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标签理论在我国刑事法视野的价值体现

犯罪标签理论是犯罪学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最早于1938年由Frank Tannenbaum在其著作《犯罪与社区》中提出①.虽然标签理论是舶来品,但其对犯罪的相对性认识以及对个人与社会的互动作用的解释,使之成为考察犯罪问题的一个重要视角,对我国刑事法治的发展也有重要的现实价值.目前,标签理论为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与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确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同时,标签理论所倡导的对策建议对于相关制度的进一步构建与完善也颇有启示.     

我国民族恐怖主义犯罪刑事政策研究

我国的民族恐怖主义犯罪就是打着民族主义旗号的恐怖主义犯罪,其在行为目标、行为特征、存在和活动方式、侵害法益等方面都存在自身特点。基于这些特点,我国传统的"两少一宽"的民族刑事政策不宜作为民族恐怖主义犯罪的基本刑事政策。预防和惩治我国民族恐怖主义犯罪,必须贯彻"宽严相济"基本刑事政策,坚持"严防严打、‘严’字当头"的基本方针,"‘理性’反恐、依法办事"的基本原则,"打防结合、标本兼治"的基本方法。将"宽严相济"基本刑事政策展开到预防和惩治我国民族恐怖主义犯罪的全过程,形成预防和惩治民族恐怖主义犯罪的刑事立法政策、刑事司法政策和刑事社会政策,从而确立我国民族恐怖主义犯罪的基本刑事政策。     

刑事违法性新解读

我国刑法理论界对刑事违法性有两大误读:刑事违法性是指行为符合犯罪构成;刑事违法性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犯罪的概念应该是指具有社会危害性、符合刑事违法性与应受刑罚惩罚性的行为.根据该犯罪的定义,我国的犯罪构成新体系三要件应为刑事违法性、社会危害性与应受惩罚性.     

以一种积极的刑事政策预防弱势群体犯罪——基于西方社会支持理论的分析

以城市无业人员、民工为代表的弱势群体是我国社会转轨过程中出现的一类特殊群体.近些年来,弱势群体犯罪呈现出一种日趋严重态势.事实表明,现有的以刑罚打击为主的消极刑事政策具有诸多弊端,难以抑制日趋严重的弱势群体犯罪.西方社会支持理论推崇一种积极的刑事政策,该理论所假定的一系列事关社会支持与犯罪关系的命题多被实证研究所证实.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缺失已是不争事实,这已经成为致使弱势群体犯罪的一类重要社会因素.社会支持理论对于我国转型时期的弱势群体犯罪具有一定的解释力.社会支持理论所推崇的积极刑事政策为预防和减少我国弱势群体犯罪提供了新的视角,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风险社会语境下个人信息犯罪刑事防控体系之优化

风险社会语境下，强调把控风险和保障安全，这与日益严重的新型危害行为密不可分。个人信息犯罪作为风险社会孕育下的新型危害行为，具有非接触式犯罪和牟利性犯罪的主要特征。虽然《刑法修正案（九）》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个人信息犯罪的立法规定，但部分条款仍有待革新。文章依托风险社会理论对个人信息犯罪进行解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革新策略，以期推动我国个人信息犯罪刑事防控体系的完善。     

持有型犯罪基本问题辨析

持有型犯罪的行为归属与罪过问题的探讨,只是为了刑事立法在法务适用与现有理论之间建构一种协调与平衡。对这种特殊形态犯罪的研究,重点在于明确我国刑事法制建设中不能轻易舍弃既有理论框架而去盲目照搬国外理论,更不能随便突破几百年来各国刑事司法实践所证明的一些基本原则,这无论对我国法制建设的逐步推进还是人权保障都是有意义的。     

探寻公司刑事责任的正当性

由近代刑法学家开创的个人责任理念在现代法人社会遇到了障碍,我国刑事立法中已经确立了公司刑事责任,但是,公司刑事责任正当性的理论解说,已不仅仅是为了阻遏公正不当行为,而是综合权衡公司的社会责任、刑法目的,考察刑事政策等诸多要素的结果。在公司犯罪中,问题更多的是谁应当对行为负责,而不再是谁实施了违法行为。     

宽严相济：中国耕地资源保护的刑事政策选择

当今中国正在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耕地问题是当前许多重大社会问题之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长期治理犯罪的经验总结,是促进社会和谐的必然选择。虽然,我国执行世界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尤其体现在涉地犯罪的刑事立法上,但是刑法对保护耕地的实践效果并不理想。反思刑事立法存在的缺陷和刑事司法的错位之后,基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立场,刑法在耕地资源保护中的角色定位应当是：保护耕地的刑事政策以严为主,区别对待,对涉耕地职务犯罪应＂从严惩治＂,严厉打击违法批地、用地等渎职行为,对涉耕地非职务犯罪则＂从宽对待＂,注重化解社会冲突,恢复耕地原状。     

网络时代社会治理迭代升级与犯罪控制协同化的刑事政策

如何因应网络时代的犯罪态势与典型特征对我国宽严相济等刑事政策进行更新和调整,建构与之动态适应的协同化刑事政策,是当下我国刑事治理领域面临的难题。网络时代社会结构升级以技术驱动为推进力量,技术及其风险贯穿社会治理全过程,协同化刑事政策应遵循相对主义犯罪观,重点关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引入社科法学思维、控制技术创新行为出入罪等议题。刑事政策的协同化不是平行多轨的同步化,而是在消极预防性刑法理念基础上的网络时代的社会治理与刑事政策、适应时代性的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的融通。网络时代的刑事政策是一种以宽严相济为基础的“社会治理迭代升级与犯罪控制协同化”的刑事政策,其动态调整过程是“社会治理的演进”与“刑事政策的演进”的双向互动过程,也是刑法体系与刑事政策协同演进的过程,协同化方案体现为对刑法理念、立法和司法的全方位调适。     

美国环境犯罪的刑事政策及其借鉴

根据社会和环境犯罪的发展趋势,对现有的环境刑事政策进行调整,以适应环境保护的需要,是非常必要的.文章考察了美国现有的环境犯罪刑事政策的特点,以此提出我国环境犯罪刑事政策的缺失,并给出了调整我国环境刑事政策的简单建议.     

限制有前科公民就业资格的刑理分析

从刑法理论角度分析，限制有前科公民就业资格的做法是不合理的。这种对职业资格的限制与深化的复归理论不符，不利于犯罪人真正回归社会，同时也不符合刑罚人道主义理念和罪犯为“特殊弱势群体”的理念。这种就业资格的限制否定了刑罚的功能，与罪刑相适应的原则相抵触。     

树立理性刑法观——以审视刑法的有限性为视角

由于自身属性的制约，刑法保护社会秩序和保障人权的功能具有有限性。刑法不是打击犯罪唯一甚至决定性手段，对罪犯的人权保障必须建立在对罪犯惩罚的基础之上。作为一种法律规范，刑法只对类型化的危害行为具有普适性，无法规制社会生活中的特例。罪刑法定原则从深度上要求刑法条文的明确性来保证刑法安定，而刑法适用宽度又要求条文的模糊性来保证刑法的灵活性。因而我们必须审视刑法的有限性，树立正确的刑法观。     

论刑法的确定性——从法的确定性角度出发

刑法秩序是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基于人们的需要形成的,其确定性的体现就是刑法规范.刑罚权是刑法规范的内容得以实现,获得确定的社会秩序的外在力量.刑法规范与刑罚权的结合使刑法的外在确定性得以确定.作为行为的犯罪使刑法有了内在的确定性.承认刑法的不确定性使我们在刑法建设时应尽量避免刑法的不确定性而得到相对确定的刑法规范体系.     

人工智能算法个人信息利用刑法规制与个人信息安全刑法保护——从新型权利转向新型法益谈起

在智能社会,刑法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是以个人信息权入法为基础,将信息的私权保障与利用作为基本原则,导致了人工智能算法个人信息利用刑法规制的错位和提前。当人工智能利用个人信息进行算法分析,一方面,信息主体拥有个人信息权,另一方面,信息使用者也应当拥有信息用益权。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必须从权利说出发并超越权利说,重新回到信息主体和信息使用者共同拥有个人信息安全法益的轨道。然而,刑法尚未明确规定个人信息安全法益,人工智能算法个人信息利用刑法规制与个人信息刑法保护应考虑信息主体和信息使用者对个人信息各自拥有的利益,从场景化行为主义规制的进路出发,对人工智能算法个人信息进行刑法保护和刑法规制。     

刑事和解理论及我国刑事和解制度构建初探

刑事和解制度在西方国家已经趋于成熟。“平衡理论”、“叙说理论”和“恢复正义理论”是其理论基石。该制度对于从根本上化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建立刑事和解制度既有传统文化基础，又有现实的社会基础，还有刑事政策基础及司法实践基础。因此，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的不起诉制度构建刑事和解制度是可行的。     

司法改革背景下的刑事和解——刑事司法文明的第三种模式

司法改革背景下的刑事和解,兴起于东方经验,继承了古代司法文明“和合”思想,继承了马锡五审判方式“以人为本、司法为民、调判结合”的司法文明理念,继承了浙江枫桥和龙泉地区“以和为贵”思想与浙江“枫桥经验”;借鉴了西方经验,吸收了辩诉交易制度的精髓,并融合了恢复性司法理论的有益经验。从地方试点到中央立法,刑事和解逐步确立,刑事司法文明的第三种模式逐渐形成。刑事司法文明也由传统的“二元”模式逐渐转型为“三元”模式,即“诉讼文明-程序文明-刑事和解”,第三种模式以对受害者利益保护为中心,追求被害者、加害者和社会整体利益“三赢”的诉讼模式,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最终迈向一种“和合型”刑事司法文明。     

西方现代刑事和解制度与中国传统刑事调解制度之比照分析

西方现代刑事和解制度将犯罪行为看作是对个人权益的侵害,以个人本位为出发点,体现对被害人、犯罪人和社会利益的人文关照。中国传统刑事调解制度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学"思想,追求的是社会秩序的稳定,维系的是国家本位的社会结构。对二者进行比较分析,有利于我们顺应传统,兼学西人,探寻中国刑事法律制度的改革之道。     

刑法信仰的建构

刑法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应重视立法决策及科学化,保障立法结果的合法正当。重视隐形刑法及其司法环境的权力规训这一治理议题,以刑法学体系即罪责刑关系与罪责刑均衡重构刑法解释的对象和目标。倡导通过互助与合作达致刑法信任,维护刑法学通说的地位,兼顾刑法哲理与刑法诠释。     

我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未来走向——以国家刑事赔偿、国家刑事补偿与刑事被害人救助关系辨析为进路

从未来发展来看,背负更多政治使命和道义责任的中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产生只是权宜之计,建立包含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在内的《国家补偿法》,并使之与《国家赔偿法》并行呼应,才是我们期冀的国家救济体系的理想模式。但是,就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而论,我国眼下并不存在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可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无疑是时下中国最好的选择。在筹建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时,应当首先厘清国家刑事赔偿与国家刑事补偿,以及国家刑事补偿中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与刑事被害人救助之间的关系,这是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乃至相关立法体系的构建基点,也蕴涵着中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未来走向。     

刑法谦抑理念下的刑事和解法律规制

当今刑法可称之为"变动中的刑法",其在中国当下社会情境中应从理念上予以推敲,推敲其产生的基础,推敲其变动的原因,推敲其发展的逻辑脉络,使刑法在推敲中走向完善。刑法谦抑理念的勃兴体现着变动中的刑法。在现代法治社会,刑法谦抑性是刑法应有的价值意蕴,具有限制机能,其通过刑法处罚范围(犯罪圈大小的划定问题)和处罚程度的限定加以体现。刑事和解恰恰是刑法对传统刑法理念的挑战,是对刑法谦抑理念的回应。刑事和解旨在软化刑法的强制性,增强刑法的诱导观念及道德重建功能;刑事和解是公法的私法化的表现,是罪刑法定原则司法化的具体体现之一,是刑法谦抑理念在刑事司法程序或者说是刑事司法制度层面的最好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