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发展权配置模式分析:委托代理视角

委托代理理论表明,双重委托代理机制下的地方政府和农民共享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发展权的模式比单一委托代理机制下的地方政府垄断发展权模式具有更高的绩效,主要表现在改进了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监督效率以及土地发展权取得环节和建设用地供应环节的竞争。我国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发展权配置方式正处在从单一委托代理机制下的垄断模式向双重委托代理机制下的共享模式转变。但是,初步建立的发展权共享模式并不完善,需要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法规完善、土地征收的公共利益界定、信息公开和法规教育等四个方面改进。     

东西部农村非正式制度与农地制度创新

家庭联产承包制后我国东西部形成了差异明显的次生农地制度安排,其根源除了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外[1],截然不同的非正式制度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本文在利用制度经济学理论和博弈论论述非正式制度与经济绩效间关系的基础上,诠释了东西部农村非正式制度对现有农地制度差异的解释。结论指出推动西部农村非正式制度改革是西部农地制度创新的前提。     

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农民集中居住后的福利变化研究——基于江苏省高淳县和盱眙县的比较分析

在森的“可行能力”框架下构建农民福利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模糊评价方法评价江苏省高淳县和盱眙县农民集中居住后的福利变化.结果发现:(1)集中居住改善了农户的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但并没有显著改善农户的家庭经济状况、社会保障状况、社会资本状况和参与决策自由等功能;(2)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盱眙地区的农民集中居住后的福利改善水平显著高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高淳地区.政策含义为优先实施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农民集中居住项目和合理选择集中居住模式有利于保障农民福利和节约土地.     

农机服务对小农户土地流转“内卷化”的影响

农机服务的快速发展能否解释农地流转并未推动我国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趋势而出现的“内卷化”现象,仍有待分析与验证。采用中国农村家庭大数据库（CRHPS）中的小农户样本,分析小农户在土地流转市场中的处境并运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农机服务对其土地流转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小农户采用农机服务显著地降低了土地转出并增加了土地转入,并验证了包括农业劳动力投入、农业技术应用和农业收入在内的三个主要影响机制。研究论证了农机服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我国土地流转中参与率增速放缓、小规模转入与部分转出对应的小农户复制以及农地流转对农业生产率作用递减的“内卷化”现象。提出在制定完善农机服务政策时,既要满足小规模农户的生产需求以维持家庭生计,又要衔接土地转入户的服务需求以推动土地适度规模经营。     

农地产权安全性对农业绩效影响:投资激励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来自丘陵地区三个村庄的初步证据

从投资激励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两个维度检验<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以来农地产权安全性对农业绩效的影响.结论指出由于目前土壤保护性投资对农业绩效的贡献微弱,因此地权安全性的投资激励效应对农业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地权安全性的资源配置效应对劳动力生产绩效具有显著影响,但对土地生产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政策含义为从改变农业补贴方向和风险基金机制以及提高地权安全性等方面来保障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     

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井田制演变及其启示

本文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剖析了历史上井田制演变中农业生产组织,土地所有权,劳动者身份,税收、地租形式的演化规律,并从宏观社会结构、中观社会关系网络和微观行为人互动三个层次阐释了井田制演变的驱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井田制时期农村生产关系的演变扩展了农民社会关系网络,促使社会阶级关系和农业生产组织发生转变,继而提升农民的资源支配权,诱使农地产权制度和农业税制的转变;社会阶层数量、规模和不同阶层资源占有量是农民社会身份的重要表征;不同阶级的表达性行为和工具性行为的均衡演变推动了社会结构演化。由此,本文结合当前农地制度研究成果,探讨了井田制演变对当前农地制度改革中的生产组织、产权确立、农地流转和非农就业及城乡关系等问题的启示。     

经济发展阶段视角下农村生态资源多中心治理机制演变——基于J市纵向案例的研究

基于J市湖泊型湿地纵向案例,系统分析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农村生态资源如何利用及其多中心治理机制如何演变问题。研究发现：第一,农村生态资源多中心治理机制是动态演变的,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所构建的外部环境导致差异化治理目标,并且治理主体的角色定位和相对优势存在较大差异。第二,快速工业化时期,各治理主体利益联结松散,农村生态资源更多服务于经济赶超目标,价值实现程度低。第三,资源环境规制时期,政府引导各主体采取保护为主的资源治理策略,主体间利益关联趋紧,但农村生态资源价值相对而言仍未实现。第四,农村生态资源价值实现开启了耦合经济发展与生态治理的新阶段,并形成以党组织为核心,政府、村集体、市场主体、村民等主体有效参与的一核多元治理格局,缔造了新的利益联结机制,价值实现程度较高。由此,唯有构建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匹配的治理机制,考虑外部环境、治理主体和治理工具等影响因素,促成多元主体达成共同目标,方可实现农村生态资源的多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