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教和政教之间的两难——沈德潜的《国朝诗别裁集》编选和格调诗学的文化意义

风雅诗学的复兴和变异,是清代文学发展的一条线索。风雅诗学变异之原因,是道统、文统与政统之矛盾,而诗教与政教之矛盾在乾隆时期开始变得明显。乾隆时期的诗人沈德潜论诗主格调,宣扬温柔敦厚之诗教,而将忠君爱国认为是儒家诗教之核心。沈德潜的＂雅正＂审美理想,既为对朝廷所倡导的审美风尚之响应,亦为风雅诗教之主动回归。但沈德潜又想超越政治而谈诗,其诗学中潜在的矛盾,在《国朝诗别裁集》编选中得到充分体现,也正是这种矛盾引起了乾隆帝的不满。沈德潜的晚年和身后遭际,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文统、道统与政统之纠葛。     

论沈德潜诗学的“中庸”特征

沈德潜的格调论是儒家诗论的总结,合"道"的中庸性是其诗论的总特征,他的诗学思想在传统文化语境中近乎完美。沈德潜"温柔敦厚"的诗教合乎理学驯化人格道德的要求,反对过度激越的情感抒发。他能够抑平唐宋之争,避免明七子的门户之见,诗论中坚持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识见超出了一般的儒家诗论。     

沈德潜在“诗教”原则下对唐诗的历史定位

沈德潜一生于唐诗用力甚多,唐诗在其诗学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沈德潜重视诗歌史的梳理,也特别注重各时代诗歌所具有的"诗教"之用。唐诗是他对诗歌史进行溯源辨流的起点,也是其考察诗道兴衰的关结点。通过对诗歌史源流正变的清理,沈德潜将唐诗在诗歌自然流变史中的地位和其在诗道兴衰史中的地位结合在了一起进行考察。在诗歌的自然流变中,唐诗虽然处于诗歌发展之流,但又是诗歌之盛;在"诗教"传统中,它又传承了诗教之正。因此,在沈德潜的诗学体系中,唐诗获得了崇高的诗史定位。     

论沈德潜诗歌复古论对明七子复古论的修正与完善

沈德潜诗歌复古论与明七子诗歌复古论一脉相承.然而,世移时迁,沈德潜对七子诗歌复古论又加以修正和完善.首先,在作诗宗旨方面,重提儒家诗学传统,强调"善"与"真"的统一.其次,在学诗对象方面,提倡唐音,又不废宋调,树立了远比七子宽广的师学方向.最后,在具体作诗方面,把"才"的因素提到新的高度,强调"才"与"学"、"法"的统一.沈德潜继承七子复古理论,同时又对其进行修正与完善,是明末清初以来诗坛发展的必然趋势.     

清人批评沈德潜辨析

沈德潜是乾隆时期诗坛盟主,他所推崇的"格调说"在清代诗坛上占有重要地位。然清人对沈德潜的评价褒贬参半,对其批评主要集中以下三个方面:"温柔敦厚""规模特甚"以及"学古遗神",然而这些批评有值得商榷之处,须联系沈氏所处时代背景,全面考察其诗论和创作,方能得出客观公允的评价。     

清初顾黄王性情诗学的文化内涵——以儒家风雅诗学复兴为背景

清初学者开始有意识地扬弃明代文学思想的浮华、世俗、放纵成分,重新以儒家诗教指导评价文学创作,重构儒家诗学体系,儒家风雅诗学一度复兴。最值得注意的是三大思想家顾、黄、王。顾炎武希望以名教之倡导挽救世风,认为文学之价值在于明道,文学只有处于儒家道统之中才有意义。黄宗羲的诗学实为其社会理想的组成部分,其核心为性情论。王夫之强调诗的抒情性,将比兴视为诗之根本,以儒学传统为依托建立起自己的哲学体系和诗学体系。     

诗教与诗国

:“诗教”代表着中国儒家最基本的诗歌观念 ,就像全部儒家学说深刻地影响着整个传统文化一样 ,以“诗教”为中心的儒家诗学观念影响着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 ,造成了中国古代社会极其深厚且极具民族文化个性的诗歌传统。     

元初北方诗坛的复古风气探析

元代初期,北方诗坛出现了一股复古风气。这一复古之风,以恢复传统儒家诗学思想为主,提倡风雅,尊崇实学,上追《三百篇》,下学唐人诗,为元代中叶诗坛的尊唐复古准备了前奏。它是金代中后期以来诗坛复古思想的继续,也是元初恢复汉文化活动的必然。     

"《诗》以正言":汉代诗学的精神旨归

汉代的政治是儒家的政治,汉代的文化是儒家的文化,汉代的思想是儒家的思想,因此,汉代的诗学注定带有儒家士人政治的乌托邦理想、大汉天声的精神气质、文质彬彬的君子精神,所以,继承周秦的文化传统,展现大汉的文学风采,成为汉代博士文人热情拥抱的精神使命:"<诗>为天下法"、"称<诗>以谏"、"赋以讽谕"等等之诗学阐释,必然使汉代文学带有实用主义特点.     

儒学诗教与诗歌典范的选取:日本江户时代中期徂徕派诗学略论

本文重点考察了日本徂徕诗派的诗学认识、诗歌理想、诗歌特点及诗学本质.在诗学认识上,徂徕派“主情”,反对以意为诗,非常强调诗歌的情感特征,但认为诗歌情感应当受到儒家诗教的节制.徂徕派的诗学理想则是盛唐格调诗歌,追求格调健康、情感丰富、表现典雅.     

试论祝允明的诗歌辨体意识与创作观

祝允明是明代弘治、正德间诗界的著名人物。他重视诗歌辨体,肯定宋以前各体诗歌多元共生的局面;并要求诗歌创作在这一范围内广师博取,以自具面目而又不离基本古典审美规范为目的。他的辨体意识与相应创作观综合了前七子与吴门文人两派的优点,在明代诗歌思想史上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     

《谈艺录》论宋诗

钱先生对宋诗情有独钟,有《宋诗选注》在焉。而《谈艺录》对宋诗,尤其对苏轼、王安石、黄庭坚、陈与义等,都有精辟独到的评论。提出以“体格性分”别唐宋诗;而对“夺胎换骨”、“点铁成金”,更提出了全新的认识。这些都有极重要的理论意义和诗学价值。对吕本中提出的“活法”也进行了深刻的阐述。以文体相互“侵入扩充”的观点,来解说宋人的“以文为诗”、“以诗为词”。     

在诗史互证中显现文明的美丽——陈寅恪与钱穆诗学解释的自由意向

从诗史互证出发，陈寅恪与钱穆对诗学形成了许多重要贡献。一是对民族文化形成了诗性美丽的读解，二是确证了民族生活中人格风流的文化特质，三是对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形成了诗意重绘，四是重视民族文学历史的自由精神体验。这些，皆对当代诗学与价值论关学的重建具有启示。     

钱锺书《容安馆札记》批评宋代诗人许月卿发微——兼及钱先生论理学、气节与宋末诗歌

钱锺书先生在手稿集《容安馆札记》中对宋末理学诗人许月卿的诗文进行了毫不宽贷的批评,其评语蕴含着丰富的诗学内容,与《谈艺录》、《宋诗选注》、《管锥编》相关内容比对,可以诠释出钱先生评语的深度内涵。同时,它也启示着我们应当发掘钱先生对理学、气节与宋末诗歌关系的卓见,重新审视理学、气节等因素在钱先生诗学评价体系中的位置。     

《列朝诗集小传》“胡应麟条”辨析——兼谈胡应麟的历史评价

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对胡应麟评价极低,但影响极大,后世关于胡应麟及《诗薮》的评价大体循钱氏之论,这对正确认识胡应麟及《诗薮》颇为不利。其实,钱氏批评的主观性太强,不应成为学术评价的主要依据。我们应当重新认识胡应麟及《诗薮》的学术地位。     

识诗之法门 悟诗之妙处──论《潜溪诗眼》的诗学理论

宋代范温所作的《潜溪诗眼》主要包含了“诗意”与“诗法”两个诗学范畴．他所说的“诗意”,即诗歌的最根本眼目所在是诗歌的内容,主要包括“诗识”、“诗意”、“诗韵”相互联系而又有机结合的三个方面。他所说的“诗法”,即诗歌遣字造句的表述艺术和诗歌的结构技巧,主要包括“练字”、“炼句”、“炼意”相互联系而又有机结合的三个方面．他认为诗歌“有余意之韵”是诗歌的审美极致。     

诗教精神与自我抒写:元明易代之际的诗学指向 ——王袆诗学思想研究

王袆的诗学思想由于受到个人性情与易代政治的双重影响,呈现出独特的内涵与特征。其诗学观念以儒家教化经世为核心,同时更强调情感抒发的真实性与自然性,并由此体现为其认可诗歌体貌多样化的倾向。其本人诗歌创作所构成的哀感顽艳体貌与超然脱俗审美趣味,则展现出其诗学思想的丰富复杂特征。王袆诗学思想的复杂丰富代表了易代之际文学观念的典型特征。     

浅析黄节诗教观的内蕴

"温柔敦厚诗之教,经天大义谁能拗",近代岭南诗人黄节感于"四夷交侵,中国危矣"的现状,坚持以诗来正人心,立国体,保我国家民族之生命,绵续先哲教化之德泽,从而形成其诗教观独特的文化内蕴.     

建国后新诗格律探讨的回顾与思考

通过对建国之后几次新诗格律研讨所进行的回顾与反思，可以看出在现代汉语条件下重建诗歌格律的艰巨性和必然性，所得出的结论是：现代汉语语音标准应是重建现代汉语诗歌格律的唯一语音标准，对现代汉语声调重新进行科学的平仄划分是建立现代汉语诗歌格律的首要条件，现代汉语诗歌格律应当是对近体诗格律的扬弃与发展。     

钱玄同对康有为经学思想的承继与超越

钱玄同一方面受康有为经学思想很大的影响,对《新学伪经考》也多有誉美之辞,而另一方面二人所走的并不是一条同样的道路。可以说,康有为是近代的今文经学家,近代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而钱玄同则不泥家派,超越今古又超越经学,是埋葬经学、变经学为史学的一个功臣。分析认识钱玄同对康有为经学思想的承继与超越,对于认识康有为和钱玄同的经学思想,以及中国近代经学的发展走向,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