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马之盟”盟词辨说

在汉初最高层领导集团的政治较量中,“白马之盟”的盟词犹如一柄威严的上方宝剑,几乎时时可见其幽幽寒辉。亡命于其下者,不乏其人。赵王友仅被诬陷以玩弄了这柄宝剑而丧身(见司马迁:《史记·吕太后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9月第1版第203—4页。下引该书版本同,略)吕氏集团也因最终无力抵挡这锋宝剑而覆灭。     

元宵·龙灯·汤圆

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又叫上元节，起源于汉。据说，汉惠帝刘盈死后．吕后一度篡权：其死后．一心保汉的周勃、陈平等人协力扫除诸吕，拥刘恒为主，立为汉文帝。文帝博采群臣建议。文施仁政。救灾济贫，精心治国，使汉又变强盛。因扫除诸吕的日子是正月十五，于是每到这天晚上，文帝就微服出宫与民同乐．以示纪念。在古代。“晚”同“宵”，正月又称元月，     

试论汉文帝朝三大政治势力及其权力互动

汉文帝是西汉早期的重要皇帝，与景帝共同缔造了“文景之治”。然而，在“清静无为”的治理方式和崇尚节俭的道德垂范下，文帝朝的政治局势却是暗潮涌动，各方势力博弈不断。当时中央权力结构大体可分为文帝集团、权臣集团和文官群体三部分。文帝集团与权臣集团间的权力博弈比较明显，斗争相对激烈。文官群体由汉朝中下层官僚发展而来，相对比较松散，且他们效忠的终极对象是汉朝而非汉帝，所以在文帝与权臣博弈的过程中，常常起一种微妙的平衡作用。文帝因个人集团力量薄弱，所以有意招揽和拉拢文官群体，以抗衡权臣集团，稳固和发展自己的政治势力。这三大政治势力的纠缠与博弈，构成了文帝朝中央政治权力行使的重要图景。     

张苍免相与西汉文帝朝政局

西汉文帝后元二年,丞相张苍被免。在张苍免相的背后,除了《史记·张丞相列传》中所载治历不明、荐人不德之外,还存在着更深层次的原因。张苍之官位与处境的变化,也在一定层面上折射了汉文帝一朝政局形势的发展与转变。在张苍的政治活动中,他自始至终完全站在军功受益阶层的立场上,是儒生势力的最大反对者,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推迟了文帝的改革。因此,张苍在文帝一朝起到了极其重大的作用,也扮演了十分关键的角色。忽略了张苍及其行事,我们就无法对文帝一朝,乃至整个西汉前期的政局进行准确的把握。张苍的免相,代表着汉初军功受益阶层势力的彻底衰落,预示着儒生政治时代的到来,于文帝朝意义极为深远,堪称文帝一朝乃至整个西汉前期政局的转折点。     

汉文帝登基

汉文帝刘恒,是西汉王朝由初定走向繁荣昌盛的一位关键人物。在他以前,有翦灭异姓王的征战,有诛灭诸吕的斗争,政局一直没有真正稳定下来;他上台后,很快走向稳定,迎来了著名的“文景之治”。文帝登基,后来被史家称为“迎立”,诸吕用事,刘氏命微,平勃安刘诛吕,迎立刘恒即位。当初,在刘邦的八个儿子当中,刘恒是最不受重视的,刘邦现存的儿子也不只刘恒一个,而且还有一个嫡长孙刘襄可以继位,元     

有为而进无为而治——略论孔子的政治思想

孔子的政治思想,其内容可以用“有为而进,无为而治”加以概括,具体地说就是通过“为国以礼”、“为政以德”、任人举贤、简政宽民等行政方略达到“无为而治”的最高境界.其核心内容是贤人政治,因而他极力主张要选贤任能、唯才是举.对于政府的行政过程和行政方针,孔子主张“居敬而行简”,抓大体,不烦琐,而简政的目的实际上是为了“宽民”,给人民的生活造成一种宽松的环境.孔子的最高政治目标是“无为而治”,但孔子的“无为”与庄子的“无为”有本质上的区别.庄子的“无为”有严重的无政府主义倾向,而孔子的“无为”则是通过“有为”的政治方式而达到“无为而治.”     

论带"五等"字号的虚封爵——晋宋之际国家官爵制度上的变化之一

晋宋之际,国家官爵制度上发生的重要变化之一就是带"五等"字号虚封爵的出现。晋末特殊军事政治形势之下,京口北府集团凭借强势军功击败高门士族,取得压倒性的军事政治优势,京口北府军功受益阶层由此形成。带"五等"字号虚封爵适时地出现则成为这个现实政治变化的典型表现之一。笔者从这种虚封爵产生的时间和目的进行详细分析,以为正是出于酬赏义熙初年京口北府集团建义之功,朝廷才创设了这种虚封爵。这种虚封爵突破既有的门阀制度优势,确立了以军功为核心的分享军事政治利益的价值导向。这使得京口北府集团凭借军功所获取的军事政治利益不仅在制度层面上得到保障,而且在价值层面上取得其正当性和合法性,也就在这个时候,京口北府军功利益阶层得以成立。酬赏军功的这一目的也直接决定了虚封爵的若干特点,对此,笔者也予以分析说明。     

止谤的妙招

西汉文帝时期．大臣袁盎个性刚直，极有才干，被时人称为“无双国士”。一个叫赵同的太监仗着文帝的宠信，不止一次地在皇上面前中伤袁盎。袁盎为此感到很忧虑。为了防止赵同继续说自己坏话，袁盎想出了一招。有一次，文帝坐车出行．赵同在车上服侍，袁盎突然扑通跪在马车前面说：“我听说能和皇帝一起坐在马车上的人都是英雄豪杰，可现在您怎么和一个太监坐在一起呢？”文帝听了以后．笑呵呵地让赵同下车。赵同当时气得都流下了眼泪。     

论“无为而治”在历史上所起的不同作用

一提起“无为而治”,人们自然而然会想到老子,因它既是老子哲学思想的核心,又是老子政治思想的核心。不仅如此,自老子提出“无为而治”之后,仅从汉初到魏晋,就不止一次地出现过崇尚“无为而治”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历史上起了什么作用呢?我们就此问题,力图通过对史实的分析,给予恰当的评价。     

无为而治：当代教育教学的理念与策略——兼评主体教育理论

道家提出的“无为而治”是其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 ,其目的是想用“无为”的手段 ,让统治者效法天道 ,自然无为 ,以达到“无不为”的目的。“无为而治”是治国之道 ,养生之道 ,也是教育之道 ,教育中的“无为而治” ,既是教育教学的一种理念 ,也是一种策略。作为一种教育理念 ,“无为而治”是指在教育教学过程中 ,顺应学生的成长规律 ,减少不必要的干预 ,不做徒劳无益甚至揠苗助长的事 ,使“无为”与“有为”达到最佳统一 ,从而使主体教育的实施达到最佳的效果     

略论秦汉时期两大地主集团的斗争

秦和西汉二代的地主阶级内部,由于政治、经济利益相冲突,价值标准、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的对立以及治国方针的分歧,形成了两个带有明显地域特征的集团——关中军功地主集团和关东地主集团。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到王莽篡汉的二百余年间,两大地主集团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和信仰,以多种方式长期对抗,是当时国内政治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影响着政治风云的变幻。     

汉文帝时期的权力结构与政治斗争——以臣立君为中心的考察

文帝的即位背景使得他与功臣集团的关系较为微妙,在匈奴和诸侯王的双重威胁下他们必须相互依赖和支持,但文帝试图伸张皇权,功臣集团亦力图维持权势,双方之冲突不可避免。文帝与功臣集团在薄昭、贾谊的问题上,在改"德运"的问题上,互有攻守,但所有的冲突均是以间接的形式、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展开的,双方保持着不触碰对方最后底线的默契。这种政治冲突冷处理的背后蕴涵着强大的张力,凸显了汉初政局的特征。     

审食其与汉初政局

审食其为汉初重要功臣之一,其虽无多大建树,然亦见证了汉初政坛的风云变幻.审食其作为吕后的幸臣,曾一度叱咤政坛,却并未随吕氏集团的覆灭而亡.此既因陆贾、朱建之谋划,也因其自身向功臣集团靠拢,方得"苟延"至文帝时期.淮南厉王击杀审食其,非因一时之冲动,乃是文帝默许、纵容的结果.审食其之死是伴随着文帝控制、打击功臣集团势力等一系列行动而同时进行的.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审食其的存亡都和当政大臣与皇权之斗争有关.     

浅论先秦“客”的政治作用

在先秦的诸侯国中,国君和卿相争养“客”之风盛行。“客”包含各家各派的士,以及不入流的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他们以其智力和体力贡献于主人,以争取国君大臣的赏识和重用。“客”在当时社会中有颇大的政治作用。1.创立和发展了形形色色的社会政治理论。如墨家的“兼爱”和“尚贤”学说,老子的“无为而治”、“小国寡民”思想,慎到的势治理论,商鞅的法家思想,韩非兼用法、术、势的法家学说,孟子的“王道”和“仁政”学说,苏秦、张仪的纵横家学说,《吕氏春秋》的新道家学说等等。在这些理论中,不乏代表奴隶主阶级利益的,然而,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正是各个不同的、对立的     

黄老道家的政治思想与汉初的治国实践

黄老思想是汉初政治的基本指导思想。它在治国理念上倡导“仁性当分”,在治国方略上坚持“无为而治”,在治国原则上强调重民爱民,在治国手段上重视仁义礼法,是一套以道为主,杂之以儒、法等家的兼收并蓄的治国理论体系。它对汉初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汉代中前期的政治结构与"霸王道杂之"的政治意义

汉初到汉代中期政治结构的变迁,为汉代中期“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思想的调整提供了可能。所谓霸王道杂之,即在统治思想上儒、法并用,其实质是以法制为内核而“缘饰以儒术”。它既从思想上强调大一统的统治秩序,又从行政运作上兼顾依法行政原则。这一国策实施的结果是使政治清明、政治通道通畅、统治思想得以理顺。     

《二年律令》所见汉初国家统治思想

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的设置原理与政治基础看,这一法律文书是围绕二十级军功爵制制定而成的,汉初承纳分封制并建构“内”“外”结合的政治结构是这一法律文献形成的政治基础。汉初国家统治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在暂时承纳分封体制的前提下,围绕二十级军功爵制制定法规,并以此来建构新的统治基础,同时,又通过限制分封,消解“内”“外”格局中制约皇权的政治因素,逐步使皇权成为支配国家权力、财富的中心力量。在这一国家统治思想体系中,黄老无为与“汉承秦制”是交替运用的统治技术,而非国家统治思想本身。     

浅谈陆贾“文武并用”的治国思想

陆贾是秦汉之交一位杰出的政治思想家。他在刘邦角逐中原,兴建汉朝的过程中,曾以自己的“口辩”,相随左右,出使诸候。建国之后,在高祖和文帝时代先后两次出使割据岭南的南越国,劝说南越王赵陀归汉。刘吕之争中,他又紧紧地站在汉室一边,串联游说,出谋划策,为诛灭诸吕,稳定刘汉政权作出新的贡献。但陆贾的主要功绩,并不是他的政治活动,而是以自己“文武并用”的政治理论,为高祖刘邦选择了一条正确的治国道路。刘邦建国之初,自以为“马上”得天下,对治国之道,不予重视。《史记》在陆贾本传中对此有一段生动的记述:“陆生时时前说称《诗》、     

论刘邦

刘邦得天时、地利、人和三利,推翻了秦王朝,开创了大汉基业.他以惊人的胆略,消灭了异姓诸侯王的割据势力,迁六国旧贵族和地方豪强到关中,加强了中央集权.他顺应民意,推行"无为而治"政策,给长期战乱后农民以休养生息,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恢复,有利于全国的统一.刘邦重新统一了全国,给人民以休养生息,使汉王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其功其绩,应在"千古一帝"秦始皇之上.     

孔子的政治理想与无为而治

孔子的政治理想就是无为而治。作为一种天下大治的社会状态,孔子认为,无为而治的社会必须具有三个特征,即人民足食、天下无兵和社会诚信。在孔子看来,为政以德即所谓德政只不过是实现无为而治的手段或途径罢了,它是以建立礼的秩序,发扬仁爱精神和坚持富而后教为基础的。孔子无为而治的政治理想是站在时代发展的前列、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进步呼声,是一种积极的无为而治,是对于老子消极的无为而治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自汉武帝以后对于儒术的独尊已经完全丢弃了孔子的政治理想,千年来的尊孔只是利用亡灵的作用而根据自己需要的对于孔子的篡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