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金融化存在供应链传染效应吗？

客户是企业收入的主要来源,客户的财务战略对企业投资决策至关重要。利用2009—2021年A股上市公司及其前五名上市客户的金融资产投资数据,分析了客户金融化水平对企业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客户金融化水平越高,企业出于“逐利避险”的投资替代动机和预防性储蓄动机持有的金融资产越多。进一步分析发现,投资替代动机是促进企业增加金融资产投资的主要动机,较高的客户金融化水平通过挤出企业实体投资,推动了企业金融化行为。另外,企业金融化供应链传染效应主要由长期金融资产驱动,实体投资回报率低的企业、民营企业对客户金融化水平变动更敏感。从客户驱动视角为企业金融化提供了新的解释,对金融风险防控和引导企业资金“脱虚向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区域金融发展与制造业企业金融化——兼论企业金融化的同群效应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金融投资高回报致使制造业逐渐走向金融化,导致经济出现“脱实向虚”现象。利用2012—2020年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分析区域金融发展对制造业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制造业企业金融化的同群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对制造业企业金融化存在明显的推动作用,且金融化行为存在明显的同群效应。融资约束是区域金融发展影响制造业企业金融化水平的重要渠道,而企业间的同群效应更是加剧了这种影响。基于此,要完善公司内部治理,加强股东会、监事会、董事会对经理层权力的制约与监督,从而明确主营业务和金融业务之间的主次关系;政府部门应加强对制造业企业配置金融资产的监管,引导资金流向。     

货币政策的资产价格传导机制及其实证分析

传统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主要是通过利率影响投资、消费从而影响实体经济。随着金融市场的深化、发展,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现代货币政策还通过资产价格的托宾q效应、挤出效应、资产负债表效应和财富效应、消费信贷效应分别传导到投资与消费而影响实体经济,从而形成了货币政策的资产价格传导机制。本文通过实证分析表明,我国居民的消费支出主要受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资产价格(房价和股价)对消费的影响很小;而在投资方面,房价对投资远大于股价对投资的影响,表明资产价格通过投资对实体经济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因此,我国的货币政策应适度关注资产价格的变化。     

企业金融化、减税刺激与提振实体经济

以新一轮的减税政策为背景,重点探究减税激励如何作用于实体企业金融化,并从实体企业金融化视角揭示税收激励提振实体经济的作用效果。研究发现:相对于税率未发生变化的企业,税率下降的企业金融化水平显著提升,而税率上升的企业并没有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两者呈现非对称性影响。按照产权性质分组检验发现上述检验结果主要在非国有企业更显著;实体企业金融化有助于放大减税对投资扩张的激励效应,系列稳健性检验也支持了上述研究结论。     

金融危机下各国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比较分析

“零利率时代”是实施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现实依据;当今世界推出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属于非传统货币政策的范畴,与过去的传统货币政策有本质区别;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主要通过预期利率效应、投资组合调整效应和财政扩张效应等三个渠道来发挥。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更多依赖于具体的措施,各个国家由于金融环境不同和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不同导致了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实施的差异性。     

杠杆调节、投资转移与脱实向虚的挤出效应

近年来中国实体投资率呈现下降趋势,宽松政策和杠杆激励都没有显著改善投资状况。本文在杠杆紧缩约束下,从企业投资转移视角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解释,并使用2007年至2016年A股3000家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杠杆紧缩约束对企业投资行为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实业投资率不仅存在替代效应,在杠杆紧缩状态下,非金融企业更多地会因流动性短缺、规避风险等因素主动选择实体投资转移而提高金融投资率,由此导致非金融企业投资出现"脱实向虚"现象。     

金融科技、货币政策与企业“脱虚向实”

在遏制当前经济下行压力所实施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下，金融科技能否赋能实体企业与传统金融机构，助力企业“脱虚向实”?选取2012—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宽松货币政策能够有效抑制企业金融化，促进“脱虚向实”;金融科技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效果。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科技通过“稳预期”与“促研发”两条渠道增强货币政策对企业“脱虚向实”的促进效果。此外，对于未建立银企关系企业和高主业增长水平的企业，金融科技协同货币政策主要抑制短期金融资产配置；对于建立银企关系企业和低主业增长水平的企业，金融科技协同货币政策主要抑制长期金融资产配置；与处于较劣政府与市场关系环境中的企业相比，金融科技与货币政策的协同效应对处于较优关系环境中的企业“脱虚向实”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金融冲击与中国房价波动——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考察

构建包含金融冲击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HDSGE)模型,考察金融冲击对我国房价波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包含金融冲击的模型相对于未包含金融冲击的模型更好地拟合了我国经济的现实;金融冲击对我国房地产市场具有显著的冲击效应,并且积极的金融冲击在增加房地产部门投资的同时降低了其他部门的投资;同时,金融冲击具有扩大货币政策冲击效应的“加速器”作用.进一步对房价波动进行贝叶斯冲击分解,分析表明:在短期和中期,金融冲击是推动我国房价波动最为重要的因素;而在中长期和长期,货币政策冲击仍是我国房价波动的主要推动力.因此,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都是房地产市场调控的重要手段.政府应积极利用货币政策冲击和金融冲击的效应稳定房地产市场,不过在利用金融冲击时需要注意其对国民经济其他部门产生的负面效应.     

股票市场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及效率分析

现代金融理论认为,在金融市场比较发达的条件下,股票价格是货币政策传导的一个重要渠道.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会影响股票价格,而股票价格对实体经济投资与消费的影响主要通过托宾q效应、财富效应、资产负债表效应等来发挥传导作用.随着我国股票融资相对信贷融资的比重大幅度上升,以及国际资本的进入,上述效应将越来越显著.     

金融结构决定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国际比较与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理论与实证

一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战略、政治法律传统、金融体系等现有特征决定了一国的金融结构.金融结构决定了货币政策的机构传导途径,并进而决定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不同的金融结构影响着储蓄向投资的转换效丰和经济增长,也影响着金融政策调控的有效性和宏观经济稳定.以银行为主体的金融结构决定了我国的货币传导机制应以信贷传导机制为主.文章通过对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理论分析,认为我国的货币传导机制应该是以信贷传导机制为主,并对我国货币供应量、贷款余额、固定资产投资、国民生产总值建立了向量自回归模型(VAR)、脉冲响应模型(IRF)、方差分析模型、协整关系检验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初步论证了理论观点,并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探讨.     

中国式金融分权:文献综述与研究展望

中国式金融分权是中国式分权的重要内容,与财政分权共同促成中国经济增长奇迹.随着中国金融自由化的推进、地方金融的发展以及区域金融风险的增强,金融分权问题日益凸显.然而既有文献对于金融分权研究的深度和系统性不足.鉴于此,本文结合中国的经济实践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式金融分权的研究脉络和成果,以期推动该领域研究的深入和系统化,并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提供参考和借鉴.首先,基于相关学术研究的演进梳理中国式金融分权的概念内涵,并厘清其特征表现;接着,围绕金融与财政制度的改革变迁,对改革开放后的金融分权发展进行了阶段划分与阐释;然后,基于"金融分权是'自上而下'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自下而上'诱致性制度变迁融合作用的结果"的基本判断,在传统分析框架的基础上纳入金融手段获取经济资源的天然成本收益优势,阐释并拓展了中国式金融分权的生成逻辑;进而,总结并诠释了中国式金融分权的两大经济效应(经济增长效应与金融风险效应)的形成机制;最后,对未来的研究进行展望,为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中国式金融分权研究提供可行方向和思路.     

略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再造

货币政策在治理通货紧缩过程中效果不明显,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通畅.本文在阐述开放经济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的基础上,分析我国以信贷途径传导机制为贷币政策主机制的局限性.随着中国金融市场化程度的日益提高,对外开放度的不断加强,重新构建以利率途径为主体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模式,是货币政策效应得到有效发挥的关键.为促成这一转变,逐步实现利率市场化,规范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微观基础--企业,是改革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现实选择.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的金融化:涵义与实证检验

本文聚焦当前我国不断强化的实业金融化趋势,尝试设计经济金融化的评价体系,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中国制造业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企业的金融化活动及其成因.研究表明:我国实体经济部门并未出现类似美国的持续金融化现象,实业部门的金融化活动主要是为了扩大再生产或者弥补实业投资不足,金融部门的快速发展虽然从总量上提高了经济金融化水平,但无助于改善企业等微观主体的金融能力.经济金融化要关注结构优化与微观主体的金融效率,防止实业金融化走向极端的产业空心化.     

宏观杠杆率、金融稳定与货币政策调控——基于中国金融稳定指数的构建

基于TVP-VAR模型探讨货币政策不同量价工具对宏观杠杆率和金融稳定的时变影响机制以及宏观杠杆率与金融稳定间的双向动态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从货币政策的调控效应看,数量型和价格型工具对稳杠杆和稳金融均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的调控效果,不同期限组合能够实现抑制宏观杠杆率和促进金融稳定;从稳杠杆与稳金融的双向溢出效应看,二者互为调控政策的路径选择,宏观杠杆率的适度波动在长期内有助于提升金融稳定,而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增强在中长期内能够有效遏制宏观杠杆率的上升势头。为此,货币当局应继续健全“稳杠杆”和“稳金融”的监管体系,完善货币政策调控改革机制,提升结构性货币政策实施质效,加快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建设,形成宏观杠杆率稳定与金融稳定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论养老金股市投资风险法律防控

股市是高风险高收益资本市场,养老金投资股市必须正视各种风险.法律不能消灭养老金投资风险,但可以通过制度机制约束养老金投资行为,将风险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我国现行养老金投资法律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应强化硬法制度设计,优化组合投资规则,建立以价值投资为中心的审慎义务规则,继续增强股市制度理性,从而实现养老金股市资产安全和稳健增长.     

巩固实体经济基础的逻辑动因与政策选择

当前我国实体经济特别是实体型中小企业面临融资贵、用工难、成本高、税负重、利润薄等多重生存困境.为缓解实体经济的“贫血症”,政府应提高减税减费力度,减轻企业负担,特别是对小微企业减税要从“百亿级”上升到“千亿级”;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引导民间金融有序发展,构建与企业构成相匹配的多层次金融体系;利用财政与货币政策支持实体型企业技术创新,积极保护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营造支持企业自主创新的良好环境,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期货投资、融资约束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以2007—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期货投资对实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具体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发现：开展期货投资可以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在其中发挥调节作用并因企业产权性质、所属行业与地区市场化程度表现出异质性。在传导机制上,期货投资主要通过稳定企业现金流、提升市场化水平两种途径发挥经济“稳定器”功能,从而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因此,充分利用期货投资并发挥期货公司和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作用,对于确保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固基强实:再谈“收益宽幅”及其治理

在中国经济长期保持快速增长的过程中,货币刺激政策致利率持续走低而市场流动性不断放大,资产价格快速升高,结果形成了银行储蓄低利率收益与房地产投资收益高回报收益之间巨大收益宽幅,导致社会资本脱实向虚,实体经济"空心化",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乏力。因此,壮大实体经济的实力,坚固国民经济基础,探索"储蓄累进利率制",克服"过度金融化倾向"带来的资产泡沫以及潜在金融风险的影响;运用市场工具和行政干预措施大幅收窄货币性资产与实物资产、实体经济与流通领域及虚拟经济之间的"收益宽幅"现象;诱导资金、人才进入实体经济;对实体经济与非实体经济实施分行业定向宽松的优惠利率政策、税收政策等,以此营造实业致富、产业强国的市场环境,采取有效措施帮助中小企业走出困境,防止"收益宽幅"对中国实体经济的伤害。     

社会融资结构变化对我国金融加速器效应的影响

随着我国金融的不断发展,宏观经济波动与金融运行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金融方面小的冲击可能会引起较大经济波动的金融加速器效应在我国也受到广泛关注.新世纪以来,为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更好地发挥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我国加快了金融体系的多元化改革与发展,社会融资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文就社会融资结构变化对我国金融加速器效应的影响,进行了具体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并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元均衡下房地产过度金融化:机制、测度及影响因素

在分析我国房地产金融化形成机理的基础上,构建了房地产金融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对我国2009—2019年的房地产金融化程度进行测度与研判,并利用VAR模型测度我国房地产金融化水平与住房空置、货币政策等重要经济变量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居民、房地产企业、政府和金融机构在房地产金融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居住属性与投资属性的转换会形成房地产金融化,且积累到一定程度将导致房地产过度金融化。整体上,我国不存在房地产过度金融化,处于低金融化水平,但存在潜在过度金融化风险;分区域看,东部地区和经济发达城市的房地产过度金融化可能性最大。而对于房地产金融化影响因素,住房空置对我国房地产金融化水平冲击最大,货币政策、心理预期与国内经济形势次之。文章最后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