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模式养殖户禽流感防控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基于363份散养户和规模养殖户的调查数据CSSCI

基于宁夏中卫市363份农户调研数据,从防控参与和防控强度两个方面识别散养户和规模养殖户的防控行为特征,并从养殖户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疫情认知、外部环境认知方面选取变量,利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对影响散养户和规模养殖户防控参与和强度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规模养殖户比散养户更主动,且防控强度较大;不同模式养殖户防控行为的影响因素差异较大,散养户的防控行为主要受平均投入成本、疫情是否会传染人、政府损失补贴满意度的影响,而规模养殖户除受上述因素影响以外,还受到年龄、文化程度、养殖年限、家庭年均总收入、重大疫情经历、疫情预期损失、疫情会威胁食品安全、技术服务便利性的影响。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鄱阳湖湿地生态补偿标准研究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综合考虑农户受偿意愿、人口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构建生态补偿标准转化模型,对鄱阳湖湿地生态补偿标准及其分区特征进行测算。研究结果表明: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约为365.64亿元/年,湿地农户受偿意愿总值约为82.96亿元/年,鄱阳湖湿地行政区内部和外部生态补偿标准总值分别约为86.88亿元/年和84.91亿元/年;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了湿地生态补偿标准的实施对策建议。     

基于农户受偿意愿的征地补偿及影响因素分析——以湖北省4市25村354份问卷为证

基于湖北省四市的农户受偿意愿问卷调查,采用Logistic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户接受征地的平均受偿意愿为101.336万元/hm2,上次征地每公顷补偿程度、征地前后非农年收入差额程度、征地前后食品年支出差额程度、土地估算每公顷收入水平以及对土地作用的认知程度等5个因素对农户的受偿意愿有显著影响。提出"合理拉近实际补偿与农民受偿意愿差距"是现阶段征地改革的重要依据。     

禽流感暴发造成的养殖户经济损失评价及补偿政策分析

以蛋鸡养殖户为研究对象,建立养殖户经济损失评价模型,测算了禽流感暴发给养殖户造成的经济损失,并对政府疫情损失补偿强度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每只蛋鸡平均损失为37.83元,其中直接经济损失约占90％,间接经济损失约占10％,但不同日龄蛋鸡经济损失差异较大;政府的补偿强度仅为26.43％,在补偿标准偏低而养殖户又缺乏风险转移能力的条件下,疫情损失主要由养殖户自己承担.     

耕地面源污染治理：纳入生态效益的农户补偿标准

生态补偿是实现环境保护的重要经济手段,而合理的生态补偿标准是保障补偿政策可行和有效的关键。以水稻生产为例,在选择实验的设计中纳入了生态效益的考量,借助Multinomial Logit(MNL)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户对耕地面源污染治理补偿方案的受偿意愿,基于此测算了兼顾社会支出最小化原则和农户利益诉求的生态补偿标准。实证结果显示：（1）补偿金对农户耕地面源污染治理参与意愿具有显著激励作用。耕地面源污染治理补偿标准为：化肥、农药分别减施1%的补偿标准是63.15元/公顷·年和49.65元/公顷·年;化肥农药施用量改善到国际平均水平和有机生产水平的补偿标准分别为7 544.40元/公顷·年和11 280.60元/公顷·年。（2）具有户主身份、年轻、受教育程度高、种植规模小、兼业化程度高、耕地面源污染治理生态效益认知程度高、偏好风险以及耕地面源污染治理政策措施了解程度高等特征的农户,更愿意参与耕地面源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据此建议：将农户参与纳入耕地面源污染补偿政策制定环节,补偿标准核算应充分考虑农户经济损失和生态效益,借助各种现代媒体有针对性地向家庭中有话语权的农民进行环保宣传和教育。     

太湖流域双向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上游宜兴、湖州和下游苏州市为例

以上游宜兴、湖州和下游的苏州市为例,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VM）模拟假想市场,分别对上游和下游居民的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太湖流域下游基于激励机制的支付意愿比上游基于惩罚机制的支付意愿平均高56.90元/（户?年）,下游苏州和上游湖州、宜兴市的平均最大支付意愿分别为275.81元/（户?年）、194.90元/（户?年）和162.47元/（户?年）。太湖流域双向生态补偿最大支付意愿与受访者的年龄、家庭年收入、家庭人口,以及对太湖流域的依赖程度呈显著相关性。流域双向生态补偿的方式可采用政府补贴为主,同时采用税收和捐款的方式,支付金额需要考虑当地的经济水平和居民可支付能力。双向生态补偿资金需要建立专户,严格监管。     

林农对生态林效益补偿的受偿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福建省集体林区林农调查的实证研究

基于福建集体林区三明市永安、南平市邵武、光泽三地进行的林农实地调查数据,研究林农对生态林效益补偿的受偿意愿,并运用累积Logistic和多元回归模型分析受偿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林农的特殊经历、环保意识、信息获得程度、家庭土地面积、不同区域对林农的生态效益受偿意愿有显著影响.所以,不同地方应实施不同的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护林员选择要有所考察和偏重,补偿金亟待增加,补偿方式有待创新.     

农户秸秆还田的受偿意愿及影响因素——基于Cox比例风险模型的实证研究

基于黑龙江省806个农户调研数据,利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对农户秸秆还田的受偿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90%的农户认为秸秆不是废弃物,具有一定的资源价值。秸秆还田会增加农户的生产成本,需要给予一定的生态补偿,多数农户的受偿意愿在600~1 200元/公顷,并呈现正态分布特征。年龄、秸秆还田成本认知、政府查处禁烧、当地有秸秆原料企业等因素对农户受偿意愿有正向影响;文化程度、家庭成员中有党员(干部)、人均纯收入、秸秆影响产量认知、秸秆还田费用分担认知等因素对农户受偿意愿影响为负。农户进行秸秆还田决策时,多考虑自身经济利益,对生态效益往往考虑不够,生态环境意识尚有待提高。     

农地整理项目中农民受益支付与受损补偿——以湖北省5个县区为实证

农地整理项目实施中农民的受益与受损研究对完善农地整理项目投资政策和补偿政策具有重要参考作用。以湖北省5个县区为例,利用农户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农地整理实施中农民受益类型及其支付意愿、农民受损类型及其受偿意愿。研究表明：农民的受益类型包括灌排水更方便、通行更便利、投劳收入、耕地质量提升、增加耕地面积等类型,前三者较显著,后两者不明显;农民受益后的支付意愿是,绝大多数受访农民愿意为受益而义务投工或出钱,但也有少数受访农民拒绝支付;即便农民意愿采取同种支付方式,但农民之间的支付额度仍存在差别。农民利益的受损类型主要包括耕地被占用、青苗损失、耕地质量降低、田块分割、塘堰被填、祖坟迁移、房屋拆迁等损失类型,前四者的发生比例很大,后三者的发生比例较小;农民利益受损后的受偿意愿是,100％的利益受损农民认为利益受损应获得补偿;不同的利益受损类型,农民期望的受偿方式存在较大差别;不同的利益受损方面,农民意愿接受的受偿额度存在较大差距。在调整和改进农地整理项目投资政策和补偿政策时,应以农民需求和农民意愿为导向,提高农地整理项目的农户满意度。     

农地整理中农民利益受损的受偿意愿及影响因素

利用武汉城市圈5个县区390份农户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农地整理项目实施给农户带来的利益受损状况、受损类型、农民利益受损后的期望受偿方式和受偿额度;并以耕地被占用损失为例,运用多元有序选择模型估计耕地被占用损失的受偿方式和受偿额度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利益存在一定程度的受损,受损类型包括耕地被占用、耕地质量降低、田块分割、祖坟迁移、青苗损失、房屋拆迁、塘堰被填和宅基地减少;不同的利益受损类型,农民愿意接受的补偿方式、补偿标准差异较大;家庭总人口、村干部身份都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影响耕地被占用补偿方式的选择,而年龄、受教育程度分别在1％、15％的显著性水平上影响耕地被占用补偿标准的选择。研究结果可为土地管理部门的补偿政策调整提供支持。     

论生态补偿法律关系的特点

生态补偿法律关系主体具有多元化、复杂化的特点,补偿主体不必然是实施主体、接受主体不必然是受偿主体、受偿主体不必然是申诉主体,国家不是唯一的补偿主体、受偿主体或监督主体。生态补偿法律关系的客体是利益,利益的表现形态既包括作为国家、社会组织和自然人的"人",还可以是生态环境。生态补偿是对生态利益、经济利益的均衡,生态补偿不等同于生态赔偿。     

农户被征地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福建省六地市1142户调查的实证研究

基于福建省六地市的农户调查资料,对福建省农户被征地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在显著的影响因素中,户主受教育程度、征地前家庭拥有土地面积、农民是否参与讨论或决定征地补偿标准、土地补偿款是否都兑现、对有关征地政策是否有所了解、农民认为征地补偿费用合理程度和被征地离中心城区距离是正向影响,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和农民期望的征地补偿标准是负向影响。研究的特点是将农户意愿受偿价格变量内生化,将其作为一个自变量影响因素展开分析。     

西北生态脆弱区居民生态补偿意愿研究

对流域微观主体生态补偿意愿的研究有利于流域内生态补偿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完善,实现全流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通过构建适合生态脆弱区实际的生态补偿意愿属性指标体系,利用选择实验法,对石羊河流域居民的生态补偿意愿进行了实证研究。对900份有效调查问卷,采用多项式Logit模型估计的结果表明：在自然景观比例、旅游指数、沙尘天气数、森林覆盖率、草地覆盖率、旱生植物面积、水量、水质以及家庭支出9个生态环境属性中,除旅游指数外,其他8个属性均显著影响受访者选择;边际支付意愿较大的属性分别是：自然景观比例、森林覆盖率和草地覆盖率;石羊河流域居民针对现状变化最佳改善方案的平均支付意愿为每年572.62元/户,全流域每年的支付意愿为2.8亿元。     

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恢复的经济价值估算——以南京段居民支付意愿调查为例

以1 592份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恢复价值的微观调查数据为例,采用Spike模型估算了南京市居民对流域环境改善的支付意愿及其总补偿价值。结果发现,不考虑"零响应"会造成支付意愿的明显高估。南京市居民的支付意愿区间为459~475元/户.年,总补偿价值约为9.43亿元/年;实行差别定价能获取更多的补偿价值,为9.82亿元/年。环境服务为奢侈品,只有收入超过某个最低水平后居民才愿意购买。年龄越高支付意愿越低,以55岁以上老年群体的支付意愿最低。     

公益林生态效益价值居民支付意愿实证分析——以广州市为例

以广州市生态公益林为代表,通过设计问卷、调查实施,运用意愿价值评估理论和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对公益林补偿的支付意愿以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广州市居民享受公益林价值的意愿支付费用相差较大,E（WTP）正=27.79元/（月.户）,中位值为4.13,样本总体的平均值为19.82。意愿支付值的大小受年龄、性别、教育程度、职业、家庭收入等因素综合影响,其中户籍、职业、环境关注及对广州市目前的生态环境现状满意程度是影响是否支付的最主要因素。     

补贴延长期西南少数民族退耕户的受偿意愿分析

我国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也是退耕还林工程重点实施区,由于少数民族具有特殊的人文地理背景和家计特征,要在后续阶段进一步完善退耕政策,巩固退耕成效,就必须重视少数民族退耕户的意愿,提高少数民族退耕户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文章运用参与性农户评估方法和条件价值评估法,对该地区进行实地调查.分析少数民族退耕户对退耕还林工程的认知度和受偿意愿,并根据其意愿,提出了补贴延长期巩固退耕还林工程的政策建议.     

基于城市居民支付意愿的耕地资源非市场价值研究——以江苏省南京市、盐城市为例

采用CVM法和相关计量模型研究了江苏省南京市、盐城市城市居民对耕地资源非市场价值的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南京市、盐城市样本居民年平均支付意愿分别为209.35元/户、162.79元/户;基于此支付意愿下的两市耕地非市场价值分别为19380.74元/公顷、3461.08元/公顷。计量模型回归结果表明,年龄、耕地非市场价值的认知等对两地区样本居民是否愿意付费都具有显著的相关性;而家庭月平均收入、受教育程度和对耕地非市场价值的认知则对两地样本居民的支付水平具有显著的相关性。从中可以得出简要的政策含义：（1）无论是静态还是动态地看,资源配置中耕地的非市场价值不可忽略,越是城市化水平高、经济发达的地区,耕地越是稀缺,耕地的非市场价值越高,越有必要将耕地非市场价值纳入资源配置决策,同时越有必要和可能建立耕地资源占用的生态补偿机制;（2）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城市居民对耕地非市场价值的认知能显著提高居民的支付意愿;（3）提高居民家庭收入水平和支出能力则是提升居民对耕地非市场价值支付水平的关键。     

农户分化、财产价值认知与宅基地退出行为

基于长三角地区实地调查,分析了农户分化对宅基地退出意愿及受偿方式选择的影响路径,进一步探讨了财产价值认知的中介效应。结果发现:(1)农户分化对宅基地退出意愿既有直接影响也有间接影响,财产价值认知发挥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比11.85％;(2)农户分化会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对城镇房屋置换补偿方式的选择,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的一次性货币补偿选择,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17.05％和12.70％;(3)相比较于远郊区,近郊区农户分化对宅基地财产价值认知和退出意愿都更加强烈,两个区域农户在受偿方式选择上存在一定差异。基于此,建议政府通过拓宽宅基地退出后农户的就业渠道、加强宅基地制度改革的政策宣传以及制定多元化的宅基地退出补偿机制等措施推进宅基地制度改革。     

养殖户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5省754户生猪养殖户的调查数据

利用山东、江苏、福建、江西和四川5省754户生猪养殖户的调查数据,基于计划行为理论,采用Logit模型对养殖户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体健康影响认知、环境保护法规认知、政府补贴、技术培训、地区特征、产业组织情况、生猪无公害养殖比例、教育程度、养殖规模以及家庭年总收入等因素对养殖户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意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基于CVM意愿调查的农业生态环境补偿研究——以甘肃静宁县为例

研究贫困地区农户对农业生态环境的补偿意愿,对培育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和生态脱贫新动能具有重要意义。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VM)调查研究区农户对农业生态环境补偿的接受意愿(WTA)。研究结果发现:农户对农业生态环境有正确的感知认识,认知度也较高;研究区农户对公共产品(生态环境)存在"搭便车"现象;单边界二分式的农业生态环境补偿的平均WTA为61.604元/亩·年,双边界二分式的农业生态环境补偿的平均WTA为132.154元/亩·年,结果证明双边界二分式CVM模型评估结果更符合实际;生态补偿认知度、家庭劳动力数、家庭年纯收入、耕地面积、主要收入来源和生态补偿参与度是影响农户对农业生态环境补偿WTA的显著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