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对环境友好农产品的消费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对武汉市居民的问卷调查

城镇居民是农产品的重要消费群体,其对农药化肥施用量较少的环境友好农产品的消费意愿,将直接影响到农田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通过随机调查武汉市城镇居民对农田生态系统的认知状况及消费意愿,应用条件价值法分析居民对减少农产品农药化肥施用量的意愿及支付额度。研究表明,当化肥施用量减少50%时,居民愿意较高出普通农产品0.60元/kg的溢价购买环境友好农产品;当农药施用量较当前减少50%,居民愿意较高出普通农产品0.68元/kg的溢价购买环境友好农产品;当化肥及农药施用量均减少50%时,居民愿意多支付价格为0.94元/kg的溢价消费环境友好农产品。居民对减少农药化肥施用量的环境友好农产品的支付价格与其教育程度、月收入和家庭人口数呈正相关关系,尤其家里有未成年子女的居民支付意愿明显高于其他人群。     

深圳经济增长与耕地资源流失--耕地资源流失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及检验

0引言我国人口多、耕地资源稀缺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保护耕地与保障经济建设始终是一对矛盾。一方面,在经济建设初期化总量的20%,其中近1/4集中在经济发展迅速的东部地区(H elling,1999)。另一方面,耕地是人类的“衣食之源、生存之本”,保证中国十多亿人口的吃饭,需要有足够的耕地     

生态标识对粮食价格的影响及增值贡献分析——以大米、挂面的特征价格调查为例

抽取武汉市6家大型连锁超市内117个大米和132个挂面为样本,采用基于主成分分析的特征价格模型测算绿色标识、有机标识、无公害标识、地理标识等指标对于粮食价格的影响及其增值贡献程度。研究表明:绿色标识、有机标识、无公害标识、地理标识会对大米价格产生正向影响;绿色标识、质量标识会对挂面价格产生正向影响。得出结论:对生态标识类粮食产品的研究,既推动了粮食产品的定价,又加强了消费者对生态标识型粮食产品的认知,同时还提高了农民种植生态粮食的积极性,有效改善了农田生态环境。     

地块尺度农地城市流转驱动机制研究——基于武汉市和黄冈市的问卷调查

协调好经济发展和农地保护的矛盾是实现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基础，农地城市流转是这一矛盾的焦点。土地的空间异质性决定了地块尺度农地城市流转驱动机制研究的必要性。通过调查数据，分析了土地异质性对农地城市流转的影响。研究表明：（1）家庭土地资源禀赋的大小是影响农地城市流转最主要的因素；（2）面积较大的地块是农地城市流转的首先对象；（3）质量较好的菜地较易流转为城市用地；（4）处于城市规划区内、到市中心的时间成本较低且交通较发达的农地相对容易流转为城市用地；（5）平原地区的地块比丘陵地区和山地地区的地块更容易流转；（6）农地城市流转具有交通指向性，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展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距离城市主干道较远的农地也逐渐会成为流转的对象。     

基于AHP的土地开发利用程度评价及分析——以武汉市为例

从资源稀缺度、土地利用结构、土地利用空间布局和土地利用动态度4个方面对武汉市的土地利用现状进行分析,应用层次分析法（AHP）对武汉市的土地开发利用程度进行评价。研究表明：武汉市土地资源稀缺,耕地不断减少,人地矛盾突出;城镇建设用地不断外延扩展,不仅占用了大量耕地,而且利用效率低;从土地利用结构看,农用地占地比例较大,但农用地的生产潜力尚未充分发挥;武汉市土地开发利用程度很高,后备土地资源相对不足;从单项指标看,林地覆盖率分值非常低,后备资源丰富,需要进一步开发。针对武汉市土地开发利用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农田生态补偿利益相关群体分析

农田生态补偿作为政府再分配的一个环节,是政府为协调各经济主体利益平衡的主要手段,其相关利益群体的准确界定和关系分析是农田生态补偿工作推进的基础和前提。在广泛查阅和梳理国内外农田生态补偿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农田生态补偿的研究框架,从农田生态补偿标准——农田生态补偿方式偏好与模式选择——区域农田生态补偿转移等四个农田生态补偿工作的环节出发,分别对参与研究框架的各环节相关利益群体概念进行界定和相互关系展开分析。研究明确了农田生态补偿的利益相关群体关系,可为政府协调农田生态补偿各方利益提供初步的政策建议。     

生计禀赋对农户参与农田保护补偿政策成效的影响——以成都311户乡村家庭为实证

以率先在全国探索农田保护经济补偿创新实践模式的成都市为实证,基于4个乡镇12个村311户乡村家庭的调查,运用典型相关模型从农户家庭生计禀赋差异的视角探索农户参与补偿政策成效,为定位参与补偿政策相对有效的农户类型及重点对象提供参考依据。研究表明：兼业经营户参与农田保护补偿政策成效评价表现最好(0.153 7),非农经营户评价值最低(0.120 4),而禀赋异质的农户家庭对于政策实施成效的感知状况不同。政策满意度是决定农田保护补偿政策实施成效的首要指标,农户的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对于感知政策满意度最为敏感;农业生产积极性是反映政策实施效果的另一指标,和农户的家庭物质资本禀赋有较大的关联。其中,家庭自然资本及物质资本正向影响农业经营户参与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影响兼业经营户感知政策效应的指标按重要程度依次是家庭社会资本、金融资本及物质资本;家庭金融资本与非农经营户的政策实施满意度相关,相关部门可根据农户家庭的生计禀赋状况采取相应对策。     

经济补偿对农户感知耕地保护政策实施成效的影响——来自四川、湖北、上海和江苏的典型实证

以试行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的四川省成都市、上海市闵行区及江苏省苏州市,以及尚未实行经济补偿政策的湖北省武汉市、荆门市和黄冈市6个典型区域93个村庄940名受访农民的调查为实证,探讨经济补偿对调动农民参与耕地保护政策的影响,并采用多分类logit模型分析农民感知耕地保护政策实施成效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经济补偿明显增强农民在改善耕地生态环境、维持耕地数量不减少、确保农地用途不改变、平衡耕地质量不降低等方面的积极性; 经济补偿显著提升了农民对耕地保护政策实施成效的感知评价,已接受经济补偿的农民对耕地保护政策实施成效的综合评价值较未享有经济补偿农民对耕地保护成效的综合评价值高0.143; 受访农户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耕地功能环境认知、区域发展环境状况及政策自身因素均对农地保护政策实施成效具有显著影响。     

生计资产差异对农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分析——以成都市双流县和崇州市为例

以四川省成都市3个镇18个村庄208户农户为例证,构建生计资产六边形分析农户生计资产状况,并运用灰色关联分析和定序Logit方法探讨农户生计资产与生活满意度的关联存在性和影响度。研究表明:1农户生计资产和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及个体差别。永安镇农户生计资产产值最低,且家庭农业收入占比在50%~90%的一兼农户生计资产产值最高,家庭农业收入占比为10%~50%的二兼农户生计资产产值最低;江源镇农户生活满意度相对最高,非农业户和纯农业户的生活满意度明显高于兼业农户。2农户生活满意度与生计资产间存在较强的耦合关系,农户生计资产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灰色关联系数为0.482 2。其中,心理资产与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关联系数最大(0.686 0),自然资产与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关联系数最低(0.480 6)。3生计资产状况对农户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人力资产、自然资产、社会资产和心理资产的增加会提升农户生活满意度,而物质资产和金融资产的增加则会降低农户生活满意度。     

武汉市“80后”青年的住房购买力研究

通过分析"80后"的内涵和特征并进行实地调研获得武汉市"80后"青年的住房现状、住房消费心理及偏好等基本信息,运用房价收入比模型计算出"80后"青年可承受的合理购买力区间以及个人和整体对新建商品房、经济适用房和二手房3类住房的购买力水平,对其住房购买力现状进行评价,以期为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提供参考。研究表明,78.43%的"80后"青年能够在其偏好水平下形成有效购买力,且在他人财富馈赠的影响下,"80后"青年整体上能够对市场上各类住房消费需求形成有效的购买力。同时,通过分析影响"80后"住房购买力的主导因素,得出他人财富馈赠对其住房购买力有显著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