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水心辞章之学的大众化和异化

当永嘉学派在南宋晚期日益衰微时,叶适及永嘉学派的“永嘉文体”并没有被排斥出科场场域。水心辞章之学在朱学成为显学之后,仍然能够不绝如缕地传承下来,这就是从永嘉学派到永嘉文派的演进发展过程。其中陈耆卿、吴子良、舒岳祥、戴表元、车若水等在这一水心辞章之学的大众化和异化过程中扮演了主要角色。     

洛学与永嘉学派

北宋永嘉之学,原是洛学的分支;而南宋永嘉学派,却成为程,朱理学的“异端”。本文拟就其学术源流与思想演变,试加探讨。(一) 南宋时期,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唯物主义思想与唯心主义的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展开辩论,形成全国三大学派。清儒全祖望说:“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叶适字)断断其间,遂称鼎足”。     

永嘉学派的解《易》进路——以薛季宣、叶适为中心

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薛季宣、叶适都很重视<易>.他们对<易>之地位与成因的回答、对"道器"关系的解决、崇阳黜阴的主观选择等都突出了永嘉学派解<易>的不同进路.     

论永嘉学派与朱子学派的分歧

把是否对制度建设感兴趣、是否重视礼学作为永嘉学派与朱子学派的核心差别未免过于表面化。永嘉学派首先着眼于制度设计的合理性,至少在形式上,永嘉学派维护了制度原则的独立性。朱熹认为为学根本在“理会自家身心”,制度设计的原则也不可能独立于天理。这种分歧的思想上的实质源于双方的道、法之辩。朱子侧重“法”自“道”出,法是派生性的,而道是第一位的,因此所有实践的重心应放在求道;永嘉学认为,理学的“道”与制度自身所具有的制度理性———“法”,是互相独立的,对道与法的追求并不必然是时间先后的问题,二者在士大夫的实践中应该是交织在一起。到了叶适,则以“内外交相成”之论把这一思想发挥到了极致。     

叶适易学的经世特征

叶适是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思想以事功见长。叶适易学思想作为其丰富的学术思想中最重要的部分,奠定了其学术路向。叶适易学具有鲜明的经世特征,这与同时代理学家解易所呈现出的“空疏”倾向形成对照。叶适易学之经世表现在叶适解《易》之目的、其易学之重“用”、叶适解《易》呈现出崇阳黜阴的特点等方面。     

温州精神与海南经济

温州古称永嘉。 80 0年前宋代中国大儒家学说出现了永嘉功利学派 ,其代表人物叶适提倡功利之学 ,讲究经世致用 :“无功利 ,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 ,主张“以利与人……故道义光明” ,通俗地讲便是功利与仁义并存 ,按现在的讲法便是主张务实为务虚之基础 ,在发展中解决问题。永嘉学派对当今温州人的思想有多大的影响无从考究 ,但是温州人不惟上 ,不惟书 ,只惟实的精神 ,是他们敢为天下先 ,开拓进取的力量之源 ,是温州经济奇迹的动力。温州有很多的中国第一 :全国第一份私人工商执照、全国第一批股份合作企业、全国第一个实行金融利率改革…     

试论永嘉学派的活动方式——以陈傅良门人集团为中心

永嘉学派的活动是以导师和门人为主体展开的。本文以陈傅良门人集团为个案,讨论了永嘉学派的活动样式主要包括了出版著述、书院建设、学术论辩、外出游学,其中尤以学术论辩为重要,并比较朱子学派的活动样式,探讨永嘉学派衰落的内在原因。     

温州模式:转型时期的制度创新

一、温州模式 :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　　温州模式是由民间自发创制的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 ,具有明显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方式的特征。它的产生与发展有其特有的历史、现实条件和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深层原因。首先 ,从形成的历史传统来看 ,温州具有经营手工业、商业的传统 ,有重商和功利主义的区域文化传统。温州历史上曾三次被辟为对外开放口岸 ,近代与海外仍保持着贸易往来。南宋时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注重经世致用 ,提出“功利与仁义并存 ,”主张“通商惠工” ,对后世尤其是对近代温州人影响颇大。可以说“永嘉学派”的功利…     

从永嘉文体到永嘉文派

"永嘉文体"是指在南宋陈傅良、徐谊、蔡幼学、叶适等温州籍进士影响下形成的一种新型文体,它实际上是北宋古文运动在南宋的重续.内容上,永嘉文体以经史结合为基础,偏重于阐明经制之学,喜论历朝成败得失之由.风格上,行文气势壮阔,议论辨洽宏博.文学精神上,积极入世,文章为时而发,由历史、经术而指向时事,经世致用之意很强烈.永嘉文体的实践者们有鲜明的写作指导思想,强调和讲究写作技法.其兴起之因有三:绍兴时的科举改革,客观上为韩柳欧苏等人一脉相承的文统和伊洛学说的结合留下了发展的空间;一个政治上的温州群体已经形成;吕祖谦等人对此文体的高度肯定和扶持.永嘉文派是受永嘉文体影响而形成的散文流派,大致可分为三期:早期(1165～1195,乾道、淳熙、绍熙年间),主要以温州士子为主体,代表性作家是陈傅良;中期(1195～1224,光宗、宁宗朝),代表性作家是叶适,作者群体扩大到两浙地区;理宗朝以后即永嘉文派晚期(1224至宋末).儒家文化的基本性格、科举应试的异化、永嘉文体最擅长表达的内容已不适应时代等,是永嘉文派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的原因.     

追述与反思:伯明翰学派与文化研究——北京语言大学博士生导师黄卓越教授访谈

邹赞(以下简称邹):黄老师,您好!您带领的科研团队近年来从事以伯明翰学派为中心的文化研究,并且取得了系列成果.我们知道,源起于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文化研究思潮,经过理论的旅行来到中国大陆,并且已经发展为极具活力的理论资源.人们在梳理文化研究的学术发展史时,往往会追溯到伯明翰学派.现在大家对伯明翰学派耳熟能详,但是对该学派的学术谱系并不十分清楚,请您介绍一下伯明翰学派的谱系.     

试论叶适的军事思想

本文主要是对叶适的军事思想进行初步探讨，共分三个部分：一、叶适军事思想的立足点；二、叶适军事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叶适的兵制改革思想，叶适的军事战略思想，叶适“以江北守江，经营两淮”的策略思想；三、叶适军事思想的评价。     

晚唐隐逸冲淡诗派初探

晚唐诗人皮日休、陆龟蒙、杜荀鹤、方干、郑谷、曹邺、司空图等人面对末世衰代,胸有大志,却无用武之地,他们尽管思想和人生态度有别,但其悲观心理与绝望情绪是一致的。他们提倡隐逸冲淡文学,书忧愤于江湖隐逸之别途,系淡漠于山水田园之致景,构成了晚唐诗坛一个涵盖面更为广泛的诗歌流派——隐逸冲淡诗派,代表了中国后期封建社会开始时代一部分士大夫文人于无奈之中消极避世的社会心态和审美情趣。     

薛季宣学术思想及其事功特质

薛季宣是永嘉学派发展历程中一个承上启下的人物.他在继承原有的永嘉程学一脉的基础上,注入了具有区域特色的新内容,他怀疑程朱理学自居正统的“道统之序”说,坚持道器不相分离,主张以经制言事功,经史并重.薛季宣学术思想为永嘉学派思想的集大成者叶适,指明了与程学分道扬镳的方向,并且对朱熹、陈亮、吕祖谦等人产生过不可忽视的影响.     

陈寅恪：走出“史料学派”

陈寅恪与傅斯年关系密切,且都十分重视史料,以考实为治史方法前提。学术界一般将陈寅恪视作“史料学派”,与傅斯年归为同类。其实,史学有其“史心”,陈寅恪与傅斯年方法相类,而治史精神大相径庭。傅斯年紧随胡适,将胡的“实证”史学精神臻于极致。胡适不赞同“民族主义”史学的提法,某种意义上也影响傅,而陈寅恪昌言民族本位,其终身史学行走,乃胡适、傅斯年史料学派之别途。他走出了史料学派。陈寅恪既是一个热望人格尊严独立的自由者,又是一个强求历史更新再造的传统人,以勇猛的精神一身而兼双任。他不是旧模样的“中体西用”者,而是别具现代性的“新体西用”者。     

近八十年来有关《吕氏春秋》政治思想研究述评

20世纪30年代以来,学者们采用西方现代学术规范和方法来研究《吕氏春秋》,他们突破了传统学者只重视文本解释研究方式的局限,把《吕氏春秋》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全面地把握和系统地研究,取得了非常可观的成果。文章仅对学界关于《吕氏春秋》政治思想的研究做客观述评,所述及的内容有:《吕氏春秋》的主旨、政治思想的内容以及学界对《吕氏春秋》政治思想的评价。     

论孔颖达对魏晋南北朝《诗经》学的整合

孔颖达通过《毛诗正义》有意识地对两汉以来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经》学进行扬弃、规范和整合,融贯群言,剖析精当,既保存了先秦汉儒以来《诗》学研究的优秀传统,又有自身的时代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关于《诗经》学相关问题的规范和体系,促使《诗经》文本及其诠释正式进入了"大一统时代",并成为学子的教科书,登上国家意识形态的宝座。     

秋瑾1904年入读和退学东京实践女学校之原因

秋瑾于1904年6月东渡,8月入东京实践女学校,成为该校旁听性质的"认可生"或"听讲生",但11月末则从该校退学。关于秋瑾此次退学之事及其退学原因,已往学界鲜有研究。从秋瑾入读实践女学校,实践女学校种种严格的规定和艰苦生活,留学经费的匮乏,积极参与东京浙江籍和湖南籍等省留学生的反清宣传活动等几方面探讨秋瑾入读和退学实践女学校之原因,可以在已往以女革命家秋瑾为主旨的革命研究范式之外,尽可能触摸秋瑾的内心深处,体会她的烦恼和困惑,乃至痛苦,加深对她由立志留学学师范教育最终却走上反清革命之路,而成为烈士的了解,从而不但丰富已有的秋瑾研究形象,而且也可以丰富二十世纪初反清青年人物之研究群像。     

农村普通高中创建省级示范校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的思考

《四川省示范性普通高中评估实施细则》对教师队伍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这是农村普通高中教师教育队伍建设新的努力方向。面对农村普通高中创建省级示范性高中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存在着的教职工配备比例严重不达标、高层次教师严重缺乏、教师专业化内涵式发展任务艰巨等挑战,本文主要从教育理念、高学历教师培养、环境建设三个方面对农村教师发展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释名》声训的验证标准

东汉刘熙的《释名》一书试图运用声训的方式来推求语源,但是他和他的前辈们使用的方法是一样的,这种声训是在“一对一”的意义层面上进行的,缺乏词族内部语源意义的推求,也没有经过同族词的验证,所以往往是“射覆”式的。应该从人类文化、人类思维和名实关系的角度为之建立验证声训是非的标准,以便能够条分缕析地研究《释名》声训的个案,给其以正确的评价。     

波格丹诺夫在中国: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沉没的声音”

波格丹诺夫是与列宁同时代的俄国思想家.长期以来,波氏思想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影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既没有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也没有被纳入其他思潮的谱系之中,成为一种“沉没的声音”.通过系统发掘和梳理史料,可以发现,施存统、周佛海、张伯简等人对波氏的政治经济学思想进行了大量的译介和传播,而以陶希圣为代表的“新生命派”在社会史论战中也大量运用了波氏思想.波格丹诺夫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对中国近代思想史影响非常之大,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多学者构建中国社会史、社会发展史话语体系和判定中国社会性质的重要理论依据,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影响至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