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社会下第三部门功能研究

目前我国进入社会转型加速期,转型社会下社会分层、社会流动加剧,社会结构也发生相应的变迁。各种社会利益分化组合,各种利益群体逐渐显性化,社会利益出现多元化需求,社会利益的冲突和矛盾空前尖锐和激烈。社会呼唤新的制度、组织来迎合社会结构的变迁和利益协调的需求,第三部门兴起契合了社会利益协调的需要。本文将以利益协调机制为视角,来论证第三部门在转型社会中的社会利益协调功能,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保障第三部门利益协调功能实现的路径选择。     

后国际金融危机下的中国治理路径选择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后,正强化社会已有矛盾、激活社会潜在矛盾、滋生社会新的矛盾。文章提出发挥运用＂粘合剂＂功能,引导第三部门并通过第三部门帮助党和政府多做稳人心、得人心、暖人心、聚人心的好事实事;推动第三部门并通过第三部门勇于面对危机后新的挑战,推动中国经济稳健发展。     

试析乡村精英在群体性冲突预防中的功能

群体性冲突源于社会矛盾的积累,避免冲突的关键在于及时化解现实性社会矛盾。此过程至少包含两种机制,即利益综合和矛盾协调。法理型权威的职能定位、以及当前社会矛盾的特性给予乡村社会精英在群体性冲突的预防方面发挥利益综合和矛盾协调功能的可能空间。不过,乡村社会精英发挥利益综合功能的范围主要限定于村内的个体、群体的利益;发挥矛盾协调功能的范围主要是民众—政治权威类型的现实性社会矛盾。     

中国社会矛盾学说与西方社会冲突理论比较

本文比较了中国社会矛盾学说和西方社会冲突理论在概念内涵、矛盾根源和解决方式上的不同,并提出了其对解决当前我国社会矛盾的若干启示。     

司法系统:医患冲突中尴尬的第三方

当现实中医患矛盾出现时,司法系统并不能成为理想中中立公正的裁决者,而是充当了一个尴尬的第三方角色。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司法系统无法成为医患关系中有效制衡医患双方的第三方的实质在于,医院与患者、患者与司法系统之间都存在着基于不平等地位的畸形信任关系。由"社会交换"理论可知,由于地位和资源的不平等,患者和医院、患者和司法系统之间存在着信任风险。在信任风险的情况下,患者采取了由纠偏行为和社会交换失败导致的事后抗争行为。作为医患冲突中的第三方,司法系统的理想角色和实际角色之间存在巨大落差,医患冲突的解决单纯依靠司法系统这一"第三方"没有出路,有效解决医患冲突的路径急需探索。     

居委会 业委会 物业公司 社区“三方”冲突，居委会如何应对

社区是人们居住的空间,本应和谐宁静．但作为社会的一部分．社区生活中必然也会发生矛盾。学者们用一个词来指代这种矛盾．叫社区冲突。社区冲突有很多种——不同个体的,不同层面的;而社区组织间的矛盾冲突最引人注目．因为它不同于邻里间的纠纷,社区组织间的矛盾本质上是因“公权力”衍生出的矛盾．所以理应引起公众的注意。多年以来,说起社区冲突,往往离不开社区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三个角色,后来干脆被简称为社区内的“三方”关系。而通常“理顺”社会三方关系,成了社会管理层的工作重心。     

浅析群体性冲突的发生机理和预防机制

群体性冲突源于社会矛盾,其发生经过了社会化、矛盾累积和矛盾爆发三个阶段。因而,防止社会矛盾最终以群体性冲突的形式爆发至少涉及三种机制,即利益综合机制、矛盾协调机制和社会化机制。其中,社会化是预防群体性冲突的更为深远的机制。     

NGO视角下的“第三部门”

第三部门是指不属于政府（第一部门）、企业（第二部门）之外的其他组织，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社会组织。在中国，很多人是从各种各样的慈善公益活动中开始认识到第三部门的作用的．赈灾、捐助、扶贫、济困，第三部门在发展过程中形成或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和理念，塑造着社会的公益文化。     

平息民事冲突促进社会和谐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过程,而平息民事冲突是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内容。要平息民事冲突、化解社会矛盾,必须重视社会教化,重视当事人双方的对话、交涉与和解,在重视单位协调作用的同时,发挥社会各种群体的协调、规劝功能,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重视民间调解,完善人民调解制度,强化仲裁制度,修改并完善民事诉讼法的相关内容。惟其如此,才能最终达到平息民事冲突、促进社会和谐之目的。     

现实社会与虚拟社会的冲突及协调

信息技术把社会各部门、各行业、各地区、各国家联成一种崭新的社会组织形式——虚拟社会，使得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引起了现实社会与虚拟社会在国家安全、集体要求、个人交往方面诸多矛盾和冲突。文章从形成虚拟社会系统的主体、客体、交互方式三个侧面提出了协调的设想，以促使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都处于良性运行状态，共同构成人类生存的美好家园。     

城市拆迁冲突公共治理的文化价值视域

社会公共治理强调公共权力部门、营利组织、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之间建立合作导向的协商机制,这要求它们在化解城市拆迁冲突的文化价值方面达成观念上的共识,这也是民间力量推动城市拆迁制度变革的努力方向。制度建构与维持的精神根源是文化信念,因此,尽管拆迁冲突的直接诱因是制度不善导致利益分配不公,但其社会心理因素却是城市拆迁缺乏从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对民生的文化价值伦理的关注;当前,城市拆迁冲突的制度化治理也同样存在文化价值障碍。如此,拆迁冲突情境介入者(拆迁人、被拆迁人和地方公共权力部门)的文化价值更新和社会的文化价值重建对于拆迁冲突的公共治理是至关重要的;当然,也只有建立在深刻认识中国现实文化价值的特质及其与现代民主文化价值差别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对于中国合作治理城市拆迁冲突的根本性的路径选择。     

发展协商民主政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种新型民主理论的启示

协商民主政治的核心在于由“公共协商”达至“社会和谐”。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展示了当代社会政治领域的新气象。对于如何理解社会主义民主本质和现时期如何通过民主政治的发展来化解由于社会转型而带来的社会利益矛盾和冲突,形成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中国特色协商民主政治的发展必须根据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程度在党的领导下,通过主动的制度创新循序渐进地进行。     

中国福利性第三部门基础研究

在社会转型和行政管理模式变革的背景下,第三部门研究正成为一个热点和前沿课题。在社会福利领域,西方的新右派和福利多元主义也重新对第三部门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重视和关注,第三部门的发展壮大和功能健全也符合中国的“社会保障社会化”改革的政策取向,因此,第三部门在社会福利领域的功能研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重要意义。鉴于此,笔者将第三部门引入社会福利领域,提出了福利性第三部门。     

试论文化建设在社会稳定中的作用

社会发展的前提是稳定 ,而文化建设在社会稳定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根据我国的传统习惯和现实状况 ,文化建设通过促进社会形成强调社会公平、社会互助和社会和谐的主导型价值观 ,缓解和消除社会成员间因差别、摩擦、矛盾和隔阂引起的离散和不稳定现象 ,增强社会肌体的整合性。另外 ,文化建设通过强化人们的道德意识 ,整合优秀的民族文化基因 ,在全社会形成积极协作的人际关系 ,增强人们之间的亲和力和融合力 ,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当前维稳工作的误区及多边解决机制

当前维稳工作的重点是预防和化解社会冲突事件。阐述了由于对当前社会结构性紧张缺乏充分认识,许多本该用来化解社会冲突的手段发生偏移,一些部门或地区的维稳工作不仅没有有效解除矛盾,反而加剧了社会结构性紧张。在分析结构性紧张根源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维稳的要义,即维护制度公平;提出了从社会利益结构的调整、具体利益受损者的利益补偿、制度性手段的强化、政策制度的民意考量4个方面着手的多边解决机制。     

当代中国转型期社会冲突背景下的和谐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以历史浓缩的形式把各种社会冲突凸现出来,社会冲突对中国当代社会转型具有双重作用。从长远看,社会转型必然促进社会和谐,减少社会冲突；从目前看,社会转型不可避免地会加剧过渡性的社会冲突。社会冲突为社会转型奠定基础、积蓄力量,中国当代社会转型就是要通过社会冲突实现社会和谐的过程。     

我国转型期可能面临的社会危机问题分析——由巴黎骚乱引发的思考

巴黎骚乱实际上是法国的移民政策导致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总爆发。当前我国正处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社会转型时期,也是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集中凸现期。在不同的领域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潜在危机和问题。每一领域的局部危机和问题都有可能引发全面危机,进而演化成激烈的社会动荡。      

第三部门在美国的发展及其对中国行政改革的启示

第三部门在美国发展的历史根源是结社的传统、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和民主的社会现实 ,现实根源是 70、80年代的政府改革 ,中产阶级的兴起和社会多元化的发展趋势。第三部门维护了自由主义精神 ,促进了个人从家庭走向社会 ,提高了政府效能、保证了行政改革的顺利展开。中国应大力发展第三部门 ,因为它是中国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改革得以成功的关键 ,同时在第三部门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政府完全可有所作为     

怎样看待两极分化

研究两极分化问题，必须到生产领域中去寻找其根源及解决办法。不能撇开生产关系（首先是所有制关系）来研究两极分化。应该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相互关系的原理，来理解和对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两极分化问题。应该采取措施缓和两极分化带来的社会矛盾。彻底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现象是一个十分漫长的历史过程。     

两宋时期西南地区的民族冲突与社会控制

两宋时期,在经济重心南移的大背景下,西南地区的民族冲突频繁发生.从冲突主体看,包括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冲突以及少数民族之间的冲突两大类型;从冲突形式看,包括经济冲突与文化冲突两大类型.为了实现稳定后方的战略目标,两宋政府在西南地区实施了一系列社会控制措施,包括硬性控制和软性控制两大类型.但是,由于民族冲突是建立在文化差异与经济利益争夺基础上的社会冲突,因此,这些控制措施并未能从根本上杜绝此类冲突的发生.然而,正是这一系列的民族冲突事件,成为该地区民族融合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