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补偿扶贫背景下农户生计资本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生态补偿脱贫一批”的提出,生态补偿被赋予了扶贫解困的新使命。量化研究生态补偿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有利于揭示现有生态补偿政策的实际扶贫效果。基于英国国际发展部提出的可持续生计框架,构建测度指标测算了贵州省3个贫困县432个农户样本的生计资本,通过似不相关估计分析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参与生态补偿政策农户的总体生计资本水平低于未参与政策农户,其中参与政策农户的自然资本高于未参与政策农户,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低于未参与政策农户。不同类型的补偿方式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差异明显,现金型直接补偿侧重于增加农户用于发展的物质条件、改善农户生产生活的脆弱性背景,而公益岗位型间接补偿则有利于提升农户的内生发展能力,两者在促进农户的生计资本建设上具有一定的互补性。为此,在贫困地区需要进一步加大生态补偿的公共财政投入,并充分发挥不同补偿项目的协同作用,让农户真正从生态保护中获益。     

生态认知、生计资本及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实证研究

基于渭河流域586户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生态认知、生计资本及渭河流域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之间的相互影响,并对比生计资本影响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直接路径和间接路径之间的差异.结果表明:(1)生态认知和生计资本均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且生计资本对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直接影响效应显著高于生态认知;(2)生态认知在生计资本与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之间存在着中介效应,即生计资本可以通过直接正向影响生态认知,进而间接影响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3)生计资本对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直接影响(生计资本→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远大于间接影响(生计资本→生态认知→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4)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提高会显著提高其生态认知水平,降低其生计资本水平.基于此,提出提高渭河流域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相关政策启示.     

生态认知、生计资本及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实证研究

基于渭河流域586户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生态认知、生计资本及渭河流域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之间的相互影响,并对比生计资本影响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直接路径和间接路径之间的差异.结果表明:(1)生态认知和生计资本均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且生计资本对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直接影响效应显著高于生态认知;(2)生态认知在生计资本与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之间存在着中介效应,即生计资本可以通过直接正向影响生态认知,进而间接影响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3)生计资本对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直接影响(生计资本→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远大于间接影响(生计资本→生态认知→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4)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提高会显著提高其生态认知水平,降低其生计资本水平.基于此,提出提高渭河流域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相关政策启示.     

生计资本下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分析——基于福建省三明地区48个村的调查

基于福建省三明地区12个市（县、区）48个行政村1378户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累积比数Logisitic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在表征农户自身生计属性的5个变量中,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与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行为意愿呈显著正相关,自然资本与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行为意愿呈显著负相关,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的影响不显著.此外,在控制变量中,文化程度、畜禽数量、家庭固定资产、房屋状况、家庭收入、资金资助和对周围人的信任对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劳动力与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呈“倒U型”关系;耕地面积、林地面积和亲戚数量对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关系.     

生态公益林建设对山区农村生计的影响分析——基于浙江省128个村的调查

生态公益林工程的实施会对林农林地产权造成限制,进而影响林农的收入、家庭能源消费、就业以及资源利用等生计方式。在浙江省128个村级层面问卷调查数据基础上,基于2005年和2010年两个时间点,着重研究生态公益林建设和补偿资金发放对农户就业结构、收入、能源消费、基础设施等主要生计方式的影响,认为浙江省公益林建设推动了当地农村生计的变化;应继续提高公益林补偿资金,拓展补偿来源;发展第三产业,促成公益林外部效益的产业化发展,是今后生态公益林改善当地农村生计的最有潜力途径。     

乡村旅游发展推动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生计转型：动力与阻力

在易地扶贫搬迁和乡村旅游发展的双重影响下,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农户迎来了生计转型的契机,但生计资本限制、心理阻碍、产业发展瓶颈制约等阻力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搬迁农户生计转型的驱动力,影响着生计转型的进程。要克服这些阻力,政府应重塑关键生计资本,提升搬迁农户参与旅游生计活动的能力;加大心理资源供给,激发搬迁农户参与旅游生计活动的意愿;增强产业发展活力,实现旅游生计方式的可持续性。     

生计禀赋对农户参与农田保护补偿政策成效的影响——以成都311户乡村家庭为实证

以率先在全国探索农田保护经济补偿创新实践模式的成都市为实证,基于4个乡镇12个村311户乡村家庭的调查,运用典型相关模型从农户家庭生计禀赋差异的视角探索农户参与补偿政策成效,为定位参与补偿政策相对有效的农户类型及重点对象提供参考依据。研究表明：兼业经营户参与农田保护补偿政策成效评价表现最好(0.153 7),非农经营户评价值最低(0.120 4),而禀赋异质的农户家庭对于政策实施成效的感知状况不同。政策满意度是决定农田保护补偿政策实施成效的首要指标,农户的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对于感知政策满意度最为敏感;农业生产积极性是反映政策实施效果的另一指标,和农户的家庭物质资本禀赋有较大的关联。其中,家庭自然资本及物质资本正向影响农业经营户参与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影响兼业经营户感知政策效应的指标按重要程度依次是家庭社会资本、金融资本及物质资本;家庭金融资本与非农经营户的政策实施满意度相关,相关部门可根据农户家庭的生计禀赋状况采取相应对策。     

基于治理视角的生态保护红线、生态补偿与农户生计困境

生态保护红线是保护区域生态功能、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度安排。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短期冲突、生态红线区生态空间与农户生活空间的重叠、生态脆弱与贫困的交织等问题对生态红线的划定与落地提出了挑战。基于此，笔者以重庆市生态保护红线管控面积占区域总面积较大的城口县和酉阳县为例，分析现行生态红线区生态政策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以及生态补偿对这种冲突的缓解作用。研究发现：（1）现行生态红线区的生态政策确实对区域经济发展、农户生计造成了影响，使农户感觉到利益被"剥夺"，降低了生态权益的获得感；（2）市场化、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是有效改善红线区农户生计现状的重要手段，并据此提出相应的政府治理建议。     

乡村振兴实践进程中农民的生计赋能逻辑

通过田野调查分析乡村振兴实践对农民生计能力的改善机制。研究发现,在乡村振兴实践中基于乡村既有的旅游资源、生态资源、务工资源、政策资源等不同类型的资源禀赋,以及不同的生计资本,由此型塑出农民不同的生计类型。然而,乡村资源禀赋并不总是直接对农民生计构成正向推动作用,也可能会对农民生计带来潜在性威胁。因而,如果要充分发挥乡村资源禀赋的优势来提升农村生计能力,需要以乡村治理体系创新作为中介机制。通过乡村治理水平的提升规避生计风险,并挖掘利用乡村的优势资源,进而促成农民的生计赋能。由此,研究揭示了生计赋能的内在逻辑在于兼顾结果目标和过程目标,整合内生性资源和外生性资源,融合外源式发展和内源式发展的路径。在具体策略上,要厘清的政策、主体、网络和资源等乡村社会治理要素以助力生计赋能。     

河北省多样化征地补偿方式探析

征地补偿标准与补偿方式是征地补偿之于被征地农民最重要的两个变量。在法定征地补偿标准尚不完善的现阶段,通过合理创新补偿方式来弥补补偿标准规定的不足,对于保障被征地农民利益以及确保征地行为的顺利展开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河北省被征地农户以及相关部门的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对具有代表性的征地补偿方式进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对各个补偿方式进行优劣评价和适宜性分析,进而探索面向不同被征地农民不同诉求的征地补偿方式。在补偿方式的选择上,应基于一定的经济、区位条件下土地对于不同农民不同的功能性实行多样化的补偿。     

中国大陆核损害赔偿法律制度的完善

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为中国快速发展的核电事业敲响警钟,完善核损害赔偿法律制度将为核电事业的快速发展保驾护航。目前中国大陆已有的核损害赔偿法律规范体系性不强,效力等级较低,且规定十分原则,缺乏程序性规范。通过对比中国与其他有核国家的核损害赔偿制度,结合中国核能事业发展的实际,提出建立唯一责任下的多级赔偿机制,将环境受到的损害明确列入损害赔偿范围,同时通过建立核事故损害即时赔偿机制及完善常态化民事赔偿机制以构建中国大陆地区较为完善的核损害赔偿制度体系。     

论确立我国的惩罚性国家赔偿标准

我国现行国家赔偿标准一律采用抚慰性标准,不能有效遏制、预防公权力违法,不能有效保障人权.惩罚性国家赔偿标准具有确立的必要性,也有其可行性.在建构惩罚性赔偿标准时,要处理好惩罚性赔偿标准与其他赔偿标准的关系、受害公民与纳税人利益平衡的关系等七个相应关系、问题.     

缺陷与完善：我国农村土地征收补偿法律问题研究

现行农村土地征收在我国宪法中并没有确立明确的补偿原则,在现有立法及实际工作中存在补偿标准过低、补偿收益主体不明确、补偿方式单一、安置责任模糊、补偿程序不完善等诸多缺陷。因此,今后的立法和实践应首先在宪法中明确公平、合理的相对补偿原则;提高、拓宽补偿的标准和范围;丰富补偿方式;明确补偿收益主体;完善补偿程序,从而公平合理地解决农村土地征收补偿问题,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试论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

精神损害赔偿是对人身侵害进行精神抚慰的手段,如何掌握损害赔偿的标准和数额,是法学界和司法实践中急需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在对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进行确定时,首先要明确精神损害的赔偿范围,然后在遵循其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综合考虑与该精神损害有关的各种因素进行认定。     

如何为生命定价--对我国建立统一死亡赔偿标准的思考

生命权的平等对待是对平等的最基本要求,死亡赔偿这一对生命权受侵犯的赔偿,正是我们需要宣扬平等精神的首要舞台。但我国目前在死亡赔偿标准的立法上是混乱的,而且存在国家赔偿的平均主义,民事赔偿的身份歧视,赔偿费用所包含的项目不一等种种缺陷。立法应以一种全新的带层次性的标准对死亡赔偿标准进行统一,通过层次性来同时体现对生命的同等对待以及对作为人的不同价值的区别对待,充分体现平等精神。     

构建现代企业的薪酬战略研究

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将对企业薪酬管理提出变革要求,文章分析了构建现代企业战略薪酬的内涵及其影响因素;探讨了企业薪酬战略设计和制定的方法与步骤;通过薪酬战略的实例分析,提出了完善我国现代企业的战略薪酬体系与管理机制的对策与建议.     

论海上侵权损害赔偿之基本原则

海上侵权事故发生之后 ,核心问题是如何公平、有效地进行损害赔偿。通过分析提出了确定海上侵权损害赔偿的基本原则 ,即全部赔偿、限定赔偿和减损赔偿原则。     

北京山区公益林生态补偿的理论与实践

该文介绍了公益林生态补偿的概念和内涵,阐述了公益林生态补偿的必要性、方式与途径及实施补偿机制的措施,并结合北京市公益林生态补偿的实践,对北京市关于山区公益林生态补偿机制的现状进行了探讨和总结。文章旨在为把北京建设成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城市提供参考。     

海洋生态补偿的法律内涵及制度构建

海洋生态补偿法律制度是调整在实施海洋生态补偿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组合。任何忽视海洋生态本身的价值及其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的海洋生态补偿制度都不具有持久生命力。海洋生态补偿制度设定的最终目的应是为了保护或恢复海洋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或生态价值。构建海洋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必须在明确其法律内涵,了解其立法、司法及执法现状与不足的基础上,围绕补偿法律关系主体、补偿形式、补偿标准、补偿资金来源等要素展开。     

行政先行处理程序的立法及完善

行政先行处理程序是我国行政赔偿程序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由于赔偿立法的不完善 ,行政先行处理程序在实施过程中还有较多不足。从行政先行处理程序的理论基础出发 ,分析我国行政先行处理程序的立法缺陷 ,对今后的行政赔偿立法及完善具有重大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