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和解与恢复性司法的关系

刑事和解与恢复性司法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联系有二:从理念的层面探讨,刑事和解是恢复性司法理念的具体制度化;从制度的层面考察,刑事和解和恢复性司法都是一种"私力合作"的司法模式,前者是后者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即刑事和解是恢复性司法的具体内容。其区别有三:缘起不一致;表现的维度不一致;体现的模式不一致。     

恢复性司法理念解读

恢复性司法是以传统刑事司法模式相对应而言的一种新型的刑事司法模式,同时恢复性司法也是一种理念。恢复性司法理念的出现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发展历程,在恢复性司法的框架内,主要存在着刑事和解和行刑社会化两种刑事司法方案。用经济分析的方法解剖恢复性司法理念,可以发现恢复性司法的效益价值,可以为实现犯罪控制效益的最大化,为我国的刑事司法改革提供参考。     

论刑事和解的理念基础——浙江"枫桥经验"与美国VOR模式之比较

刑事和解在刑事司法领域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虽然,各地都在争相搞刑事和解的试点,但理念基础研究的匮乏使得相关改革很难有大的突破.浙江"枫桥经验"和美国VOR模式代表了中西方刑事和解两种有差异但却又共通的进路.认真审视两种模式的理念基础的异同,需要我们客观地对待恢复性正义、法律现实主义、交往行动等理论,从而使得刑事司法不是"被"和谐,和谐司法更不应是"天边玫瑰".     

刑事和解:恢复性司法本土化改造之检省

刑事和解作为恢复性司法思潮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本土化改造范例,其在司法改革中必然呈现本土化个性特点,本文从我国的刑事和解与恢复性司法的司法性质、改革动因、和解程序以及处结方式等方面异质性的论证,以检省我国刑事和解的利弊得失,推进司法改革的科学化、规范化.     

博弈论在刑事司法中的适用

对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双重追求决定了刑事司法是一个复杂的博弈过程,此过程包含了国家、社会和个人三方的利益均衡。法律适用的博弈分析在虑及诉讼各方收益和支付的基础上,确定诉讼各方的最优策略组合,目标在于实现刑事司法的最佳效果。     

论和谐社会语境下中国刑事司法模式的转型

中国目前这种过渡式、转型式的国家本位主义诉讼模式难以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很大程度上，回应型刑事司法模式提供了一种替代选择。但是囿于中国当下的现实语境和条件，对于这种替代性的回应型刑事司法的未来发展前景，我们不宜抱过高的期望。     

和谐语境下刑事和解制度的中国模式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刑事案件的解决方武,为我国刑事司法改革和整个刑事法领域的一体化进程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路.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价值功能,与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具有相融性.在司法实践中,作为一种重要的诉讼理念,刑事和解应主要集中在审查起诉阶段,采取人民调解委员会模式.     

构建刑事和解制度若干问题探究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刑事案件的解决方式,为我国刑事司法改革和整个刑事法领域的一体化进程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路.以恢复性司法为诉求的刑事和解,兼具程序与实体的特性,应贯穿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并在不同阶段有不同表现形式.     

论刑事司法职权配置中的效率原则

诉讼效率原则作为刑事诉讼的重要价值,应当体现在刑事司法职权配置中。在不同的诉讼模式下,效率原则有不同的内容体现,对刑事司法职权配置有不同的要求。刑事司法职权的合理配置是推进刑事诉讼程序高效运行的重要保障。权力自由度的扩大、程序控制性职权和程序过滤性职权的强化是效率原则在刑事司法职权配置中的主要体现。     

刑事和解的概念探析

对刑事和解概念产生分歧的主要原因是人们对刑事和解与恢复性司法的关系认识不同,对我国现行刑事和解实践的定位不同,刑事和解的字面含义与惯常理解的差别.定义刑事和解应当顺应国际社会恢复性司法运动的潮流,符合我国国情,遵循刑事和解约定俗成的含义.应对刑事和解的概念予以广义与狭义的区分.广义的刑事和解概念应等同于恢复性司法.狭义的刑事和解应当以我国国情为出发点进行界定.     

浅谈司法会计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

司法会计在检察机关承办的经济犯罪案件和公安刑事侦查中的应用十分重要,它为查明案情,甄别真伪,确定证据,定罪量刑,裁定纠纷、分清是非提供解决技术上的专门性问题,对确保收集固定财务事实证据过程的独立、客观、公正和科学性,以及维护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     

论我国刑事被害人的权益保护——以恢复性司法为视角

传统刑事司法制度把对罪犯的刑事制裁视为社会正义的最终实现，同时强调对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以期实现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双重价值，但往往忽略了对刑事被害入的权益保护。在当前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民同等重要的理念下，刑事被害人的权益保护问题备受关注。恢复性司法作为传统刑事司法的有益补充，对保护被害人的权益有着积极影响，如何通过恢复性司法保护刑事被害人权益也已成为刑事司法的重要命题。     

论刑事和解从轻处罚程序的制度建构

我国刑事一审程序存在的多样性不足、难以满足实践需要的问题,影响着公正与效率两大诉讼价值的实现.为此,应当增设刑事和解从轻处罚程序,以确保刑事一审程序的功能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实现公正和效率两大诉讼价值.相关制度的建构应该包括对和解案件的范围、和解的主体与主持人、相关参与人、和解的内容与效力、和解的监督和制约等内容予以规范；此外,对重刑案件也不宜一概禁止适用刑事和解从轻处罚程序,关键在于正确把握适用限度合理；至于对老年人犯罪案件如何适用刑事和解从轻处罚程序的问题,除极少数案件之外,可以适当放宽适用刑事和解从轻处罚程序的限制.     

论国际刑事法院的司法正义结构

国际刑事法院的建立及其基本文件《罗马规约》的通过，标志着对于国际性刑事犯罪的管辖和处理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这个证实正义理论的尝试性突破在国际司法正义实现的进程中起到积极作用。由正义与司法正义两者之间的联系凸显司法正义在实现正义过程的重要地位，而承载着实现国际司法正义重要使命的国际刑事法院及《罗马规约》其成立目的、机构运行的司法独立性质、法学理论视角下矫正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充分结合使其在体现司法正义方面更优于以往国际刑事审判机构。     

网络舆论与刑事司法决策互动的经济考察

网络舆论与刑事司法决策是互为作用和动态的关系。在互动关系中，任何一方都是在假定为理性经济人角色的情形下，在公共领域中的交流都需要投入一定的成本以实现其自身利益最大化，同时在自身内部同样存在着利益博弈关系。对网络舆论来讲，网络大众的集体行动具有凝聚力是经济性的选择；对刑事司法活动而言，司法主体决策机制的合理构建与运行是经济性的选择。当二者相遇面临利益博弈时，刑事司法主体放低理性的姿态，网络大众收敛感性的冲动，主张平等话语功能才是二者良性互动产生最佳经济性的选择。     

刑法司法解释方法论——寻求刑法司法解释的客观性

刑法解释方法一直是刑法解释学中的核心课题。在刑法解释方法中,文义解释方法作为传统的解释方法之一,其承诺法律自身中存在客观性,只有严格按照语义进行解释才能保证刑法解释的客观性。目的论解释方法主张对刑法条文的解释应遵循一定的目的,未必要机械地按照语义来进行解释,其关注的是在个案中法官如何理解、解释和应用刑法条文才能实现刑法的目的。因此,在目的论解释方法中,刑法解释的客观性是指“合法性”与“正当性”。     

刑事和解理论及我国刑事和解制度构建初探

刑事和解制度在西方国家已经趋于成熟。“平衡理论”、“叙说理论”和“恢复正义理论”是其理论基石。该制度对于从根本上化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建立刑事和解制度既有传统文化基础，又有现实的社会基础，还有刑事政策基础及司法实践基础。因此，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的不起诉制度构建刑事和解制度是可行的。     

完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

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呈不断上升趋势。如何从司法制度层面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越来越受到国家和社会的普遍关注。我国目前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存在一定的问题，不利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建议完善相关制度，特别是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纳入刑事司法制度。     

刑事和解基本问题浅析

刑事和解作为目前我国司法制度变革的热点问题之一，受到广泛的关注。刑事和解与我国检察机关公诉权的行使、公民自诉权的行使没有冲突。它作为一种去刑化的犯罪案件解决方案与我们对犯罪本质的认识具有一致性，完全可以在罪刑法定的原则下构建相应的制度。不应从犯罪类型的角度来划定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刑事和解过程中也应强调个人法益、社会法益和国家法益的协调，应建立当事人及其家属积极参与的刑事案件解决制度。     

论量刑规范化应当缓行——以我国现行刑法立法模式为前提的研究

量刑规范化是我国为达成刑事司法公正,限制司法权力的重要举措。量刑规范化的努力,从价值追求上具有充分的合理性。我国量刑规范化以细化实体法规则作为基本方式,其优点是严格限制了司法裁量权,但其带来的副作用——相当范围的公正实现面临难以克服的困难也不容忽视。如何通过选择合理的规范化量刑方式以达到量刑公正,是一个重大且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本文提出量刑规范化应当缓行,慎重对待事关整体刑事司法公正实现程度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