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工业结构调整的环境效应实证分析

按照环境经济学基本原理,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主要因素之间存在密切的相关性,这些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工业结构、城市化水平、环保投资、环保科技水平及政府管制等。找出主要影响因素、掌握其作用的机理是环境污染治理的根本。分析工业结构调整对环境效应的影响机理,通过对江苏的实证分析,得出工业结构成为环境效应的主要影响因素的结论,并验证工业结构调整的环境效应机理;进而对江苏省的重污染行业结构变动对环境效应的效果进行分析,得出自1990年以来工业结构调整不利于环境污染控制的结论。因此,工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下一步制定调整战略的趋向。     

基于内生交易费用的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

以内生交易费用的视角考察现阶段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发现股权集体股的设置导致部分资产产权不清晰,股权封闭和政经不分带来合作社的内部监督失效和激励机制不足,从而引起村干部管理者寻租、偷懒等机会主义行为,增加了合作社治理的内生交易费用。苏州市通过集体股确权到户和股权固化,实施合作社“代理记账”,建立村集体财务监管平台和资产交易平台,实现“政经分离”及开放治理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明晰了集体资产产权主体,建立了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有利于减少合作社代理人机会主义行为,降低了合作社治理的内生交易费用。苏州经验表明,在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过程中,政府主导力量的恰当发挥是改革的成功前提,同时也要尊重合作社治理的内生动力;通过赋予农民清晰完整的股权,建立顺畅的股权流转体系,有利于合作社内部治理体制的完善;合作社管理者的行为规范还有赖于政府实施的外部监督机制。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发展权配置模式分析:委托代理视角

委托代理理论表明,双重委托代理机制下的地方政府和农民共享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发展权的模式比单一委托代理机制下的地方政府垄断发展权模式具有更高的绩效,主要表现在改进了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监督效率以及土地发展权取得环节和建设用地供应环节的竞争。我国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发展权配置方式正处在从单一委托代理机制下的垄断模式向双重委托代理机制下的共享模式转变。但是,初步建立的发展权共享模式并不完善,需要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法规完善、土地征收的公共利益界定、信息公开和法规教育等四个方面改进。     

可占用准租金视角下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租赁制改进研究——基于江苏省宜兴市的调查

探索如何高效率地解决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租赁制中可能存在的"敲竹杠"问题,有助于优化我国集体建设用地租赁流转方式.企业生产设备的资产专用性高,产生的可占用准租金高,使企业面临被村集体"敲竹杠"的风险.江苏宜兴市通过流转双方互惠协议和声誉机制等自动实施契约联结,且租赁交易受到第三方干预机制——市政府文件中明确履约保证的约束,共同避免了村集体的"敲竹杠"行为.为促进集体建设用地租赁制健康发展,应借鉴宜兴"长租短约制",延长租赁期限,稳定租赁关系,避免土地所有者通过抽回土地的威胁来"敲竹杠".同时,政府应发挥市场规范者的角色,建立清晰的违约责任惩处机制.     

农地征收与供应中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创新——基于江苏省的实证分析

农地征收出让中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关系到"三农"发展甚至整个经济社会发展。通过对江苏省苏南、苏中、苏北地区样本县市2006—2011年间农地征收与出让中的土地收益分配格局抽样调查与分析发现,尽管国家不断地提供农地征收补偿标准,但农地非农化征收与出让过程中农民的土地收益占土地出让收益比例偏低,约在3%～16%之间,而地方政府的收益份额在75%以上。其根源是现行的农地征收补偿原则是以农地的农用价值一次性补偿给失地农民及其集体,割断了农民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路径。保障农民土地收益权,构建农民长期分享土地增值收益机制需要改革现行征地补偿制度,从集体土地确权登记、缩小征地补偿范围、市场化补偿、实物性补偿、失地农民就业支持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进行系统构建。     

土地利用规划的公众参与机制研究

在对我国目前土地利用规划实施效果及其影响因素分析的基础上,指出构建土地利用规划制订、实施和修编过程中公众科学合理的参与机制是有效解决规划实施效果欠佳的重要途径。为此,笔者提出在规划制定过程中引入利益相关者平台(stakeholder p latform)来构建公众参与的新机制,并且以市级土地利用规划为例,对利益相关人的鉴定、选择和利益相关者平台的构建、运行进行了实证分析。     

农村土地整治的区域条件与微观农户意愿研究——以南京市万顷良田工程为例

农村土地整治能缓解建设用地供需矛盾,但对资金需求量巨大,同时会显著改变农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土地权属关系,因此整治工程的顺利推进主要取决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撑力、市场对建设用地的价格承受力和农户意愿。本文以南京市栖霞和江宁两区万顷良田工程为例,通过问卷调研与案例分析,研究农村土地整治的区域社会经济条件满足程度与农户的意愿偏好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区域层面上,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土地整治具有良好的土地政策环境,但整治成本较高,达每公顷1千多万元,对政府财政与土地市场支付能力形成较大压力;微观层面上,样本农户的参与意愿达87%以上,房屋搬迁补偿标准、安置房价值、承包地处置情况与农户长期生活保障对农户参与意愿有决定作用。为此,政府应根据市场的用地需求与价格支付能力、政府财政实力合理控制土地整治规模和时序,探索以农户为单元的宅基地退出机制;探索物业补偿和留地安置方式,使农户能够长期分享土地增值收益,保障其长期生计;探索村集体和地方政府合作参与的土地整治机制,以减少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和农户阻力;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建设,减少农户搬迁后的长期生活担忧,以增加农户参与土地整治的意愿。     

禀赋效应视角下农民宅基地退出意愿与影响因素

当前农民宅基地退出并非完全出于"经济理性",还受到个体微观心理因素的影响.基于禀赋效应的视角,从宅基地的可替代性、心理所有权、农民的不确定性感知三个维度分析相关因素对农民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旨在为制定引导农民退出宅基地政策提供新的视角和决策参考.通过江苏省两县区的农村调查数据,构建二元Probit模型实证检验发现:主要解释变量中宅基地可替代性低、农民对宅基地较强的心理所有权认知会显著降低农民的宅基地退出意愿;失地、养老方面的不确定性感知会负向影响农民宅基地退出意愿.因此,政府应健全相关政策弱化农民的损失规避心理,降低禀赋效应的发生概率,才能实现农民自愿有偿地退出宅基地.     

我国房屋征收强制执行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在中国城镇化飞速发展的时期,伴随着旧城改造和新区建设,大量的城镇房屋存在被征收的风险,这导致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强制执行现象层出不穷.针对我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执行现状混乱和政府与法院互相推诿的局面,通过对我国房屋征收强制执行的现状的理性分析,提出了五种合乎实际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强制执行模式,并且深入系统地分析了各个模式的优缺点,重构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强制拆迁模式,以期能够解决这一现实难题.     

绿色GDP不应完全减去环境恢复费用

绿色GDP是在传统GDP的基础上做减法,其减少的项目中包括了污染引起的环境恢复费用。也即表明,环境恢复费用被算作环境成本,而从传统GDP中减去了。笔者认为,应该减去的是污染引起的环境价值损失、人力、物力的浪费以及环境贷款利息,而不是全部的环境恢复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