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信息保护法域外效力研究

大数据时代,随着智能设备的普及和数据处理技术的成熟,搜索引擎、社交网络、电子商务等互联网信息服务快速发展.信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自由流动和跨境传输,由此引发了个人数据保护法域外效力的扩张.相较于早期的《数据保护指令》,新近通过的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增加了域外适用情形,将为欧盟境内的数据主体提供商品或服务以及监控其行为的境外企业也纳入了规制范围.纵观世界范围内的个人数据保护法,多数国家已设立域外适用条款,扩大法律的域外效力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做法.就当前信息产业发展和个人信息保护规范的现状而言,我国应借鉴欧盟立法经验,在未来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中设立域外适用条款,扩大法律的地域适用范围,以保障信息主体的合法权益.     

竞争法域外效力的理论困惑

目前多数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实践都主张竞争法具备域外效力。美国和欧盟为此提出了诸多适用原则。然而这些植根于“效果理论”之下的原则却难以获得国际法理论的支持。与之相应的是各国在实践中往往很难将本国的竞争法直接适用到纯粹的外国竞争行为,而是寻找各种替代机制来维护本国经济利益。     

跨境数据流动中的管辖权冲突及其协调

在数字经济时代,为了实现跨境数据流动中的国家利益,各国借助数据立法单方扩张本国的域外管辖范围,因此司法管辖权与执法管辖权的行使面临与他国管辖权冲突的危险。云计算技术的不断发展,数据与领土连接的弱化,冲击了传统管辖权理论在数据领域的直接适用。据此,可以依据国家管辖权的具体权能,从立法、司法和执法三个角度对数据流动中出现的管辖权冲突进行讨论。首先,数据立法模式上,数据全球化与数据本地化的分歧暗含着管辖权全面积极冲突的危险;其次,数据域外法权制约共识的松动与国家数据管辖能力的天然差异,决定了国际礼让原则与不方便法院原则在数据管辖权冲突协调上的局限性;最后,在数据跨境执法问题上,数据流动导致的域内与域外界分困难造成了公约机制的适用困境,各国执法管辖权开始突破传统的域外行使规则,数据执法管辖权出现“长臂化”倾向。尽管目前已经出现了相关的学说以及国际实践,但这部分内容对数据流动中出现的管辖权冲突问题,并未进行全然回应或提出具体协调路径。因此,还需要充分顾及跨境数据流动本身的特性以进行调整,限制数据域外立法范围,并据此在坚持属地最高原则的基础上重塑数据属地管辖规则,同时推动各国积极构建跨境数据调取机...     

我国跨境侵权责任法律适用的系属公式研究

全球化过程中,侵权行为的行为实施地和损害结果发生地分处不同国家（法域）的情况非常普遍。因这种侵权责任区别于一般侵权责任,应称其为跨境侵权责任。对于跨境侵权责任我国目前尚未从理论层面将其与一般涉外侵权行为加以区分,且包括在2011年4月生效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在内的我国现行国际私法的法规体系中也尚未制定应对上述跨境侵权行为法律适用问题的相应规定。当发生跨境侵权责任时法律适用的总则性系属公式应为：责任适用损害发生地法。按照常理无法预见该损害结果在该地发生的,适用侵权行为实施地法。     

银行法修改中域外适用的理论基础与规则构建

我国法域外适用的法律体系建设亟需在部门法中落实。构建银行法域外适用体系,是我国金融业全面对外开放,以及我国金融机构全面融入世界的必然要求。银行法的域外适用既能维护我国的整体金融利益,又能为国际金融秩序和国际金融法治的发展提供契机。我国在构建银行法域外适用制度时,应考虑多样化的管辖连接点来确立域外效力,明确规定在域外实施的对我国整体金融利益产生实质性危害后果的行为,我国监管机构和人民法院享有监督管理权和司法审判权,同时规定域外监管机关和司法机构应对该类执法和司法行为予以协助。为了减少管辖权冲突,我国可遵循礼让原则、合理原则、国家行为原则,设计出豁免适用我国银行法的条件。《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商业银行法(修改建议稿)》《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相关条款具有一定的域外效力,但尚需进一步完善。赋予修改后的《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域外效力并进行域外适用,是在部门法中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具体体现。     

欧盟竞争法规制成员国政府行为与国有企业经验探析

作为欧盟的经济宪法，欧盟竞争法致力于建立统一的共同体市场以及维护共同体市场的公平自由竞争。任何限制或妨碍自由竞争的行为都可能被禁止，而不论其行为主体是经济实体还是国家机关。欧盟竞争法扩大了“企业”的范围，将其成员国国家机构的经济活动视为企业活动，纳入竞争法的规制范围之中；对其成员国政府所扶持国有企业适用与私营企业相同的竞争法规则，而不是将其作为特殊主体予以豁免。     

从数据跨境流动的域外规制看中国对策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跨境流动中的个人权益和国家利益损害问题引起各国立法的关注。各国不同的跨境流动法律规制模式蕴含其对数据保护的不同价值取向:以欧盟为代表的模式重视个人数据权益保护,推动欧盟范围内的数据自由流动,限制数据向境外输出;以美国为代表的模式积极推动数据自由跨境流动,重视数据的经济价值,限制重要数据出境;以俄罗斯为代表的模式则重视数据主权与国家安全,建立数据本地化规则,限制数据的自由跨境流动。身处全球数据跨境流动的规制热潮之中,我国政府应坚持以保护数据主体权益和国家安全为基础,允许数据在合理范围内自由跨境流动,实现数据保护与合理利用的平衡,提高国际话语权与影响力。     

论欧盟海上保险合同的法律适用

欧盟海上保险合同的法律适用规则极具特色.欧盟以风险所在地为分类标准,分别对其领域内外的海上保险合同规定了两套不同的法律适用规则:对内适用欧盟保险指令中的冲突法规则,对外适用<罗马公约>的规定.这种立法模式源于意图扩大欧盟领域内外的保险服务市场,以及同时保护欧盟内部被保险人合法权益这一看似冲突的立法目的,但从长远来看并非可取.最可行的方法是将<罗马公约>扩大适用于承保风险位于欧盟领域内的海上保险合同,同时根据<罗马公约>第4条,对不同的海上保险合同分别确定最密切联系地.     

浅谈WTO规则在国内的适用

从目前WTO规则在国内适用的实际情况来看,在个别国家如荷兰、比利时等是采取直接适用方式的,凡是批准生效的条约均可在国内直接适用,但这毕竟是少数国家的做法,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采取的是间接适用的方式。欧盟就一再宣称GATT规则没有直接援用的效力[1]。1994年12月22日欧共体理事会通过了第94/800号决定,即“关于实施乌拉圭回合协议的决定”,序言中当时的欧共体规定WTO规则效力如下:“WTO规则由其性质所决定,不能认为可以在共同体或成员国法院中直接援用《建立WTO协定》及其附件”[2],德国国内法院亦早就裁决GATT协定不能被直接适…     

智能驾驶数据治理框架研究

智能驾驶数据是智能驾驶汽车运行过程中收集、使用的数据，包括车内数据、路边环境数据以及智能车联数据。这些数据无论是基于个人信息保护还是国家安全立场，都存在风险防范与治理的必要。但是，智能驾驶数据体量巨大、主体多元、涉及权益复杂，传统主体赋权路径难以明确数据权属及各方权利义务分配，数据隐私与数据公开的矛盾在智能驾驶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对此，智能驾驶数据的治理框架需基于参与主体地位不对等、“知情同意”模式失效等场景特征，以“卡—梅框架”理论为指导，强调基于“数据与信息主体联系的强弱”,设置类别化的数据治理规则。具体而言，对主体指向明确的车内数据沿用“知情同意”规则；对结果可能指向个人的其他数据采取默认授权模式，但需要以数据控制者对个人信息保护的强制性义务为前提；对车边环境数据，重点关注数据中的国家安全风险，严格执行数据境内储存、跨境流动审查和对外公开限制的要求。     

《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亮点与创新

《个人信息保护法》是一部全面保护个人信息的专门性立法.作为公法和私法的混合,该法的私法部分作为《民法典》的特别法,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民法典》的个人信息保护规则.《个人信息保护法》在总结《民法典》等的立法经验基础上,借鉴了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等比较法的经验,形成了诸多的亮点和创新之处.包括进一步扩张了个人信息的保护范围,构建了以"告知—同意"为核心的个人信息处理规则,对自动化决策的全面规范,严格保护敏感个人信息,确认个人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各项权利,强化个人信息处理者义务,规范国家机关的个人信息处理行为以及个人信息跨境流动,完善了侵害个人信息的法律责任,这些内容都充分彰显了这部法律的时代性、国际性和本土性.     

大数据时代执法合作中个人数据跨境保护问题研究

为打击跨国网络犯罪,维护国家安全,各国积极开展双边或多边的执法合作,其中对个人数据的保护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执法领域个人数据保护的全球标准尚未形成,美国和欧盟因数据保护立法的差异性和对隐私权概念的不同理解,在致力于协调两国数据保护立法上进行了诸多尝试,美国和欧盟签订了一系列数据分享协定,比如《欧盟—美国双边法律互助协定》《旅客订座记录协定》《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协定》等,但这些数据分享协定有不同的数据保护标准.为了重建跨大西洋数据流动的信任,美国和欧盟达成了《欧美数据保护总协定》,为美国和欧盟提供综合性的执法领域数据保护框架.根据美国和欧盟的经验,我国应积极参与全球多边规则的制定、统一国内个人数据保护规则、针对执法领域个人数据保护进行专门立法、分阶段和分部门与境外执法机构订立双边协定.     

再论数据的法律属性——兼评《民法典》第127条规定

通过对《民法典》中同质对象的比较分析，结合对隐私、个人信息等规范对象的逻辑位序梳理，认为法律所明确保护的数据并不包括数据化的人格要素，而是指向一种经过相关主体的劳动、客观存在的无形财产。数据独立于其载体，具有财产特性，应适用于相应的财产保护范式。但数据不是物，并不符合所有权客体的特质，难以体现所有权的追及力和权能分离，无法满足所有权保护规则和条件要求。数据也不是既有知识产权法意义上的知识财产，其外延大于知识财产，但与知识产权客体的条件要求相契合，与知识产权价值目标趋同，具有可知识产权性，可以成为知识产权客体，并暂以单独立法形式予以规范。     

论知识产权法的体系化

体系化是科学的重要特征。法学作为一门科学,必须进行体系化。法律制度的体系化有逻辑建构法、利益建构法和价值建构法三种方法,而构建"内部体系"的利益建构法和价值建构法对知识产权法的体系化更为重要。在体系化过程中,以知识产权的类型化为基础,通过确定知识产权类型的"意义",并把知识产权分为关于"美"的知识产权、关于"用"的知识产权和关于"区别"的知识产权,可以初步建构知识产权法的"内部体系"。     

贵州苗族理词的习惯法效力探析

贵州苗族聚居区的稳固苗居社会,离不开习惯生活上所产生的理词扮演的规范性角色的指领和维护。当下,苗族传统习惯中的规范、制度效力逐渐弱化,然而,不能否认的是苗族理词仍在苗族村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影响着人们的行为。现阶段少数民族地区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因此,研究苗族习惯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作为苗族习惯法载体的理词又是构建现代化的法律体系不得不直视的问题。     

论我国海事侵权及船舶碰撞的法律适用——兼论我国《海商法》第273条的不足和完善

海事侵权是民事侵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海商法》第273条仅对船舶碰撞的法律适用做了专门规定,但是缺乏对一般海事侵权的规定,在有关海事侵权的立法规定上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作者在分析几种常见的海上侵权及法律适用原则和比较主要航运国家有关海事侵权法律适用的立法及相关的国际公约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现行《海商法》的立法缺陷,提出了完善我国《海商法》有关海事侵权及船舶碰撞法律适用的立法建议。     

个人信息处理规则的法律经济学分析

个人信息处理规则是信息保护制度的风向标,反映了制度在信息利用与保护之间的价值偏向。实现个人信息保护与利用的衡平,本质上是追求效益最大化的资源配置问题。法经济学中的边际效益理论以及静态博弈范式有助于对个人信息处理规则的法律效果作出鉴证。通过边际成本收益分析,信息处理规则中对主体、处理者以及信息的分类正视了不同情形下帕累托最优点的差异,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在静态博弈视角下,信息处理规则的确立规避了信息主体与信息处理者双方消极对立的囚徒困境,促进了信息要素市场的流通。针对实践中存在的一般个人信息保护过度以及敏感个人信息保护不足的问题,应通过动态化信息分类、督促企业数据保护合规等方式予以解决。     

商业标识立法保护的新发展

2014年5月1日生效的《商标法》和正在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从立法层面,对商业标识的保护做了一些新的规定：首次确立了商业标识的概念;扩大了商业标识的保护范围,加大对在先使用的未注册商标的保护力度,增加和细化了商业标识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类型,对假冒商业标识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制从使用延伸至生产经营等其他环节;注重对商业标识权利冲突的立法协调,对商业标识反向假冒行为的双法规制。两部立法保护的对象虽各有侧重,但共同关注对商业标识使用的界定,在判断商标侵权和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标准上有其共性。两部法律相互补充,力图协调解决商业标识之间的权利冲突,呈现出立法体系化之美。     

再论票据代理制度中的若干法律问题——从中日票据理论对比的角度

票据法相对于民法来说是特别法,且在商事法中属于技术性规范最强的一部法,因此在具体规则中应当允许其作适当的变通.票据行为作为民事行为的一种,民法上的代理制度当然适用于票据代理.不过,针对票据行为中的无权代理、越权代理、表见代理的处理方法,应该分别不同于民法上的适用规则提出适度的修改和补充,并对保护善意第三人的范围问题提出不同的见解.     

略述清律的诸种同罪异罚及制订原则

“同罪异罚”刑法的适用对象以五服宗亲为主,兼及姻亲,然而大大超出这个范围,将具有拟制血亲关系、夫妻关系、师徒关系、主仆关系,以及具有两造关系的平民、官民都涵盖在内,成为清代,也是古代刑法的一大特色。同罪异罚的刑法量刑,固然是对具有同样罪行的两造,为尊长减刑,给卑幼加刑,事情尚不止此,如将那种量刑同凡斗的判刑作一比较,乃知加刑者重于凡斗,减刑者轻于凡斗,更表明这种原则和法律条文的确定,是为着维护宗族制度,尤其是宗族尊长制。同罪异罚是“准五服以制罪”法律原则的落实,是亲人之间服制不对等的产物,然而为何服制不对等?为何准五服以制罪?意识形态的理解,在于贯彻以孝道为核心的宗族伦理和以忠君之道为核心的等级名分观念,是宗法制和等级制、孝道和忠道伦理结合的产物,是“慎重伦常”,用以教忠教孝,实现“明刑弼教”,或者用康熙帝《圣谕十六条》的话说,是“讲法律以儆愚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