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汉平原耕地资源生态安全状况及空间集聚格局

江汉平原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棉油基地及城市化快速扩张的典型地区,研究其耕地资源生态安全状况及空间集聚格局可为保障区域粮食安全及促进耕地资源的合理利用提供参考。运用“隐患―状态―免疫”模型,构建耕地资源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改进型全排列多边形综合图示法和空间自相关法对江汉平原耕地资源生态安全的时空差异特征及空间集聚格局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江汉平原耕地资源生态安全整体水平较低,耕地资源生态安全综合指数为0.228,处于不安全状态,历年耕地资源生态安全综合指数呈波动趋势,耕地生态系统呈不稳定状态;江汉平原各市县耕地资源生态安全空间集聚现象不显著,呈从集聚向离散化扩展的变化趋势,尚未形成较为稳定的空间格局;城市化进程加速和非农用地扩张引起的耕地资源大量流失,是导致目前江汉平原耕地生态安全水平较低的主要原因。     

基于生态足迹的河南省耕地利用状况分析

生态足迹模型是测度可持续发展的工具，能非常直观地表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状况。文章基于该模型，采用可变地区单产法，对河南省及其18个地级市2000--2005年耕地资源的生态足迹进行动态分析。研究表明：（1）河南省各地级市耕地利用情况差异悬殊；（2）河南省耕地生态资源处于不可持续利用状态；（3）河南省耕地资源不可持续利用程度相对有所缓和。     

耕地保护补偿区农民生活满意度分析

以耕地保护经济补偿试行的典型区域为实例,运用定序 logit 模型进行评估研究耕地保护补偿区域农民的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如下：作为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试点区域,成都市受访农户的总体生活水平较高农户的生活满意度指数随村庄经济水平的上升而增加;耕地保护补偿政策使农户的生活满意度明显提高;农户个体特征和区域位置对其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相关政府部门应通过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尤其是教育设施,多样化耕地保护补偿形式,提升农户的就业率以改善农户的生活质量,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     

发展受限视角下的武汉城市圈跨区域农田生态补偿额度测算

在国土资源非均衡开发、基本农田发展受限的背景下,综合运用效益转移法、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的理论和方法,计算武汉城市圈48个县(市、区)之间跨区域的农地生态补偿额度。结果发现:2008年单位面积的农田发展权价格最高的是东西湖区,为21.67万元/hm2,最低的为孝昌县,仅为434.28元/hm2;2008年武汉城市圈总生态赤字面积为102.72万hm2,48个县市区中24个亏损区,24个盈余区,其中武昌区的亏损面积最大,为-9.93万hm2,麻城市的盈余面积最大,为4.50万hm2;支付额度最大的区为江汉区,年支付额度为63.08亿元,江夏区应该接受的农田生态补偿额度最高,为3.03亿元;武汉城市圈各县(市、区)跨县域转移的农田生态补偿额度绝对值占到自身财政收入的比例为0.03%~21.94%,纳入农田生态补偿支付前后,共有33个县(市、区)的GDP排名发生了变化。保护农田资源,维护农田生态产品供给的多样性和持续性,就必须在不同土地开发类型区之间确立适宜的农田生态补偿标准,建设农田生态补偿机制。     

湖北省生态环境可持续性动态分析

以湖北省2001-2009年时间序列数据为基础,在生态足迹框架下应用能值分析理论,结合生态足迹多样性指数、万元GDP生态足迹和生态经济系统发展能力等3项指标动态分析研究湖北省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结果表明:经过9年的综合整治与规划,湖北省自然资源利用效率、生态足迹分配程度以及经济发展状况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和提高,但仍存在以下问题:自然资源供需不合理,湖北省生态赤字逐渐增加;自然资源组分结构变化明显,牧草地、化石燃料用地扩张速率过快;生态足迹多样性指数虽有显著增长,但生态足迹整体分配不均;万元GDP生态足迹下降趋势明显,整体资源利用效率较低;生态经济系统发展能力虽呈现上升趋势,但现状欠佳。因此,积极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和自然资源分配利用方式是促进湖北省生态环境可持续性发展的关键。     

不同群体对基本农田保护的认知及意愿分析——以武汉市为例

对武汉市武昌区、洪山区、青山区、江汉区、汉阳区和江岸区6个城区,以及江夏区、蔡甸区、东西湖区3个城郊区6个乡镇的10个村庄进行实地调研,分析了农民和市民两类不同的群体对基本农田保护意义、保护制度、规划知情权的认识及其经济补偿意愿。研究表明：（1）基本农田保护制度虽实施已有10多年,但在执行过程中仍多停留在政策层面上,公众对基本农田保护的知情权及规划的参与程度仍不够,尤其农民作为农田的直接保护主体对于基本农田保护的认识仍较薄弱,存在一定偏差。（2）构建模拟基本农田保护的经济补偿市场,考查农民和市民对基本农田保护的最低经济补偿意愿得知,农民认为规划管制下基本农田保护的经济补偿额度为3 942.30元/公顷,市民认为基本农田的经济补偿额度应为8 942.85元/公顷。并据此提出了基本农田保护的政策建议。     

城乡转型过程中土地征收对失地农民微观福利的影响

以武汉市江夏区五里界镇为例,应用AHP-模糊综合评价法分析土地征收对失地农民微观福利的影响。研究表明：①征地对失地农民微观福利的影响总指数为3.42,影响程度较高,其中对失地农民的经济状况、社会保障、生活条件、环境状况和心理因素的影响指数分别是3.18、3.43、3.59、3.69和3.21,对失地农民的经济状况的影响程度相对最低,对环境状况的影响程度相对最高。②城乡转型过程中土地征收对失地农民的福利影响具有个体差异,尤其对女性及59岁以下的中青年农民的影响较大。③受土地资源禀赋状况及短期效应的影响,土地征收对农民经济福利的影响与其被征地面积呈负相关关系。     

城中村更新住房补偿基底选取及村民政策满意度研究

地方政府及开发商权衡城中村更新的经济成本后形成以家庭人口或农房初始 面积为基底的补偿策略.两类补偿分别侧重村民的成员权和住房资产累积量,相对获益群 体及村民政策满意度存在分化,识别其差异及关联性可为缓解补偿纠纷及后续政策优化提 供参考.本文在武汉市开展城中村更新的典型调查,比较住房补偿基底选取对村民住房资 产及政策满意度的影响.研究表明:(１)按家庭人口补偿的村民家庭户均还建住房较初始农 房面积减少１２９．８０m２,而按住房初始面积还建的村民家庭住房面积与更新前变化不大,仅 减少１４．７４m２.(２)按人口补偿城中村更新还建后村民家庭之间的住房资产趋近,相对剥 夺指数从０．４１降至０．１０;按住房面积补偿的城中村村民的住房资产相对剥夺指数则从０．５１ 提升到更新后的０．５４,家庭之间的住房资产差距略有增强.(３)按人口补偿使城中村原农房 面积低于４００m２ 的村民家庭住房面积有较大增加,其政策满意度高;而按住房初始面积还 建的城中村,原农房面积在２００m２ 以下的村民家庭相对受损,还建后住房资产相对剥夺指 数增加,其政策满意度低.(４)人口补偿方案考虑到原农房面积较低家庭宅基地的空间发展 权,同时避免对抢建加盖等形成的超额面积过度补偿;按住房初始面积补偿则有利于原农房 面积较大的村民家庭,但忽略了原农房面积较少家庭参与城中村更新宅基地增值收益分配 的权利.关键词 城     

地方政府购买国土空间规划技术服务价格及效仿特征

地方政府以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空间规划技术服务已成常态,却鲜少有研究关注其价格。根据2017年1月-2020年3月全国市县层级的国土空间规划技术项目政府采购信息,分析地方政府购买国土空间规划技术服务中标价格,辨识价格形成的影响因素及效仿特征,为提高公共财政资金的使用绩效提供参考。结果表明:(1)市级和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采购均价分别为1928万元/项和847万元/项。经济欠发达西部地区的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采购均价最高,达到2325.27万元/项,远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而东部地区的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采购价格较高,为949万元/项。(2)规划区域的国土面积、人口密度、经济水平、规划内容、城市发展定位等直接影响空间规划技术服务的采购价格。同时,因缺乏计费参考标准及成本核算办法,中标价格与已招标的同群地区趋近,这种仿效行为可能导致市级和县级地方政府的采购溢价分别达347.42万元和153.65万元,约占技术项目采购均价的18%。建议加强国土空间规划技术服务计费标准或成本核算研究,尤其经济落后市县空间规划政府采购的社会监督,重视地方规划研究机构及其人才队伍建设。     

农业补贴政策的区域效应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湖北省武汉、荆门、黄冈等典型主体功能区为实证

基于湖北省重点开发区、农产品主产区和生态功能区等不同类型主体功能区划的分析框架,以武汉、黄冈以及荆门等典型地区的6个乡镇42个行政村的518个农户为研究对象,分析不同主体功能类型区农业补贴政策的实施效应,并运用HLM模型进行分层并讨论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农业补贴政策对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存在提升效用,但因农业补贴强化了农民的承包权意识,因而在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尚未建立的情景下对农村土地流转存在着一定的抑制性。（2）村庄和农户个体两个层面均有指标对农业补贴实施效应存在着显著影响;在村庄层面,是否有公交对农户感知农业补贴的实施效果有着显著影响。在农户个体层面,村干部经历、自身自信程度、抵抗灾害能力、耕地块数、农业生产工具等对农业补贴的实施效应也有着显著影响。（3）不同主体功能区受访农民对农业补贴实施效果的评价存在着明显差异。农产品主产区农业生产所占收入比重较大,受访农民对政府农业补贴标准的敏感度较高,对农业补贴实施效应的评价略低于重点开发区和生态功能区的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