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五言《咏怀诗》诠释史上的历史合理性及误区

在《咏怀诗》的诠释史上,诠释者往往试图通过朦胧隐晦的语言表达,去探寻作者的“意图”,复制出作者的“本义”和文字的寓意。因受历史理解境遇、儒家诗教说及“知人论世”方法论影响,应该说这种诠释方法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但在史料不全的情况下,这种主观的试图还原作者“意图”的诠释方法显然存在巨大的困难。包括“五臣”在内的部分诠释者“摭字以求事,改文以就己”,穿凿附会而不具说服力,此乃《咏怀诗》诠释史上最大的误区。对于《咏怀诗》的诠释,宁肯求其主旨意趣,找出诗歌反映出的普遍意义,而不要附会具体所指,拘泥于一事一义的繁琐解释。     

《诗经》阐释与刘勰的诗学理论

刘勰诗学理论建构与《诗经》阐释有着密切关系,刘勰评价《诗经》的基本立场是“唯务折衷”,即平衡折衷宗经大旗下文学理论所面临的种种矛盾,同时以《诗经》文学实践为基础为其诗学理论建构的提供重要的依据,它具体表现在：以《诗经》创作实践为依据,揭示诗（文学）与社会现实、与时代的关系;以《诗经》阐释为依据,提出“情志”说,将文学的情感性与思想性统一起来;立足于《诗经》阐发诗赋颂赞等文体形式的演变和审美意识的发生;以“比兴”论《诗》突出“比兴”的文学与美学意味,这些都推进了中国古代诗学理论的进展。     

论《诗经》诠释在早期儒家哲学建构中的作用——以郭店简、上博简引《诗》论《诗》为中心

《诗经》诠释在早期儒家哲学展开过程中作用独特而重要.出土文献中引《诗》论《诗》内容为研究提供了重要而可靠的新材料.简本《缁衣》的“子曰诗云”模式是“子曰”加“诗云”的格式,形式上的“引诗为证”实为作者深于《诗》教而使“子曰”与“诗云”相互发明的著述方式.竹帛《五行》之引《诗》实已将《诗》句融入到对“五行”说的阐发中,《诗》句构成了思想阐发不可或缺的内在要素.《民之父母》之以《诗》句作为话题而展开儒家政治哲学阐发的方式在传世文献中也时有所见,是早期儒家通过《诗经》诠释建构哲学的另一种文献形式.《孔子诗论》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儒家《诗》学专文,其出土使早期儒家经学范畴上的“《诗》学”清晰起来,对深入探讨早期儒家《诗》学与哲学之关系有重要启示.总之,这四篇文献分别代表早期儒家《诗经》诠释的一种形式,共同表明早期儒家《诗经》诠释在其哲学建构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论孔子在《诗经》研究方面的贡献--以《论语》为例

孔子对《诗经》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第一,整理《诗经》,从而使《雅》、《颂》各归其类;第二,以《诗》为教,形成了比较系统的诗教理论,这对于其后两千余年的诗歌教育、诗歌研究、诗歌创作等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第三,对《诗经》内容的评论,形成了“思无邪”和“温柔敦厚”说,它揭示了文学作品的教育功能,揭示了文学具有倾向性的基本原理,揭示了文学反映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感情的多样性与主导性的关系;第四,对《诗经》音乐的评论,体现了孔子倡导诗歌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揭示了文学具有审美性质和特征的基本原理;第五,对《诗经》社会功效的评论,提出了“兴、观、群、怨”说,这深刻地揭示了《诗经》的本质特征,也揭示了文学具有教育作用和认识作用的基本原理;开创了文学的“功用理论”,对后世的诗歌创作及其创作理论皆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第六,倡导学习《诗经》要学以致用。总之,《论语》中所记载的孔子关于《诗经》的评论,既揭示了文学理论中许多基本原理,也是我国最早的文艺批评。探讨孔子在《诗经》研究方面的贡献,对于研究中国文学理论史和文学批评史皆具有重要的意义。     

孔子《诗》论及其美学价值

孔子和《诗经》有着密切关系。孔子又是儒家诗教的奠基人。孔子论《诗》继承了春秋时“赋诗言志”的传统,既重视《诗经》的社会功效,又把《诗经》中的诗句和个性修养相结合,与仁礼教化相结合,为儒家诗教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孔子论《诗》注重诗的本体特征,有较高审美价值,对人们认识《诗经》的文学价值有重要作用。     

死麕、鸱鸮和郑女的诗与真——《诗经·国风》阅读记

今人与《诗经》的时代相隔数千年,但诚如朱自清所说,时代有古今,人情不相远。《诗经》所表现的不外其时的人情世故、生活经验,包括政治及道德上的规则与潜规则。因此后人解读《诗经》,虽然有必要回顾彼时的礼教风俗习惯和社会政治情况,但不能固执所谓“美刺”观念以礼说诗,教条地把全部《诗经》一概解为道德礼教之演绎,也不能单凭训诂学孤立地说文解诗、强为之说,而必须注意《诗经》的文学特性,努力把握诗本文的上下贯通,并注意古今生活经验的相互激发。五四以来的现代《诗经》学继承并发展了朱子注重“诗人道言语,皆发乎情,又不比他书”的文学特性、力求从《诗》本文寻求《诗》本义的解诗思路,将《诗经》研究从经学时代推进到文学时代,成果相当丰硕。只是具体到一些诗作的解读还有未尽未善之处。重新解读《诗经·国风》的七首诗可知：《野有死麕》叙写一个小伙赴约途中机智地解决姑娘提出的“无使尨也吠”难题,展现了乡村儿女的爱情情趣;《狡童》等五首郑诗构成一组关连诗,完整呈现了“郑女”与“狡童”的婚变连续剧;《鸱鸮》则是藏在“公将不利于孺子”的明言后的政治“流言诗”,确实关系到周初的重大政治事变。     

朱熹《诗经》阐释的诗学意义

朱熹的《诗经》阐释兼会经学、理学、文学,以“义理”和“得性情之正”为前提,其所引发的诗学问题对中国古代诗学理论产生了影响。它的具体表现在：“淫诗”说客观上意识到《诗经》中男女恋情诗的存在,在“淫诗”说背景下对孔子“思无邪”的重新阐释,有助于《诗经》阐释中读者主体地位的形成;以《诗》说《诗》,重视《诗》的“熟读涵詠”和“兴”的体验方式,丰富了《诗经》文本的文学内涵,也突出了诗歌涵养人心、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作用;《诗经》“六义”的辨识和以“文势”论《诗》,体现出“自觉”的文体意识,影响到后世诗学“辨体”思想的形成。     

读《诗》札记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由于其时代久远 ,对诗歌内容的诠释 ,分歧很大。而“美刺”说与“淫诗”说是传统的对《诗经》认识的两大误区 ,用历史的民俗的方法 ,辩驳了“美刺”与“淫诗”说。指出《诗经》中许多婚姻诗情诗 ,反映的是当时原始乱婚遗俗的孑遗。而儒家的礼教 ,就是对乱婚现象的纠正     

“以诗解诗”与《诗经》的祛魅——王夫之《诗经》研究方法管窥

两千多年的诗经学历程中,经生注《诗》与理学家说《诗》的结果,使《诗经》逐渐脱离其诗性,而被赋予经学内涵和理学思想,异化为教化工具。《诗》被一代代的诗教“魅影”层层包裹,成为言说政治的载体。基于此,王夫之提出了“以诗解诗”的阐释方法,以诗歌艺术的角度审视《诗经》,体会蕴含其中的情意之美、艺术之美,并以此祛除厚重的《诗经》政治教化之“魅”,从而恢复《诗经》活泼的诗歌生命。“以诗解诗”,不仅是《诗经》研究方法的尝试,亦是推动《诗经》文学阐释进程的动力,在诗经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文化还原到“理学”形成——以朱熹《诗经》解为例

理学的形成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历程。其中,对《诗经》的诠释构筑了理学形成的重要基石。理学权威朱熹即将自己的“道”学理念渗入到对《诗经》的诠释和解读中。不同于前哲的是,朱熹的诠释是建立在将《诗经》作为文学经典的“文”之意义之上,在文本还原的基础上解读《诗经》作为经典的主旨及其文化价值,从而在文学和哲学两个层面建构了新理论权威——理学。     

从日中比较角度谈日本学者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论

日本学者家井先生继承赤冢忠先生的学说并加以批判性、实证性的发展 ,从而对《诗经》的《风》、《雅》、《颂》以及“兴”提出了新的理解。石川三佐男先生在楚辞研究中 ,采用了把战国秦汉时期长江流域、楚地等出土的考古资料与《楚辞》诸篇进行比较研究这一前所未有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开拓出仅靠文献资料和文献学不能进入的领域。石川先生的《楚辞》研究 ,是以他在二松学舍大学研究生院攻读时 ,在赤冢忠博士指导下所学到研究《诗经》、《楚辞》的方法为基础的。石川先生的研究与赤冢忠博士和其他楚辞研究者的方法截然不同的是 ,他运用了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 ,并特别重视长江流域和楚地出土的考古资料。     

从《搜神记》看干宝的自然变易观

干宝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在《搜神记》中有着鲜明的体现:"气"是构成万物的根本,"变"是天地万物的形态,"气""变"相辅相成存在于物体之中。这些思想,反映了干宝在认识论上较为科学、先进的自然观。     

《诗》“无自暱焉”考辨

"无自暱焉"的"暱",毛传训近,三家诗训病;根据"暱"在上古文献中都训近且没有训病的用例,以及从全诗的内容来看,以训近为是。     

中国旌表制度溯源

旌表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维持社会风教的重大动力之一,其源头可追溯至先秦时期。先秦时期"旌"、"表"二字字义的发展为"旌表"一词的构成奠定了基础,而且于先秦时期的史籍中即能觅得此词的最早影踪;先秦时期一些表彰的内容和方式,堪称后世旌表制度的典范;先秦是旌表制度的萌芽时期,此时的旌表带有原始性和弱势的一面,又具有开创性和典型性的特征。     

点击篇目 叩问《诗经》

从分析<诗经>的篇目入手,通过详细数据,指出古人拟题的随意性和不合理性.以<诗经>自身的实例,从一个侧面说明<诗经>是一部平常的诗歌选集,是"诗"而不是"经".我们应以平常的心态待<诗经>,以平常的心态读<诗经>,以平常的心态解<诗经>.     

《庄子》哲理韵文初论

文学史上常以“庄骚”并称,人们注重《庄子》的散文价值和《楚辞》的诗歌地位。然而,作为先秦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镶嵌于《庄子》文本中,且长期以来未引起足够重视的哲理韵文,亦具有独特的艺术风貌和重要的文学价值。     

南宋词与理学新论

南宋词“复雅”理论在理学“崇正”思潮影响下形成了以东坡词为“正统”的词学正统论和词学宗派论,而词的创作则在发展东坡词法基础上逐步形成以“抟搦义理,劫剥经传”为表征的宗义理词风。在词人群体形成及演变方面,理学人士对苏学的推崇不仅直接促成了南宋苏轼词派的形成,而且在苏、辛词派交替过程中起极重要的中介作用。随着程学地位的不断提高,宗程学或具有程学倾向的词人不仅从思想、理论与创作方面拓展了以崇苏为基点的“复雅”词风,且还以极大热情参与辛派的建构并逐渐形成理学家词人群。考察南宋词风演变及词学理论的文化背景,理学无疑是一个不容忽略的重要因素。如果忽视它的存在,将难以对南宋词理论实质、词派演变及创作倾向作全面深入的把握。     

秦简“当腾腾”音义商兑

“当腾腾”是里耶秦简、睡虎地秦简中的一个公文习语,李学勤、胡平生等众多学者的释读皆存疑问。考诸古音通假及秦代避讳之实,“腾”当通“朕”,可训为“封”,“当腾腾”意即“该封,封”。“天子自称曰朕”始于嬴正廿六年,秦汉讳“朕”,有《说文》为证,但古今学人均未尝言及。     

《诗经》中“伐”字“攻治”义考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其中保存了大量的古代名物制度的材料。《诗经》中还保存了大量音韵和训诂材料,这些都是我们研究上古汉语的重要资料。历代注疏家对《诗经》中大部分"伐"字的训释都是可信的,但也有一些"伐"字的训释不合理,将这些"伐"字训为"攻治"义更合乎文意。     

《左传》引《诗》范围的界定

《左传》277条言《诗》可以分为“赋诗”、“诵诗”、“歌诗”、“言语引诗”、“作诗”、“泛称诗”六类,其中“赋诗”、“诵诗”、“言语引诗”皆属引《诗》;“歌诗”的一部分属于引《诗》,一部分不属引《诗》;“作诗”和“泛称诗”皆非引《诗》。界定《左传》引《诗》的范围,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其学术上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