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的实证研究--基于传统制造业和高科技制造业的对比

选取246家沪深 A 股制造业公司2009—2013年的数据,在对比传统制造业和高科技制造业的基础上,对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做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无论传统制造业还是高科技制造业,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均呈显著正相关;（2）在传统制造业内,企业规模表现为显著地正向增强二者之间的关系,在高科技制造业内,企业规模的影响也表现为正相关,但不显著;（3）在传统制造业内,员工人数表现为显著地负向加大薪酬差距的作用,在高科技制造业内,员工人数的影响则表现不显著,且为正相关。     

人力资本、治理结构与能源类上市公司高管-员工薪酬差距

人力资本是公司创新的源泉,治理结构是公司利益合理分配的保证。对沪深两市2007-2011年52家能源类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上,员工人数与高管-员工薪酬差距显著正相关,高管人数、企业接受高等教育员工比例呈现行业异质性;治理结构上,董事会规模与高管-员工薪酬差距负相关,两职合一、独立董事制度无显著影响。基于人力资本、治理结构视角,对能源类上市公司薪酬差距的实证研究将为上市公司的薪酬设计和员工管理提供有效指导。     

高管员工薪酬差距、董事长成熟度与创造性产出研究

创造性是企业长期发展的动力,高管员工间的薪酬差距通过相对业绩评价和报酬比较可以形成一种激励机制,并通过薪酬差距的竞争性和公平性特征引发对创造性产出的激励效应,薪酬差距目标设定是激励的重要环节,应兼顾竞争性和公平性.研究表明,出于对组织目标和激励机制的关注,董事长会影响薪酬差距竞争性和公平性以调节薪酬差距的激励效率和效果,而董事长领导行为的成熟程度所起的调节作用存在差异.董事长成熟度越高越有助于形成竞争性和公平性兼顾的高管员工薪酬差距,越有助于促进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创造性产出的关系.     

薪酬差距与企业风险承担研究

风险承担对企业持续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本文以2007—2017年上市公司为样本,从薪酬差距的视角出发,研究高管和员工间薪酬差距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薪酬差距与企业风险承担显著正相关,考虑了企业性质和大股东持股比例对二者之间关系的影响后,发现在民营企业、大股东持股比例低的企业中,会更大程度地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本文丰富了企业风险承担和薪酬差距领域的研究内容,为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提供了新的视角。     

企业数字化转型、人力资本与内部薪酬差距

企业是推动数字技术发挥经济效应的重要微观主体,也是平衡资本和劳动分配关系的关键所在。基于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运用Python爬虫技术评估了上市公司的数字化转型程度,实证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管与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扩大效应。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会通过提升员工人力资本水平缩小企业内部收入差距,也会通过提升管理层人力资本水平扩大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低议价能力企业与非技术密集型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更大。进一步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超额薪酬差距的原因在于员工薪酬涨幅小于管理层。因此,数字经济时代,为实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政府应推动劳动力知识技能升级,优化劳动力结构,充分发挥人力资本在推动企业内部收入分配公平方面的作用,进而缩小企业内部收入差距。     

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与盈余管理

本文考察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并通过实证分析检验了可能的影响机制。我们发现：第一、企业内部薪酬差距显著降低了盈余管理水平。第二、薪酬差距影响盈余管理的过程中，外部监督机制和管理者薪酬机制发挥了显著的作用。结果显示薪酬差距吸引了信息中介的关注度，加强了对企业的监督作用，进而降低盈余管理水平；由管理者较高的绝对薪酬或者较大的相对薪酬溢价，导致了管理者与员工之间较高的相对薪酬，会降低管理者的盈余操纵动机，进而降低盈余管理；第三，该结论在改变了薪酬差距的测度后有效并稳健。本文的研究不仅给企业薪酬设计提供了依据，也给监管层制定有效的企业薪酬管理制度提供了明晰的政策借鉴。     

企业社会责任与高管薪酬辩护

随着社会责任意识的普及,企业社会责任已成为企业战略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采用2009—2013年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社会责任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并且基于薪酬辩护假说,进一步检验内部收入差距、高管权力等对企业社会责任与高管薪酬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企业社会责任是高管绩效考核的重要的非财务指标,企业社会责任增加高管薪酬。当企业内部收入差距较大时,高管可能通过增加薪酬契约中社会责任指标权重的方式进行薪酬辩护,并且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高管的薪酬辩护行为更明显。管理层权力影响高管的薪酬辩护行为,相较于权力较小的高管,权力较大的高管更可能通过增加社会责任业绩指标权重的方式进行薪酬辩护。     

俭以养德：儒家文化与高管在职消费

儒家思想经久不衰,在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和市场交易中仍影响颇深。以明清进士数量的地域分布测度儒家文化的历史积淀,考察"俭"的价值观念对高管在职消费的影响。结果显示,儒家文化越浓厚的地区,高管的在职消费越少,在使用企业到古代印刷局的距离作为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成立。研究还发现,高管自身的节俭意识和市场较高的道德约束是两条潜在的影响渠道。此外,儒家文化的影响在民营企业、陷入经营困境的企业和分析师跟踪较少的企业中更为明显。基于文化传承视角的分析则证实,近代西方文化的传入削弱了儒家文化的积极影响。     

加大薪酬差距能否带来正向的激励影响——基于企业生命周期分析

将企业生命周期纳入到对高管薪酬差距的实证研究中,选取2010-2012年中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从企业特性角度分析了高管薪酬差距对公司业绩的影响,为我国上市公司完善高管薪酬激励制度提供了经验数据。研究结果显示:公司在制定高管薪酬差距时会因其所处的生命周期特点而有所不同,较成熟型企业来说,成长型企业通过增加薪酬差距的方式来达到激励公司业绩的效果更好。     

高管异质性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薪酬差距的中介效应

以2011—2015年A股上市公司财报数据和高管个人特征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高管团队成员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和任期的异质性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揭示团队内部薪酬差距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成员在年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上异质性水平的提高扩大了团队内部的薪酬差距并加剧了企业的过度投资,而任期异质性水平的提高则产生了相反的作用。影响高管团队过度投资行为的心理因素和能力因素的内部薪酬差距,在其中起到部分中介的效应,并且随着薪酬差距的扩大,企业过度投资的程度也愈加严重。为提高企业投资效率,建议构建合理的高管团队,制定合理的薪酬政策,建立健全投资决策、执行和监管机制。     

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门限回归分析

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其内部薪酬差距对企业诸多方面具有重大影响。运用2006—2017年制造行业的国有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采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了企业内部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利用面板门限模型探讨了薪酬差距对企业绩效激励效应的门限水平。研究发现,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倒U型的关系,这说明两者之间的关系不能简单地仅用锦标赛理论或行为理论来解释。另外,在薪酬差距的正向效应范围内存在显著的门限特征,在门限值(32. 216)以下,薪酬差距对企业绩效有更强的激励效应,在门限值以上激励效应减弱。研究结论表明,应当深化国企改革,注重竞争和公平两个要素,科学设置薪酬差距区间,以充分发挥薪酬差距对企业绩效的正向激励效应。     

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与企业投资效率

企业高管薪酬作为一种激励措施,其团队内部薪酬差距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显著.通过选取2016—2018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发现: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在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对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正向影响会出现拐点,超过这个拐点,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就会对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开始产生负向影响,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与企业投资效率呈"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并对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展开了检验.因此企业应合理控制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提高企业投资效率.     

高管薪酬结构与企业创新——基于高管风险承担视角

创新是企业获得技术优势的重要行为,有助于国家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高管是企业做出创新决策的主体。以2008—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高管薪酬结构影响企业创新的效应及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随着高管薪酬结构中股权薪酬比例的提升,企业创新投入水平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进一步地,以激励物的Delta指数和Vega指数为度量的高管风险承担在薪酬结构影响企业创新的路径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高管股权薪酬对企业创新的正向激励效果仅显著存在于非国有企业和位于高市场化程度地区的企业当中。因此,企业要制定合理的薪酬结构,适当提高股权薪酬占比,并注重改善激励环境提升高管的风险承担能力,为企业创新创造良好的内外部环境。     

中小股东治理与企业内部薪酬差距——来自非国有企业的经验证据

以2007-2019年沪深两市A股非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在实证检验了中小股东参与治理对非国有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治理作用的基础上,本研究发现：中小股东参与治理显著抑制了非国有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且这种抑制效应具体表现为高管平均薪酬的降低和员工平均薪酬的增加。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小股东的薪酬治理作用在法律环境较好、业绩压力较大、第一类代理问题严重和第二类代理问题较轻的情景下更显著。此外,中小股东参与治理还可以提高企业短期绩效、长期绩效以及劳动收入份额。本文的研究丰富了企业薪酬契约的治理因素,为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完善及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了非国有企业的经验证据。     

新政新知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将“提低控高” 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日前发布2011年《中国薪酬发展报告》。报告中直指,部分行业工资上涨过陕。除企业高管与外来务工人员工资收入差距最大达4553倍外,企业内部近5年来高管工资增幅明显超过普通职工工资增幅,收入差距不是在逐步缩小而是明显放大,造成社会收入分配不公。专家分析,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在于高管决定薪酬机制而缺少监督,部分行业依靠垄断、资源配置优势等导致其薪酬增长过陕。     

薪酬委员会设立、产权性质与高管薪酬

以自愿披露薪酬委员会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并以“最优契约论”和“经理人权力论”为理论基础,探讨了不同产权性质下薪酬委员会设立与高管薪酬的关系.实证研究发现:国有企业中设置薪酬委员会的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更高,而非国有企业中则相反;进一步细分国有企业发现,央企中设置薪酬委员会的上市公司具有更高薪酬业绩敏感度,而地方国企则相反;通过对相对业绩和业绩变化的进一步考察发现,在相对业绩高和业绩上升时,地方国企设置薪酬委员会的上市公司其薪酬业绩敏感度更高;在相对业绩低和业绩下降时,央企设置薪酬委员会的上市公司薪酬业绩敏感度更高.这意味着薪酬委员会的设置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央企和地方国企以及企业不同相对业绩和业绩变化的情况下,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的作用不同,地方国企薪酬委员会的设置具有为其高管辩护的经验证据,更符合经理人权力理论.     

“高薪养廉”还是“高薪致腐”?——基于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近年来,"反腐败"已经成为中国经济领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以中国沪深A股2007—2014年间的1415个上市公司为样本,可实证检验高管薪酬与高管腐败之间存在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管薪酬在高管的显性腐败与隐性腐败之间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关系。在显性腐败行为中,高管薪酬与腐败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高薪养廉",也就是说高管获得的薪酬水平越高,则高管显性腐败的概率越低;而在隐性腐败行为中,高管薪酬则与腐败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高薪致腐",也就是说高管获得的薪酬水平越高,则高管隐性腐败的程度会更高。另外,研究还发现,相较于非国有属性的企业,"高薪养廉"在国有属性的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员工价值在企业薪酬中体现的两种“策略”

本文论及的“员工价值”为员工对企业的价值。此价值量的大小与员工对企业的贡献大小有关。本文基本上是从管理学视角,关注不同员工在同一时间内不同的个案薪酬,这包括相同等级不同员工不同的个案薪酬,及同一员工在不同时点不同的个案薪酬:它不同于经济学者更多关注的“类薪酬”。本文侧重探讨的是,员工价值在企业薪酬中体现的两种策略:参数控制和分步到位。模糊系统理论是本文的基本方法论。     

商业银行高管薪酬改革问题研究

高管薪酬激励约束机制是现代企业公司治理中极其重要的内容,对高管的有效激励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选取我国16家上市商业银行2008年至2013年的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商业银行高管薪酬与银行风险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银行高管薪酬与衡量银行风险的不良贷款率之间呈正相关关系,我国银行业对高管可能存在过度激励的现象.推行高管薪酬体制改革,建立完善的高管考核指标体系,形成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加强风险管理,对商业银行的持续稳定发展至关重要.     

薪酬外部公平性与高管过度在职消费行为后果分析——基于内部薪酬差距的调节作用

基于行为经济学视角分析了高管过度在职消费成因,并以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2-2017年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薪酬外部公平性对高管过度在职消费行为后果的影响以及内部薪酬差距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薪酬外部劣势不公平会诱发高管过度在职消费,并削弱在职消费"效率观"表现,而内部薪酬差距可以抑制上述影响.在薪酬外部优势不公平状态下,优势不公平程度对高管过度在职消费和在职消费经济效应无显著影响,内部薪酬差距反会诱发高管过度在职消费,削弱在职消费"效率观"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