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就业规模的影响效应研究

文章基于数字经济影响我国就业规模的理论分析，利用我国2002-202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与我国就业规模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在短期内对就业规模具有正向影响，但长期来看存在着较为稳定的负面影响。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与稳就业能够协同推进，但为了延长数字经济对就业规模正向影响的时间，公共政策应注重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创新数字经济人才培养，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完善数字经济相关领域就业政策体系，打造运转效率更高的劳动力市场。     

数字普惠金融、产业结构与就业质量

本文采用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构建就业质量指标体系，并基于熵权法测度就业质量，以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劳动力就业质量的影响。实证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显著提高了就业质量，并且该影响存在持续性。分维度看，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促进劳动合同签订与保险覆盖等劳动市场规范性因素提高就业质量；分区域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就业质量的提升效应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和城镇地区。中介效应分析显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就业质量提高的有效传导路径。因此，应继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提供更广泛的数字普惠金融相关培训和咨询服务，使更多小微企业和劳动者享受数字普惠金融产品与服务，激发劳动市场活力，实现高质量就业。     

数字经济时代我国面临的就业风险及治理机制研究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以“数字技术”变革为核心的数字经济时代,对劳动力市场产生巨大冲击和潜在的就业风险,主要包括新技术革命引发“机器换人”的就业替代效应、数字经济赋能绿色发展引发的技术性失业风险及新就业形态引发的劳动者权益保障缺失。这对我国稳定就业存量、扩大就业增量、优化就业结构和提升就业质量带来了新的挑战。切实防范和有效化解就业风险主要应对策略基础在“防”,重点在“治”,以“长效机制”为支撑,以重点群体为抓手,对于增进民生福祉、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政策意义。     

经济转型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分析

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中国依靠要素投入的旧增长模式难以为继,而要保持经济增长,就必须实现经济转型升级。与传统经济相比,创新经济生产率更高,增长动力更强,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同时,创新经济还能够更好地协调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满足差异化消费需求,体现了新一轮产业革命带来的经济变革,代表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方向。创新经济在创造新就业岗位的同时,还带来了就业方式和就业形态的变化,这部分就业因此可以被称为新就业。测算结果表明,2017年创新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例约为15. 2%,与2007年的8%相比增加了近一倍;新就业占总就业的比例约为10. 5%,与2007年的5. 4%相比也增加了几乎一倍;创新经济对增长和就业的贡献不断增强。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新机遇,大力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加快培育和壮大新产业、新业态,是当前经济转型背景下实现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关键。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产业数字化的就业效应研究

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加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数字经济对于促进就业增长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利用2006—2019年中国265个城市数据和企业信息数据,实证检验了产业数字化的就业效应和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产业数字化可以有效促进就业,并主要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提升创业活跃度促进就业,但提高生产效率也会抑制就业。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制造业、采矿业等从事简单重复和危险工种的劳动力,往往会受到产业数字化发展的负面影响,就业机会减少。进一步研究发现,产业数字化能够显著提升就业质量,优化就业结构。因此,建议加快数字经济发展,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加快传统产业结构升级改造,拓展产业链的长度、宽度和深度,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提高城市创新能力,提升创业活跃度,通过创新创业带动就业。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的多维影响：作用机理与经验证据

基于线性加权法对2010—2019年我国30个样本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进行测度,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工具变量最小二乘法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总量、结构和质量的影响以及存在的区域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全国层面数字经济对就业总量增长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但显著促进了就业结构的升级和就业质量的提升;分地区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就业总量的影响具有地区异质性,在东部地区具有抑制效应,在中、西部地区则具有促进效应,而数字经济对就业结构及就业质量的影响在所有地区均表现为显著的促进作用。由此建议,中国应建立适应数字经济及产业转型的就业预警监测体系,通过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入融合拓展就业空间,加大数字经济人才的培养力度以优化人力资本的供给结构。     

创意经济·版权·垄断 ——金元浦对话露丝·陶斯教授

创意产业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更高阶段,其包含的各行业具有共同的经济特征.创意经济是近年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潮流,在数字创意产业的推动下,已形成一种新的经济发展范式.文化创意新业态与传统的文化业态相比,具有高科技含量、高知识含量、高专业化水平、高附加值和低资源消耗的特征,它超越了传统的文化产业业态,是文化产业内部产业要素调整升级和产业发展自我突破的产物.文化新业态的高端创意性是文化产业升级换代至一个更高阶段的必然特征,要大力保护知识产权和消费者权益,防止不断扩大规模的互联网巨型企业施行寡头垄断.     

数字基础设施对就业变动的影响 ——来自制造业的证据

当前数字化浪潮方兴未艾,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高质量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构建指标体系测算了城市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并基于企业数据检验其对制造业就业变动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改善总体上能够显著提高就业创造率,并降低就业破坏率,耦合作用下对净就业增长率产生积极效应,即表现出“创造”效应;分样本结果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对中部地区、三线及以下城市、内销型制造业企业的就业创造效应最为明显;数字基础设施主要通过市场进出提升就业创造率,并通过企业调整和市场进出降低就业破坏率。基于主要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的逻辑、机理与路径

推动中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是新时代新阶段的两大中心课题。为研究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的逻辑关系,对共同富裕“四个统一”的内涵、数字经济的新特征与新趋势进行分析,论证数字经济助推共同富裕的机理与路径。研究认为,数字经济通过创新效应、溢出效应、协同效应和普惠效应,为均衡发展提供了共享机制,推动了全社会共享数字经济红利,创新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生态协同和价值共创是其中重要的机制; 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进一步培育互联网产业平台,做强做优做大数字平台,推动产业数字化和数字技术市场向农村、实体经济融合; 数字平台企业需要承担更多公共职能,持续完善数字生态链、发展新业态新模式为创新创业提供条件和保障,充分发挥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的“四个效应”,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数字经济时代网络招聘政策与搜寻渠道选择

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劳动者工作搜寻渠道发生了极大变革。基于数字经济时代工作搜寻模式变革、网络招聘发展及其内在逻辑分析,运用2019年的微观调查数据,验证了网络招聘政策对劳动者工作搜寻渠道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1)工作渠道的多样化体现为岗位信息投放方式、劳动力供需信息传递方式以及求职者与企业沟通方式的多样化,推动变革的内在动力主要是数字经济新政策、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劳动者素质普遍提升和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分割。(2)网络招聘政策对劳动者工作搜寻渠道选择有显著正向影响,政策效应在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领域都非常显著;相比非国有部门,网络招聘政策对国有部门的影响更为显著,说明国有部门的政策执行力更强。因此,建议进一步完善劳动力求职特别是与网络招聘相关的法律制度,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提升就业公共服务质量。     

大学生“网络就业”初探

互联网的发展不仅是中国产业经济的动力,也蕴藏着巨大的就业潜力和空间。中国在解决巨大的就业压力时,一方面要积极调整就业政策,不失时机地开发和创造互联网就业市场;另一方面也要不断提高就业服务质量,为实现互联网就业奠定坚实的基础。本文通过分析互联网对大学生就业所提供的有益条件和积极影响,深入挖掘互联网发展为大学生就业带来的就业潜力,提出高校在面对大学生就业挑战和机遇时,一定要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大学生就业服务质量,为大学生就业提供良好的服务。     

求解就业难题构建和谐社会

实现充分就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目标.我国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就业形势严峻.为破解就业难题,我们要认真研究扩大就业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的关系;研究扩大就业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多种非公有制经济和多种就业形式的关系;研究扩大就业与保障劳动者权益、增强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研究政府、企业、社会中介组织和劳动者各自的责任;研究完善劳动力市场和扩大就业的政策措施.化解劳动力整体文化素质较低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矛盾;化解传统就业观念落后与新兴劳动力市场现实的矛盾;化解宏观管理改革滞后与市场经济发展需求的矛盾.     

数字经济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的不同影响——技能替代视角的分析

数字经济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了深远影响。基于国际劳工组织数据,对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业结构进行描述性分析,发现技术进步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业结构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发达国家中等技能劳动力占比不断下降,发展中国家低技能劳动力占比快速降低。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三种不同技能劳动力的简单理论框架,从劳动力成本和技能替代成本的视角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理论解释。发达国家中等技能劳动力工资水平高、技能替代成本低造成中等技能劳动力更容易被技术替代,导致就业极化。发展中国家低技能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技能替代成本下降使得低技能劳动力更容易被技术替代,造成低技能劳动力占比快速下降。为应对数字经济对劳动力市场结构产生的冲击,政府应该基于不同发展阶段特点提供不同的公共就业培训机会,帮助劳动者掌握不易被技术替代的新技能,借助数字化技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改善收入分配。     

乐业才能安居——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

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考察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及相关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就业质量对女性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大于男性农民工,对高学历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大于低学历农民工,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大于老一代农民工;就业质量通过影响城市融入意愿和住房质量,进而影响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农民工所获得公共服务正向调节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建议通过提高就业质量和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来增强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     

数字经济背景下中国信息产业与信息化:发展现实及政策思考

在数字经济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一直高度重视发展信息产业和提高国家的信息化水平。信息产业方面,近十年来,中国软件产品收入、信息技术服务收入呈增长之势;电信业务收入增长较快,网络供给能力不断增强,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明显加快;东部地区电信产业发展水平较高,中西部地区水平较低。数字经济发展给中国信息产业带来机遇和挑战,也暴露出信息产业在满足数字经济发展要求方面存在不足。信息化方面,工业软件与工业互联网正在交汇融合,工业互联网领域出现全新的商业模式;人工智能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并深刻影响着传统行业数字化进程;工业互联网平台产业规模扩大,公共服务平台体系已经形成;大数据环境下,中国信息化发展依然存在短板和亟待解决的深层次问题。未来,中国需要加快信息产业和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信息产业产品和设备能效;突破工业软件行业技术瓶颈,加快实现软件迭代、算法改进和技术升级;优化信息产业布局,加快建设信息产业集群,服务数字经济发展;加强信息产业技术和产能的国际合作,构建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障体系。     

社会融入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涉及职业待遇、职业行为、文化观念、身份意识等多个层面对非农职业的适应与融入，具体包括职业待遇整合、职业行为适应、职业文化接纳和职业身份认同四个维度。因子测评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总体水平低、内部不平衡的发展特点。回归分析表明，学历低、年龄小、不在婚、务工年限短、所在企业规模较小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诸多方面的就业质量状况都比较差。而分地区进行探讨，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呈现了更多的差异性。以上研究结果的政策含义在于推进相关部门以社会融入为指导思想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     

论国有企业用工机制的市场化转变

理论分析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末国企改革以来,随着正式工规模的大幅压缩,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机制可能正从过去单一的工资调节模式转向工资和雇佣量的双调节模式。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实证分析证明了这一推测并发现,2003年之后产出波动对雇佣量的传导有所强化;对工资的冲击则有所缓解,双变量调节的特征愈发明显。这意味着国企能在一定程度上兼顾效率目标和社会目标。     

高专学校音乐教育专业毕业生就业问题探讨

当前高专学校音乐教育专业毕业生的就业面临着市场被逐年挤占、失业率逐年增高的巨大压力,究其原因主要是毕业生综合素质不高、就业观念存在误区。高专学校应在大力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提升学生就业竞争力的同时,引导学生转变就业观念,分层次、分流就业,以减轻学生的就业压力,实现最大程度的就业。     

知识经济对我国就业的影响

知识经济的兴起,促进经济全球化,推动国际分工的发展,带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知识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增加我国就业的难度,另一方面,会开辟新的就业领域,提供新的就业岗位,但与我国存在的大量劳动力供给相比,无法满足需要。为此,必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解决失业问题。     

职业院校就业市场的培育与运作

得益于国家政策导向作用以及职业院校人才培养方面所做出的努力,职业院校毕业生愈来愈受到社会的认可,就业率逐年提高。但在毕业生就业机制的系统化、市场化方面仍存在许多不足。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职业院校毕业生的充分就业,一方面强调国家就业市场机制的建立与完善,另一方面更强调职业院校自身迅速转变观念,主动运用市场机制,有效培育和运作就业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