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护国战争浅探

袁世凯自从窃据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后,便处心积虑地篡夺革命成果,实行专制独裁。一九一三年,南方六省发动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加紧了恢复帝制的步伐,至一九一五年秋冬,先后发起筹安会和举行登基大典,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于是一场反对复辟帝制,维护民国国体的“护国战争”爆发了。护国战争始起于云南,先后波及贵州、四川、湖南、广西等省。本文仪就护国战争在湖南湘西战场上的情况作一点浅探。     

周树模、庄蕴宽与民国初年的两次复辟运动

1914年的清室复辟案与1915年的袁世凯称帝案,作为袁世凯统治时代两次大规模的复辟运动。均为复辟图谋,又均由肃政厅对涉案人员刘廷琛、劳乃宣、宋育仁以及杨度等筹安会六君子进行弹劾,但是由于复辟支持对象的不同,前者以案件关系人宋育仁遣送回籍的结果告终,而后者尽管平政院院长周树模以及都肃政史庄蕴宽分别采取了"总统世袭"以及弹劾筹安会、称病辞职等政治策略,结果却是未能阻挡袁世凯称帝的步伐。这充分暴露出民初法律运行过程中政治因素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严复与袁世凯

严复，学贯中西，“于中学西学皆一流人物”，翻译《天演论》，鼓吹进化说，被人称之为启蒙大师，文化巨匠；袁世凯，一介武夫，一代枭雄，出卖康、梁，玩弄孙、黄，复辟帝制，终为世人所唾弃。可是，袁世凯酝酿帝制，在其舆论机构“筹安会”中，严复却榜上有名，为袁世凯张目，为时人所不解。那么，是什么契机将严袁二人系在一起，给后人留下了难解之谜。本文试图通过对严复与袁世凯关系、严袁恩怨的探讨，来揭开这个百年之谜。一、严衰交往时人陈宝琛在为严复撰写的《墓志铭》中说：“袁世凯与君雅故，其督直隶，招君不至以为憾：及罢政归…     

帝国共和:从“清皇”到“大圣皇”——关于“袁世凯加笔民国宪法草案”

"袁世凯加笔民国宪法草案"系诸桥辙次博士保存下来的墨迹文献之一,现存于日本新潟县三条市诸桥辙次记念馆,迄今未被公开。那么,这份"民国"诞生以前的手写"民国宪法草案"是一份怎样的资料?其意义何在?在此基础上是否有最终文本形成?如果有的话,那么定本又呈现于怎样的形态?作为"民国"的国体设计图,其在构想上与目前已知的同时期"宪法"设计又有着怎样的异同?在"民国"即将诞生之际,袁世凯方面还准备了一份以"大圣皇"取代"清皇"的所谓"帝国共和"方案,其"大圣皇"与"大总统"并存的国体构造,不同于目前已知的同时期任何一部正式公布的"宪法",提供了不同于"君主立宪"或"共和立宪"的新构想,体现了宪法设计水准的某一到达点。     

中英开平矿务案始末

中英开平矿务案始末丁长清中英开平矿务案是清末民初一起重大的国际经济案件，历时十余载，牵涉到众多重要的历史人物，其中有我国著名实业家周学熙，清朝大官吏张燕谋（张翼），以英国为首的欧洲财团，清廷的慈禧太后，民国总统袁世凯，以及后任美国总统的胡佛（在开平文...     

袁世凯的赋税思想与政策

20世纪前后 ,袁世凯在封疆大吏和民国总统任上 ,利用职权整顿税收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的财政危机 ;同时他还注意增加进口税和减轻出口税 ,加强国货竞争力 ,对近代中国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产生了一些促进作用     

正名以求王道——民国时期宋育仁复辟诉求的经学视野（1912—1924）

“正名”是儒家政治思想中非常重要的观念。深受传统学术熏陶的读书人在面临近代中国新旧秩序急剧更迭之际，倾向于利用既有思想资源去回应政治现实。1914年的复辟风波中，宋育仁提出辛亥鼎革符合《春秋》“王鲁亲周”的大义，只需民国临时总统袁世凯正名“总统”为“公”，即可复辟王道。为了瓦解民国的正当性，宋育仁进一步辨析“革命”“禅让”等名词概念的政治内涵。尽管这些努力在新时代的形势下都难以成功，不过这套经学政治话语颇能折射出民国时期多元歧异的政治文化。     

五四新文化运动喊错口号批错对象了吗——与秦晖先生商榷

秦晖先生认为"五四"喊错口号、应该批"法"而不应该批"儒"以及个人自由应该是"五四"主题、个人主义来自日本、启蒙发生偏离等思想史宏论,表面上看符合大历史的解读,但却忽略和背离了特定历史语境和基本史实。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在袁世凯、张勋等复辟以及尊孔和立孔教为国教的文化复古逆流之后而产生的,针对思想文化和政治上的倒行逆施,新文化人才以"民主"(主权在民)口号应对改变国体的"君主"(主权在君)、以"科学"口号应对孔教运动,进而以个人自由和个人主义等现代共有价值为文化的深度追求。     

袁世凯手批清帝辞位诏书的发现及其对清末民初国体因革的认知意义

在日本静嘉堂文库《袁氏密函》中发现的袁世凯手批清帝逊位诏书原件,是研究清末民初国体、政体因革问题的珍贵资料。袁世凯在上面进行手批的底稿,既非张謇拟《内阁复电》,又非张謇家藏本《拟清帝逊位诏》,由此可补辞位诏书生成史的诸多缺环。与此同时,这一发现也使诏书中袁世凯、张謇各自思想的分辨成为可能。对"逊位""共和立宪国体""完全领土"话语的发掘,有助于进一步揭示清末民初五族共和国体建构对民族边疆的统合意义。     

辛亥革命时期西方传教士对袁世凯的选择

袁世凯为何能够篡夺革命政权，荣登总统宝座，这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课题。但是，西方传教士何以最终撤回了对孙中山的支持而选择了袁世凯，史家却鲜有论及。有感于此，本文拟透过传教士赴华的动机及其复杂的中国社会背景，对此作一些初步的探讨。一、问题的提出２０世纪初叶...     

杨度思想转变的探析

杨度(1874～1931)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个颇具传奇性的政治人物，他年轻时曾满怀爱国热情投身政治运动，他是君主立宪制的坚定拥护者，是袁世凯复辟帝制时筹安会的重要组织者，但是在晚年，他终于走上了正确的革命道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一个人的思想的形成与转变一定是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虽然杨度的一生思想转变如此巨大，但这种转变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和思想根源的。     

袁世凯与南北议和新论

对于辛亥革命时期的袁世凯及南北议和,过去学术界多持否定意见。本文通过重新考察袁世凯自武昌首义后“奉旨出山”,主倡南北议和,逼迫清帝退位,最后当选民国临时大总统这一时期的主要史料,对袁世凯在中国历史这一关键时刻所扮演的角色及南北议和的意义作了新的评价。     

论唐绍仪在创建民国中的作用

本文分析了清末旧官僚、袁世凯的政治心腹唐绍仪在辛亥革命民主潮流的荡涤下转变为民主共和的追随者和支持者、并与袁世凯决裂的过程,肯定了他在辛亥南北和谈、促成共和、创建民国中的积极作用,也指出了他拥袁的调和立场给辛亥革命造成的消极影响。认为唐绍仪在这时期政治上的成败得失与辛亥革命历史、民国命运息息相关,通过对他的研究可帮助我们更好地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了解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     

民初有关共和制度的争论——省思中国初次民主实验

本文以章士钊与戴季陶有关内阁制与总统制之争论为主题,藉此探讨民国建立之初,知识分子对民主建设的认识。向来研究民初政治都把总统、内阁争议归究为对袁世凯的态度问题,即反袁者为克制袁世凯,故主张内阁制度,而支持袁世凯者则站在总统制一方。上述看法不是没有道理,但亦因此忽略辛亥革命后中国有史以来初次实践民主的经验。由章士钊及戴季陶二人的争论观察,可以看出民初知识分子对民主满怀理想色彩:民主就是法治,法治就是宪法的制订,故总统制或内阁制的宪法模式便成为当时的争点,亦反映出19世纪西方流行之“形式民主”是辛亥时期民主的关注重点。至于民主制度与社会的关系或其社会实践过程为何,则完全不在两人讨论之列。有关宪法的浪漫想法,直到曹锟当选总统后,各界对共和制度再不抱任何希望,民初的民主争议才告一段落。     

权力与体制的冲突：《临时约法》时期袁世凯权威重建的困境

当受益于民主政权失败的＂负面合法性＂的袁世凯担任国家元首已成定局时,出于对袁世凯个人政治品质的不信任及为了重新获得全国的统治权,国民党通过《临时约法》构建了一种＂总统的表面特权＂（尊严）与＂内阁总理的实际权力＂（效率）并存的二元体系。由此,权力与体制的冲突构成了民初共和宪政的内在矛盾,在这一矛盾和冲突中,袁世凯曾拥有的政治资源处于不断流失的状态,其权威重建的政治困境由此产生。     

试析梁启超参加反袁护国的原因

一九一五年八月二十日,在袁世凯称帝的紧锣密鼓声中,《大中华》杂志刊登了梁启超反对帝制的宏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此文道出了“全国人人所欲言,全国人人所不敢言”,反对帝制复辟的心声,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公开宣告了梁启超与袁世凯的决裂。辛亥革命前一贯主张君主立宪的梁启超,何以要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辛亥革命后与袁世凯一度亲密合作的梁启超为什么这时举起了反袁护国旗帜?倘对梁启超参加反袁护国的原因作点分析,即不仅有助于上述问题的回答,且有助于对梁启超在这段历史中的功过作出正确评价。一辛亥革命后,梁启超与袁世凯之间确有过一段不短的合作。这既反映了袁世凯为对付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不惜倾心拉扰立宪派,以壮大自己力量之事实;也反映了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上层在辛亥革命后的政治倾向。     

叙论周详 刻画入微——读《北洋军阀鼻祖袁世凯》

叙论周详刻画入微———读《北洋军阀鼻祖袁世凯》□萧致治１９９５年冬，有幸读了周溯源同志正在撰写的《北洋军阀鼻祖袁世凯》一书的大部分稿子，觉得内容丰富，行文流畅，令人耳目一新，对了解曾在近代风云一时的袁世凯大有裨益。今年春，该书作为民国军阀系列丛书之首...     

集权与分权:民国元年的军民分治之争

民国元年军民分治的提出,主要试图解决辛亥革命以还,各省都督权力膨胀,及与中央政府的关系问题。黎元洪的通电迎合了袁世凯集权中央的意图以及全国望治的大势,袁世凯亦试图将之体现于省官制方案中。此举涉及重新调整中央与各省行政长官的利益,各方反应不一。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争论经历了三个阶段,步步趋于复杂。各方意向以及不同政局变化中的相关调整,与新形势下的集权分权纠结,使民国初年政制选择曲折复杂,并为后来军阀割据、政局纷乱不已种下了祸因。     

试论“江西民政长事件”

袁世凯企图削弱南方革命党地方势力和各省都督的职权,要求实现“军民分治”。此主张提出后,革命党人与北洋军阀展开了一场论战。“赣省李烈钧首先通电反对,湘督谭延闾、粤督胡汉民、皖督柏文蔚继之。”袁世凯强令推行,企图迫使李烈钧接受,先后于1912年12月16日和1913年3月11日任命汪瑞闿和赵从蕃为江西民政长。李烈钧领导江西党、政、军、警各界进行了顽强抵制和斗争,并在九江地区调兵遣将加强戒备,与袁世凯武装对峙,几有开衅之势。袁世凯不得不妥协退让,收回成命。李烈钧为革命党人赢得了民国初期革命党与袁世凯斗争中唯一的一次胜利。     

谭人凤对辛亥南北议和的态度简

在辛亥革命南北议和期间，谭人凤与当时的绝大多数革命党人不同，他对南北议和有着清醒而独特的认识，他态度明确，坚决反对南北议和，反对优待清室，反对将革命成果拱手让给袁世凯，力主武力北伐。议和结束后，谭人凤对造成严重后果的南北议和一直持否定态度，继续揭露南北议和，这充分表达出了他对民国命运和共和政体的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