热情洋溢的恋歌,但长期以来却一直被误解,说它是一首情调低沉的政治疾刺诗。《毛诗序》说:“《隰有苌楚》疾恣也。国人疾其君主淫恣,而思无情欲者也。”汉郑玄从诗序而笺释序义,未表异议。唐孔颖达《毛诗正义》更引申《诗序》谓:“作《隰有苌楚》诗者,主疾恣也。桧国之人疾其君之淫邪,恣极其情欲而不为君人之度,故思乐见无情欲者。”(《诗     

《诗经》“深则厉,浅则揭”补正

《诗经·邶风·匏有苦叶》“深则厉,浅则揭”的“厉”,说解不一.各家注释大致可归纳为三家:一说以《毛传》《尔雅》为主;一说以《说文》为依据;另外一说,按照诗意另为新释.《毛传》说:“以衣涉水为历,谓由带以上也.揭,褰衣也.遭时制宜,如遇水深则厉,浅则揭矣.”《尔雅·释水》:“济有深涉,深则厉,浅则揭.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为厉,繇膝以下为揭,繇膝以上为涉,繇带以上为厉.”《毛传》《尔雅》的解释,文字上略有出入,但都把“厉”和“揭”释为涉水之名.     

“烝报转房婚”辩议

“燕”和“报”指中国古代男子与母辈,或辈分较高女性的私通。《左传·桓公》十六年“卫宣公燕与夷姜,生急子”。注:“夷姜,宣公之庶母也”。同样,《左传·宣公》三年还记有“(郑>文公报郑子之妃曰陈妫”,注“汉律,淫季父之妻曰报”。所以后来把男女间不分长幼辈分的淫乱,称作“烝报”。近来,有些学者却把“烝”、“报”说成是转房婚,认为这是一种群婚制的残余,是父终子妻其庶母,兄终弟妻其嫂,叔终侄妻其婶,甚至认为烝报制后人称为转房制,这是欠妥的。     

明清之际《诗经》社会功能的文学诠释

受实用学术思潮的影响,明清之际兴起一种文学诠释《诗经》社会功能的现象。诠释者褒扬《诗经》“直道而行”的“美”、“刺”精神,阐述“变风”、“变雅”以情感人的教化方式,肯定《诗经》绞迫直露的审美风格,探寻《诗》“可以观”的原因,并指出《诗经》与应用文发挥社会作用时有“虚用”与“实用”之别。诠释者诠释《诗经》的社会功能时,注意了“《诗》之为诗”的文学属性,是对《诗经》社会功能的文学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