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反全球化思潮:根源、走向及应对

欧洲各国自2016年以来上演了一幕幕反一体化、反全球化的政治现象,这标志着反全球化思潮在欧洲的兴起。欧洲一体化严重受挫所引发的疑欧主义回潮、全球化带来的社会分化以及民粹主义思潮的蔓延,成为欧洲反全球化思潮兴起的主要因素。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右翼势力将取代传统左派成为反全球化运动的主要推手,反全球化中群体性社会冲突将日趋激烈,欧洲各国反全球化势力也存在联合的趋势。不过,反全球化思潮的实质,并不是反对经济全球化本身,而是反对全球化给民族国家带来的消极后果。面对欧洲反全球化思潮的挑战,作为全球化赢家的中国,应积极参与并引导多元化全球治理体系的创建,抵御欧洲贸易保护主义对于中国的冲击,着力解决国内民生问题以清除反全球化滋生的土壤,进而推动全球化向公正、平等、合理的方向迈进。     

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与欧洲福利国家困境

［摘要］针对当前一些政治家和学者把欧洲福利国家所面临的困境归咎于处理移民问题的多元文化政策的现象,本文从介绍欧洲福利国家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及其“反弹”入手,对“国家用于‘承认’的资源挤占了用于‘再分配’的资源”、“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威胁了福利国家赖以存在的社会信任和社会团结”、“多元文化主义政策过分强调文化不平等,而忽略了经济不平等、政治不平等等其他方面的不平等”等方面的质疑进行反驳,进而得出“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和欧洲福利国家困境之间并不具有直接相关性”的结论。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与欧洲福利国家的关系受到国家建构能力、超国家理念、“文明冲突论”的陈见等因素的制约。     

人民力量的回归——第三波民粹主义再评价

作为一股政治与社会思潮,第三波民粹主义席卷欧美发达国家并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影响。除了经济因素,种族与文化问题是第三波民粹主义在欧美兴盛的原因。在选举政治中,移民、少数族裔、恐怖主义、分离主义等议题成为欧美国家选民的重要关切,为民粹主义提供了土壤。在充分发展的政党政治和选举政治的民主制度里,民粹主义取得了完全的影响力。民粹主义同民族分离主义、文化孤立主义和民族（国家）主义等极端思潮存在合流趋势,影响着各国政党政治和选举政治,给世界政治局势带来不确定性。第三波民粹主义既是对精英政治的反叛,又是对代议制民主的补充;它表现了人们对普世价值的疑虑,代表人民力量的回归,是一股不容小觑的政治力量。     

论多元文化主义及其对美国社会的影响

20世纪下半叶,美国社会在第三次移民潮和社会运动的冲击下,出现了主张国家内部族群文化多样性以及不同文化群体之间平等与相互尊重的多元文化主义思潮.多元文化主义是社会多元化趋势在理论上的反映,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宽容度、增加了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另一方面,多元文化主义对差异和平等的过度强调则会削弱国家一体化的融合,对美国的共同文化和政治秩序构成了挑战.     

拉丁美洲新自由民粹主义的表现与兴起要素探析

拉丁美洲一直都拥有民粹主义政治的肥沃土壤,从来就存在反对不平等和反美的左翼民粹主义政治和具有军方背景受美国支持的右翼民粹主义.长久以来拉丁美洲民粹主义政治总是在左右两极之间摆动.虽然左翼民粹主义政治的支持者众多,但是在很多内部和外界因素的影响下,右翼民粹主义总是可以在左翼政治长期执政后又重新夺取政权.20世纪90年代拉丁美洲国家出现了新自由主义与右翼民粹主义相结合的独特现象,这种政治现象也被称为新自由民粹主义.对拉丁美洲右翼民粹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进行探析,从经济、政治、文化等视角来解读拉丁美洲的右翼民粹主义政治的特征与趋势,从而了解新自由民粹主义的兴起要素.     

赫尔德与文化民族主义思想传统

赫尔德是18世纪后期德国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被誉为"文化民族主义之父"。其思想中的民粹主义、表现主义、多元主义和民族归属等观念,深刻地影响了后世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传统。从著名思想家伯林对赫尔德的论述入手,可以系统地看到赫尔德文化民族主义的思想背景、核心观念、基本逻辑、文学意义等问题,尤其是赫尔德与文化民族主义思想传统之间的关系,以及他的历史主义、多元主义思想与相对主义观念之间的差异,同时警惕其思想的负面效果。     

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与民粹主义“人民观”辨析

民粹主义打着“人民主权”的旗号,企图以“人民的名义”煽动平民大众反精英、反建制,会造成对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冲击。明晰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群众”范畴与民粹主义语境中的“人民”概念,探赜唯物史观如何阐释“人民群众”和“杰出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认清民粹主义如何处理“精英”与“大众”的关系,厘清群众史观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表现和民粹主义“人民观”在西方政治文明中的体现,才能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的界限,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新冠疫情期间世界民族主义的政治异动

新冠疫情期间,世界范围内的民族主义异动状况引人瞩目。一些右翼政府和政党为转嫁国内压力,将病毒传播政治化,制造了一系列极端排外的种族歧视和宗教冲突事件,具体表现在对少数民族和宗教人口的污名化,推行排外的民族主义政策,以及制造针对特定群体的阴谋论等。逆全球化潮流是这场民族主义政治异动的深刻背景,世界各地不断兴起的反全球化运动以及各国极右翼势力的崛起使得民族主义成为显著的政治思潮,并在疫情期间迅速蔓延。从深层次看,资本主义内部固有的不平等和极端排外的民族主义思潮相互构建,从根本上形成了疫情期间政治异动的根源。应对这一异常的世界政治新动向,需要我们以强有力的公共政策和社会公平为支撑点,坚持多边主义的政治共识,减轻民族主义敌对排外情绪的消极影响,并将环境可持续性、人口公平和人道主义团结置于重建和复兴方案的核心,才有可能形成修复政治、阻击疫情的决定性力量。     

悲哀的蜕变——由阎真的小说《沧浪之水》说开

阎真的小说《沧浪之水》自问世以来,以其反映市场经济情境下知识分子被迫蜕变时艰难的心理挣扎而引起了知识界的强烈反响,知识分子蜕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知识分子的蜕变首先在于其权力、社会地位、经济收入的下降,这也是近百年来的事,源于自“五四”中国社会第一次历史转型以来的反传统思潮、社会运动。在中国源远流长的几千年文明中,传统精英知识分子“士”的地位远高于普通民众,这从“天地君亲师”、“士农工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即可体现出来。“五四”以来的启蒙先锋吸收了西方的民粹主义思想及其伴生物反智主义思潮,而正是民粹主义思潮和运动使中国知识分子逐渐地、不自觉地失去“士”的高高在上的地位。知识分子蜕变的第二个社会根源,应当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去挖掘。第三个原因应该是价值观念的转换,或者说是西方话语霸权对儒家话语霸权的入侵、置换。知识分子往往是社会的精英和理性思考者。一个社会失去了精英,文化由谁书写?精神由谁传递?理性何在?世俗是一种非理性的理性,是短浅的。如果仅仅追求世俗化的理性,那么一个民族的文化就失去了精神底蕴,最终整个民族失去了自我,失去了文化意义的发展。就连阎真都不自觉地意识到:“那些看清了真相的人实际上是在一种更高的真实中迷失了,他们是这个时代最大的赢家,也是最大的输家。”     

中国文化激进主义思潮的历史演进

文化激进主义是中国近现代社会最具影响力的文化思潮 ,其在本质上属于政治文化的范畴 ,表现出“反智论”的倾向 ,具有唯意志主义、民粹主义、崇尚暴力 ,以及强调组织化、权力集中化和意识形态化的特征。从文化激进主义的历史发展脉络来看 ,它经历了维新运动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和后五四时期三个阶段。     

去疆域化，还是部落化？——英语人文学界的理论旅行

欧美思想界形成的左翼“后学”理论,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欧美激进社会政治运动,70年代末退隐入学院象牙塔。历经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孵化蜕变,理论从英语人文学术界越界,走过了从学术话语去疆域化到深度卷入英美社会的意识形态两极化和部落化的理论旅行。后殖民主义理论麾下的种族和族裔研究、性别研究机构,通过大众媒体、互联网、中小学教材等渠道,使学术话语广泛、迅速地通俗化,与反种族主义、女权主义和LGBTQ群体的社会运动紧密结合。认同政治和政治正确的话语与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思潮相互推波助澜,形成了今天世界的混乱局面。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提供了有力的批判与反思的武器,来解析理论的旅行和英美社会的乱象。     

多元主义的内在冲突及其调和

现代社会中存在着普遍平等的政治与文化差异的政治,二者分别与两种多元主义观念相关,即价值多元主义与文化多元主义.正如普遍平等的政治与文化差异的政治相互交织,价值多元主义与文化多元主义之间也关系复杂.处理二者关系的策略可以分为四种模式,其中格雷的“权宜之计”适用性更强,而自由主义者试图消弭多元文化主义的论调则只能表明其狭隘性和独霸性.     

简评“新权威主义”

新权威主义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尘嚣日上时出现的一种有影响的理论。针对某些人所鼓吹的新权威主义观点,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指明其实质是:确立“政治精英”的权威,以政治上的集权制推进市扬经济,进而实现多元的“民主政治”,这一理论背离了四项基本原则。主张在中国照搬西方的一整套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岳麟章教授来我校讲学

应我校科学管理系的邀请,北京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岳麟章先生,于1989年3月下旬来我校进行了为期10天的讲学活动。致力于西方政治思想研究、并建树颇丰的岳麟章先生,在为期10天的讲学活动中,围绕着“当代西方政治思想”这一主题,向我校教师和学生介绍和分析了自由主义政治思想、保守主义政治思想、政治精英主义,存在主义政治思想,行为主义政治思想、民主社会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欧洲共产主义、新左派政治思想以及政治多元主义等学术流派及其理论。并结合实际,阐述了自己对于政治精英主义与我国兴起的新权威主义、存在主义与我国青年的自我设计、政治元多主义与社会主义多元化等问题的见解和看法。     

利益多元与社会和谐

利益多元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多元利益之间在竞争、冲突和妥协过程中使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诸多领域达到和谐状态。其中，经济利益多元通过孕育平等、自由与诚信的市场机制，促进社会经济秩序的和谐；政治利益多元通过生成真正的公共意志，构建民主与法治的和谐政治秩序；文化多元通过不同文化价值和文化类型的冲突与妥协，推动主导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良性互动和发展，促成文化秩序的和谐。     

后冷战时代的欧洲新民粹主义

新民粹主义是一种后工业时代的社会思潮,它与20世纪90年代欧洲极右翼思潮的泛滥和激烈的政党政治紧密相连,散发着极右气息,反映了后冷战时期的欧洲在政治、经济与社会方面的变迁,是所谓“欧洲右倾”的标志之一。它的出现与“中左”派政府的无能、战后共识的崩溃,移民大量涌入的压力以及欧洲一体化的深入直接相关;它与其它极右翼思潮如新纳粹主义有着既联系又区别的复杂关系。虽然极右势力在欧洲的确呈上升之势,但新民粹主义面临着难以克服的困境,相当长的时期内它仍难以帮助极右政党占据主流地位。     

难民危机背景下德国政党生态的新演进

在德国难民危机激化的背景下,带有反泛欧主义色彩的德国选择党在三州选举中强势崛起,德国左翼政党和传统大众政党却显出明显颓势。这一趋势显示,伴随着欧洲各国右翼思潮涌动,一直受到压制的德国右翼民族主义政党在二战后也正式走上历史舞台,以新的形态再次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德国选择党崛起的原因,可从难民危机助推、民众心理需求、左派意识形态固化和传统政党精英化等四方面来分析。该右翼政党的成功将激起德国政坛的巨大漩涡,冲击德国目前的主流左翼意识形态,并将逐步改变德国目前的政党生态格局。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语区家乡文学初探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语区家乡文学(Heimatliteratur)的主题是讴歌“乡村”“土地”“田园”“家乡”“血统”等传统农业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同时对以大都市文明为代表的现代文明进行猛烈抨击,对理性主义、现代主义等思潮进行强烈质疑.家乡文学的思想倾向十分保守,甚至有一定的反智主义倾向,展现了德国社会思潮从民族主义向种族主义过渡时期的一种文学形态.在文学趣味和风格上成为纳粹第三帝国时期血统与土地文学(Blut-undBodenliteratur)的前驱.     

重申启蒙——走出从启蒙到集权的“辩证法”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左派总是站在启蒙一边,为启蒙摇旗呐喊。然而,在当今时代,启蒙与左派之间的天然纽带正在断裂。在一些左派看来,启蒙不仅是理智上有缺陷的思想纲领,而且是政治上危险的行动纲领,不是被当作自由之路,而是被当作通向奥斯维辛和古拉格之路。针对当今左派中盛行的反启蒙和反现代性思潮,一些思想家提出要重申启蒙。哈贝马斯认为,启蒙虽然有局限性,但仍不失为一个包含着规范理想和解放潜能的未完成计划;布隆纳进而认为,启蒙不仅不是主体形而上学暴政和集权主义渊薮,而且是无情批判现实和主张积极行动的进步主义政治学。应该承认,在当今时代对启蒙的辩护是有意义的,但更有意义的是,通过对启蒙的批判寻找到更好的启蒙概念。     

当代中国现代性的困境及其责任主义的价值重建

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主要地从生产力层面扩展到分配公平、政治体制改革、生态文明与核心价值观建设等层面,现代性建设成为当务之急。在思想界,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目前主要面临着新启蒙主义、民族主义、反现代性的现代化及多元主义现代性等四种思潮的博弈,可是,由于种种缘故,这四种思潮在中国都面临不同程度的危机与困境。在自由主义泛滥、全球生存危机之际,中国应当高举社会责任的大旗,走责任主义的现代性价值重建道路,由此才能真正实现制度自信与民族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