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认知、生计资本及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实证研究

基于渭河流域586户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生态认知、生计资本及渭河流域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之间的相互影响,并对比生计资本影响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直接路径和间接路径之间的差异.结果表明:(1)生态认知和生计资本均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且生计资本对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直接影响效应显著高于生态认知;(2)生态认知在生计资本与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之间存在着中介效应,即生计资本可以通过直接正向影响生态认知,进而间接影响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3)生计资本对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直接影响(生计资本→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远大于间接影响(生计资本→生态认知→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4)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提高会显著提高其生态认知水平,降低其生计资本水平.基于此,提出提高渭河流域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相关政策启示.     

生计资本下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分析——基于福建省三明地区48个村的调查

基于福建省三明地区12个市（县、区）48个行政村1378户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累积比数Logisitic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在表征农户自身生计属性的5个变量中,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与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行为意愿呈显著正相关,自然资本与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行为意愿呈显著负相关,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的影响不显著.此外,在控制变量中,文化程度、畜禽数量、家庭固定资产、房屋状况、家庭收入、资金资助和对周围人的信任对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劳动力与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呈“倒U型”关系;耕地面积、林地面积和亲戚数量对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关系.     

农户分化、财产价值认知与宅基地退出行为

基于长三角地区实地调查,分析了农户分化对宅基地退出意愿及受偿方式选择的影响路径,进一步探讨了财产价值认知的中介效应。结果发现:(1)农户分化对宅基地退出意愿既有直接影响也有间接影响,财产价值认知发挥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比11.85％;(2)农户分化会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对城镇房屋置换补偿方式的选择,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的一次性货币补偿选择,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17.05％和12.70％;(3)相比较于远郊区,近郊区农户分化对宅基地财产价值认知和退出意愿都更加强烈,两个区域农户在受偿方式选择上存在一定差异。基于此,建议政府通过拓宽宅基地退出后农户的就业渠道、加强宅基地制度改革的政策宣传以及制定多元化的宅基地退出补偿机制等措施推进宅基地制度改革。     

生态补偿扶贫背景下农户生计资本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生态补偿脱贫一批”的提出,生态补偿被赋予了扶贫解困的新使命。量化研究生态补偿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有利于揭示现有生态补偿政策的实际扶贫效果。基于英国国际发展部提出的可持续生计框架,构建测度指标测算了贵州省3个贫困县432个农户样本的生计资本,通过似不相关估计分析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参与生态补偿政策农户的总体生计资本水平低于未参与政策农户,其中参与政策农户的自然资本高于未参与政策农户,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低于未参与政策农户。不同类型的补偿方式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差异明显,现金型直接补偿侧重于增加农户用于发展的物质条件、改善农户生产生活的脆弱性背景,而公益岗位型间接补偿则有利于提升农户的内生发展能力,两者在促进农户的生计资本建设上具有一定的互补性。为此,在贫困地区需要进一步加大生态补偿的公共财政投入,并充分发挥不同补偿项目的协同作用,让农户真正从生态保护中获益。     

提升旅游生计资本的生态补偿机制

生态补偿是促进生态建设与经济社会协同共进的重要手段。在乡村旅游地,农户旅游生计资本的提升是评价生态补偿效果的重要指标。在构建旅游生计资本框架的基础上,对渝东南不同地区14个乡村的旅游生计资本进行统计,进而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不同生态补偿方式对农户旅游生计资本的影响。研究表明,资金补偿对农户旅游生计资本的拉动作用最为明显,物质补偿、政策补偿作用次之,技术补偿作用最不明显。因此,针对不同的农户旅游生计情况,应通过农户生计需求与生态补偿方式之间的精准对接,进行生态补偿方式的捆绑组合,进而建立生态补偿的长效机制。     

农户对森林生态效益的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对十堰市张湾区和丹江口地区的调查

利用对十堰市张湾区和丹江口地区的调查数据,采用Logist模型,对农户对森林生态效益的支付意愿与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对森林生态效益的支付意愿受到农户个人特征、农户家庭特征、农户对森林生态效益的认知、补偿政策的认知等变量的共同影响;受访农户的受教育程度、是否担任村干部、是否参加林业种植培训等因素对农户的支付意愿有正向影响;受访农户的性别、年龄、是否具有非林就业技能、非劳动力占人口的比重等因素对受访农户的支付意愿有负向影响;受访农户家庭的林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保护森林生态环境是否应该得到补偿、现行政策是否会影响家庭的林业收入等因素对农户的支付意愿无显著影响。基于此,提出了改善农户对森林补偿支付意愿的建议:提高农户对森林生态效益重要性的认知;提高农户的文化教育水平;提高家庭收入水平;加大以森林为主体的村集体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投入。     

自然保护区生态移民农户的生计响应测度——以小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移民调查数据为样本

生计问题是自然保护区生态移民城镇化安置中的重要问题,认识和解决这一问题不能忽视移民的生计响应。基于“四维度三强度”生计响应分析框架和测度方法,以小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61户移民农户调查数据为样本,测度了武陵山片区自然保护区移民农户的生计响应情况,发现移民生计资本响应不均衡且移民获取资本能力较弱。移民户生计方式响应最好但移民户之间差异较大,移民户生计产出响应较为明显,尤其是生计产出的行动响应方面最强,移民户生计空间响应相对较弱但移民户之间的差异相对较小。结果表明,武陵山片区自然保护区移民农户的生计响应情况总体较好,但移民农户的生计响应强度由感知、意愿到行动呈现依次递减状态,且移民农户的生计空间响应和物质资本响应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此外,移民生计响应的维度和强度,对移民生计增收机制起着强化或抑制的作用,进而影响移民的持续发展。妥善应对生计响应外部环境带来的各种影响,尊重并激发生计主体的能动性选择,形成移民生计响应与增收机制的正向循环,是提升移民生计响应强度、形成移民持续生计能力、实现移民持续发展的基本思路和路径方法。     

生计资本如何影响农户亲环境行为? ——基于价值认知的中介效应

基于818份茶农调研数据,以土壤深耕技术和有机肥施用技术为例,运用Sobel和Bootstrap检验法深入探讨生计资本对农户不同亲环境行为的影响机理以及价值认知的中介效应机制.结果表明:(1)农户对不同亲环境技术的采纳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对土壤深耕技术的采纳程度远高于有机肥施用技术.(2)生计资本是显著影响农户土壤深耕技术和有机肥施用技术的重要基础条件.具体来看,土壤深耕技术与人力资本显著正相关,与自然资本显著负相关,而有机肥施用技术与社会资本、金融资本显著正相关.(3)经济效益认知、社会效益认知及生态效益认知在生计资本影响农户土壤深耕行为中发挥着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且中介效应由高到低依次为社会效益认知、经济效益认知和生态效益认知.在生计资本影响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过程中经济效益认知、社会效益认知具有显著中介效应,然而生态效益认知的中介效应不显著.基于此,建议多渠道增强农户生计资本积累,加大亲环境技术宣传、培训和推广力度,提高农户价值认知水平,以促进农业绿色生产水平的提升.     

风险预期、生计资本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基于江西省456份农户调查数据

利用江西省456份农户问卷调查数据,借鉴目标设置理论,实证分析风险预期、生计资本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影响的主效应和调节效应及其代际差异.结果表明:总体而言,农户面对宅基地退出决策时表现出较强的风险规避,风险预期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具有负向影响.不同程度的风险预期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存在代际差异:"轻度风险"对新一代农户的宅基地退出意愿有正向作用,而对老一代农户有负向影响.生计资本对农户的宅基地退出意愿起到正向影响,且在风险预期和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生计资本的这种调节作用也存在代际差异,表现为生计资本对新一代农户起到更强的调节作用.基于此,建议统筹完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组织农户开展职业技能培训,进而提高农民的生计能力,构建差别化的宅基地退出机制.     

共同富裕背景下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影响路径研究——基于不同年龄阶段的群组比较

本文基于2022年810份农户微观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影响路径，并对比分析不同年龄阶段农户影响路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受家庭特征、土地特征、认知特征及承包权退出补偿条件特征影响，其中承包权退出补偿条件特征影响效应最强。（2）土地特征和认知特征以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对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产生影响。（3）不同年龄阶段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影响因素有所差异，影响路径也略有不同。因此，应依据农户特征探索分类型、分阶段、多样化的土地承包权退出路径，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农户实施差别化退出激励政策及补偿政策，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公开土地承包权退出补偿信息与制度。     

生态意识、生态潜意识与生态消费

人类必然要从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过渡到生态文明,而在构建生态文明的过程中,生态意识、生态潜意识以及建立在生态自我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消费,将是构建生态文明的核心。文章着重分析生态意识、生态潜意识与生态自我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以及它们对生态消费的影响,并提出建设生态消费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美学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生态学把生态问题与政治问题联系在一起加以研究，这给人以深刻的启示，并有助于驳倒生态主义把生态危机看作是工业生产和人口过剩的直接后果的观点。我国目前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现代化进程还很漫长。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伦理，分别从哲学世界观、资本主义制度及生产方式、消费主义文化及生存方式等方面分析了当代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源及其解决生态危机的出路，这种理论基本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值得我们借鉴。     

生态文明与生态正义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生态文明内涵着生态正义,建设生态文明需要实现生态正义.     

生态思维与生态民主

生态的概念已经被广泛地应用到各个学科和领域,整个社会已经深深地打上了生态的烙印,生态已经衍生成一种思维方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并将不断影响社会的发展。生态文明也已经上升到执政党的高级执政理念,而要实现生态文明必须要以生态民主作为一种制度保障。本文从生态概念入手,分析了生态思维、生态文明和生态民主之间的关系。     

生态农业与生态伦理

生态农业中蕴涵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不仅在生态农业的含义中有生态伦理的内涵,在生态农业的特点中体现着生态伦理的本质,而且在世界生态农业的发展趋势中也有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挖掘生态农业中的生态伦理思想,能更好地推进生态农业的深层次发展。     

论生态存在与生态意识

生态存在与生态意识的关系蕴涵着全部生态哲学问题的丰富底蕴，是构建生态哲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平台，是贯彻生态哲学研究始终并构成生态哲学的基本问题。换言之，生态存在和生态意识的关系问题是全部生态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是任何生态哲学家都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不是生态意识决定生态存在，而是生态存在决定生态意识。     

生态文化与社会生态结构

生态文化与社会生态结构的一致必然呈现社会文明健康性生态,并促使人类真正行走于生态性生存和发展的路径。这既要有人的生态＂类＂特性所运演的自组织过程,更需要道德生态化建立平衡机制从而构筑人与自然生态的道德关系。生态文化与社会生态结构所形成的＂合力＂不仅是人的生命及生存＂合力＂的基础,并为个体生存＂合力＂构建了良好的生存氛围及强大的社会生态及文化支持系统。     

论生态文化与生态文明

生态文化是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生态文明的重要载体。生态文化可以引领全社会认识自然规律,了解生态知识,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的价值观;可以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内在推动力;可以促进整个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可以规范和引导政府部门的决策行为,使政府的决策有利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生态文化应处理好三大重要关系。     

生态美学与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美学是以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生态系统为对象,以生态美为主题,研究生态审美的范畴和人的生态审美意识、生态美感享受,以及生态美的创造、发展及其相关规律的学科领域。生态美则是指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一种状态、过程和关系,是和谐生态关系、生态责任、生态道德、生态服务和生态价值的综合体现,是形式美、关系美、过程美和功能美的有机统一。在相关概念诠释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生态美学理念在生态规划、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城乡生态环境建设、生态产业与生态经济建设、生态文明与生态文化建设中的应用,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指导性作用的观点或建议。     

马克思主义生态本体论与生态的文学本体论

马克思主义生态本体论是建构生态的文学本体论的思想基础."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本体论研究的理论基础,而"生态本原"、"生态存在"和"生态本质"及其辩证关系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本体的理论内涵.在此理论基础上,文章批判了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本体论,阐明了生态文学本体论是指建立在人、自然和社会之间的生态文学实践上的,研究生态的"文学本原"、"文学存在"和"文学本质"及其生态关系的文学本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