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粮食安全的耕地保护补偿研究

耕地是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保护已有的耕地,平衡好耕地与其他行业发展对土地需求之间的矛盾,激发地方政府、农户与农村集体耕地保护的积极性,是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以湖南省作为研究区域,测算出湖南省耕地盈余、耕地赤字的市域均为7个。耕地赤字的市域将耕地保护的任务转嫁给了耕地盈余市域,需要对耕地盈余市域支付补偿。采用机会成本法,测算出地方政府耕地保护的补偿标准为7.1万元/ 公顷。其中,耕地赤字最严重的为长沙市,耕地标准面积赤字量为108.56×10³公顷,需要支付的补偿额度为77.08亿元。耕地盈余最大的为常德市,耕地标准面积盈余量为162.72×10³公顷,需要接受的补偿额度为115.53亿元。以耕地资源价值分类为基础,采用当量因子法、替代法等方法,测算出湖南省耕地资源的生态价值、社会价值分别为19.18万元/公顷和107.51万元/公顷,并引入政府支付能力指数和区域社会发展阶段系数进行动态修正,以该值为依据,测算出湖南省农户和农村集体耕地保护的补偿标准为28.87万元/公顷。以期为地方政府制定切实可行的耕地保护补偿政策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     

基本农田分级保护政策体系构想

从系统管理的角度将全国优质的耕地资源划分为国家、省、市、县四个级别的基本农田保护区,并设置相应机构实施分级管理。同时,以此为框架,从规划管制、制度建设和经济激励的三个角度对基本农田分级保护政策体系的机制设计进行了探讨,以求为我国未来的基本农田保护政策完善提供借鉴。     

经济补偿对农户感知耕地保护政策实施成效的影响——来自四川、湖北、上海和江苏的典型实证

以试行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的四川省成都市、上海市闵行区及江苏省苏州市,以及尚未实行经济补偿政策的湖北省武汉市、荆门市和黄冈市6个典型区域93个村庄940名受访农民的调查为实证,探讨经济补偿对调动农民参与耕地保护政策的影响,并采用多分类logit模型分析农民感知耕地保护政策实施成效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经济补偿明显增强农民在改善耕地生态环境、维持耕地数量不减少、确保农地用途不改变、平衡耕地质量不降低等方面的积极性; 经济补偿显著提升了农民对耕地保护政策实施成效的感知评价,已接受经济补偿的农民对耕地保护政策实施成效的综合评价值较未享有经济补偿农民对耕地保护成效的综合评价值高0.143; 受访农户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耕地功能环境认知、区域发展环境状况及政策自身因素均对农地保护政策实施成效具有显著影响。     

农地整理项目中农民受益支付与受损补偿——以湖北省5个县区为实证

农地整理项目实施中农民的受益与受损研究对完善农地整理项目投资政策和补偿政策具有重要参考作用。以湖北省5个县区为例,利用农户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农地整理实施中农民受益类型及其支付意愿、农民受损类型及其受偿意愿。研究表明：农民的受益类型包括灌排水更方便、通行更便利、投劳收入、耕地质量提升、增加耕地面积等类型,前三者较显著,后两者不明显;农民受益后的支付意愿是,绝大多数受访农民愿意为受益而义务投工或出钱,但也有少数受访农民拒绝支付;即便农民意愿采取同种支付方式,但农民之间的支付额度仍存在差别。农民利益的受损类型主要包括耕地被占用、青苗损失、耕地质量降低、田块分割、塘堰被填、祖坟迁移、房屋拆迁等损失类型,前四者的发生比例很大,后三者的发生比例较小;农民利益受损后的受偿意愿是,100％的利益受损农民认为利益受损应获得补偿;不同的利益受损类型,农民期望的受偿方式存在较大差别;不同的利益受损方面,农民意愿接受的受偿额度存在较大差距。在调整和改进农地整理项目投资政策和补偿政策时,应以农民需求和农民意愿为导向,提高农地整理项目的农户满意度。     

四川省生态旅游补偿额度研究

补偿额度的确定是生态补偿的核心问题,本文建立了logit模型,对影响四川省生态旅游补偿额度的因素进行分析,认为公众对生态补偿的认知度、收入水平、受教育水平和旅游时长,对生态旅游补偿的支付意愿影响显著;采用条件价值法对补偿额度评估显示,公众对旅游生态补偿支付的意愿为景区门票价格的11.5%,2011年四川省生态旅游补偿的额度应为3.35亿元。     

茶农对茶园生态功能的认知及支付意愿——以福建茶叶主产区为例

以茶农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Logistic模型对福建省茶叶主产区生态保护支付意愿与额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1)年龄、受教育年限、从事茶叶生产加工年限是影响茶农支付意愿的显著性因素。(2)茶园的经济效益对农户是否愿意支付起主导作用。(3)茶叶生产质量是茶农关心的首要问题,但茶农对是否实施生态茶园建设存在矛盾心理。(4)茶农对茶园生态保护意愿支付额度:有一定种植经验和文化程度较高的茶农倾向于每年每公顷支付18000元;文化素质较高且对茶园生态功能、茶叶质量安全具有一定认知的茶农倾向于每年每公顷支付21000元;茶园生态发展的主题定位、经营规模、发展方案等方面较完善的茶农倾向于每年每公顷支付24000元。综合考虑茶园生态保护中茶农的机会成本及支付意愿对制定茶业发展政策极为重要。     

农地征用过程中农民权益保护问题研究

在农地征用过程中,农民作为弱势群体,其利益必须受到保护。而我国现行的农地征用制度很不合理,这是导致被征地农民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的根本原因。为了保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完善农地征用制度,即严格控制土地征用的范围;完善土地征用补偿机制;完善征地程序,赋予被征地农民知情权、参与权和起诉权;建立健全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     

新农村社区建设中农民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新农村社区建设中农民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对新农村社区建设的合理规划和顺利展开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文章以山东省寿光市梁武、稻田、崔岭、魏家口、兴隆、安埠6个村的农村居民作为调查对象,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收回有效问卷700份,用区位、学历、年龄、经济补偿、转移就业难度、社会保障、农民的知情权和谈判权、搬迁的经济压力等作为解释变量,建立了模型,分析这些因素对农民新农村社区建设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区位偏远、年龄较大、学历较低、非农劳动技能缺乏的居民更倾向于原有的生活方式,而不愿参加新农村社区建设,希望得到更多的社会保障和知情权.     

基于农户受偿意愿的征地补偿及影响因素分析——以湖北省4市25村354份问卷为证

基于湖北省四市的农户受偿意愿问卷调查,采用Logistic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户接受征地的平均受偿意愿为101.336万元/hm2,上次征地每公顷补偿程度、征地前后非农年收入差额程度、征地前后食品年支出差额程度、土地估算每公顷收入水平以及对土地作用的认知程度等5个因素对农户的受偿意愿有显著影响。提出"合理拉近实际补偿与农民受偿意愿差距"是现阶段征地改革的重要依据。     

耕地面源污染治理：纳入生态效益的农户补偿标准

生态补偿是实现环境保护的重要经济手段,而合理的生态补偿标准是保障补偿政策可行和有效的关键。以水稻生产为例,在选择实验的设计中纳入了生态效益的考量,借助Multinomial Logit(MNL)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户对耕地面源污染治理补偿方案的受偿意愿,基于此测算了兼顾社会支出最小化原则和农户利益诉求的生态补偿标准。实证结果显示：（1）补偿金对农户耕地面源污染治理参与意愿具有显著激励作用。耕地面源污染治理补偿标准为：化肥、农药分别减施1%的补偿标准是63.15元/公顷·年和49.65元/公顷·年;化肥农药施用量改善到国际平均水平和有机生产水平的补偿标准分别为7 544.40元/公顷·年和11 280.60元/公顷·年。（2）具有户主身份、年轻、受教育程度高、种植规模小、兼业化程度高、耕地面源污染治理生态效益认知程度高、偏好风险以及耕地面源污染治理政策措施了解程度高等特征的农户,更愿意参与耕地面源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据此建议：将农户参与纳入耕地面源污染补偿政策制定环节,补偿标准核算应充分考虑农户经济损失和生态效益,借助各种现代媒体有针对性地向家庭中有话语权的农民进行环保宣传和教育。     

发展受限视角下的武汉城市圈跨区域农田生态补偿额度测算

在国土资源非均衡开发、基本农田发展受限的背景下,综合运用效益转移法、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的理论和方法,计算武汉城市圈48个县(市、区)之间跨区域的农地生态补偿额度。结果发现:2008年单位面积的农田发展权价格最高的是东西湖区,为21.67万元/hm2,最低的为孝昌县,仅为434.28元/hm2;2008年武汉城市圈总生态赤字面积为102.72万hm2,48个县市区中24个亏损区,24个盈余区,其中武昌区的亏损面积最大,为-9.93万hm2,麻城市的盈余面积最大,为4.50万hm2;支付额度最大的区为江汉区,年支付额度为63.08亿元,江夏区应该接受的农田生态补偿额度最高,为3.03亿元;武汉城市圈各县(市、区)跨县域转移的农田生态补偿额度绝对值占到自身财政收入的比例为0.03%~21.94%,纳入农田生态补偿支付前后,共有33个县(市、区)的GDP排名发生了变化。保护农田资源,维护农田生态产品供给的多样性和持续性,就必须在不同土地开发类型区之间确立适宜的农田生态补偿标准,建设农田生态补偿机制。     

基于粮食安全的耕地保护外部性补偿途径与机制设计

从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的外部性出发,可以将耕地保护的外部性补偿界定在粮食主销区对粮食主产区的经济补偿,从而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补偿机制。(1)粮食主销区的土地产出效率高于粮食主产区,因而具有对主产区进行经济补偿的现实条件和意愿;(2)通过GDP增长提成、机会成本税及市场调节的途径,可以实现基于粮食安全的耕地保护外部性的有效补偿;(3)在补偿机制运作上,要合理界定税费收交主体与额度,制定可行的征收办法。要强化基于市场途径的产销区补偿中政府的调控作用。     

我国现行农地征收补偿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中国现行农村土地征收补偿实行的是最高限价政策。本文通过对这一政策的经济学分析,得出QL农村土地征收补偿制度存在补偿标准过低,不利于农民权益的维护和土地的保护利用等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在农村征地补偿中应实行保护价格的政策建议,希望能为中国农村土地征收补偿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提供一种思路。     

基于博弈论的基本农田保护机制研究

基于博弈论的纳什均衡分析,认为在现有基本农田保护制度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博弈的结果为地方政府会非法占用基本农田,中央政府保护基本农田的目标难以实现。中央政府在制度创新时,应注重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建立良好的违法查处机制。对于地方政府保护基本农田的敷衍行为,中央政府应设法降低检查考核的成本,采用遥感等先进技术对土地进行动态监测。     

论永久基本农田的概念阐释与法制完善

永久基本农田法律制度的完善是“藏粮于地”目标与“十四五规划”实现的重要依托，目前制度规范中仍存在永久基本农田与基本农田的混用表述。围绕文义解释、论理解释和社会学解释对永久基本农田进行阐述，分析表明永久基本农田与基本农田并无迥异，且前者的表述更契合现有实践。研究认为，上下位阶条文不统一、新旧政策性术语不匹配、法律制度体系不完备等问题均源自永久基本农田概念的含糊，以及规范性文件对永久基本农田与基本农田的混用。基于此，建议统一规范性文件中永久基本农田的表述，从宏观与微观层面对既有制度进行完善，其中宏观构造包括三方面：一是更新和完善法律与条例之间的良性互动，二是相关法律的系统性衔接，三是政策规范的及时性回应；微观设想表现在客体明晰下的范围划定与耕地补偿整合，责任主体明确下的监测监管治理力度的加强，以及价值衡平下保持粮食安全用途不变的生态发展型道路。     

城郊失地农民就地城镇化状态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辽宁省兴城两个实行就地城镇化模式的失地城郊村的问卷访谈数据为依托,从失地前后生计变化、市民身份认知、主观幸福感变化、城镇化意愿四个方面细致考察了城郊失地农民的就地城镇化状态,并运用Logistic回归方法从个体特征视角分析了失地农民城镇化状态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城郊失地农民的生计及主观幸福感状态良好,倾向认为“当市民好”、“不愿意放弃农村户口”及“不希望”宅基地动迁;补偿满意度、乡土/城市情结、有无“一技之长”、村集体福利状况等对城镇化状态有显著影响。针对分析结果,从尊重农民意愿、城郊村城镇化定位等方面提出了促进城郊农民就地城镇化的政策建议。     

农民权益保护视角下的农业生态补偿制度研究

为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和恢复农业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由农业生态受益者对农业生态保护者支付现金、农业技术、农业基础设施等多种形式的利益补偿,称之为农业生态补偿.农民权益的保护是农业生态补偿的具体目标之一.目前我国农业生态补偿制度还未引起社会的足够重视,在补偿方式、成果转化、监管制度等方面存在不足,导致农民的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我国应充分借鉴国外农业生态补偿的经验,丰富"内涵型"生态补偿方式、全面实现成果转化、完善监管制度,充分保护农民权益,进而更全面得发展农业生态补偿制度.     

中国耕地保护的困境与出路——基于主体行为的分析

本文尝试从耕地保护主体行为特征和规律的视角探究中国耕地保护制度安排与耕地保护效果之间的关系,寻找耕地保护困境产生的原因和出路.通过对农民、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耕地保护执行行为、监督行为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分析发现:农民缺乏对耕地保护政策的了解和保护耕地的意愿,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保护耕地的激励与分权体制下发展地方经济的激励不相容是造成当前耕地保护困境的直接原因.走出这一困境必须建立新的激励约束机制,一方面给予农民以经济激励,让农民从耕地保护中得到实惠;另一方面将耕地保护、土地集约利用等指标纳入政府绩效考核范围,完善考核方式.     

基于疫情上报意愿的禽流感补偿标准研究

鼓励养殖户及时上报疫情是控制禽流感扩散蔓延、维护社会公众生命安全的重要举措。那么,如果要使养殖户自愿上报疫情,合理的补偿标准应该是多少？利用宁夏中卫沙坡区实地调查数据,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分析养殖户上报疫情意愿及其意愿受偿强度的影响因素,进而测算养殖户在愿意上报疫情情景下可接受的补偿标准。散养户和规模养殖户可接受的补偿标准分别平均为22.41元/只、31.87元/只,对5个月龄蛋鸡的意愿受偿标准最高,分别达到35.21元/只、53.55元/只。提出建立疫情损失的联动补偿机制,提高疫情补偿标准,对散养户和规模养殖户实行差异化疫情补偿政策。     

试析我国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制度的不足及完善

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制度是我国劳动法中的特色规定,体现了我国对劳动者的倾斜保护原则。《劳动合同法》在《劳动法》的基础上,扩大了用人单位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的情形,增加了当劳动合同因期满发生终止时要支付经济补偿的规定,并取消对普通劳动者经济补偿的年限限制,但对高收入者仍有上限规定,新法的制定很明显加大了对劳动者倾斜保护的力度,但是作为一项制度,关于经济补偿金的规定仍存在很多不足,有待于继续探讨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