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视觉下农村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研究——以西部地区农户为例

以西部地区普遍存在的农户兼业化为背景,基于生产前沿面的SFA方法,利用对西部地区3次社会调查资料,测算农户劳动力在不同领域的配置效率,并对不同类型农户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进行比较。可以得出风险与不确定性是导致农户兼业化的主要原因,兼业化的风险规避行为影响农户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进一步提高。     

农户家庭禀赋、结构制约与劳动力资源配置

使用2017年甘肃省“精准扶贫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农村调研数据,采用Mlogit模型研究分析家庭特征对贫困地区农户劳动力资源在务农、兼业、务工间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家庭禀赋中,丰富的社会资本与良好的人力资本可以促进劳动力资源非农配置;在结构制约中,核心家庭对劳动力资源非农配置有负向影响,仅与配偶居住家庭对劳动力务工配置有负向影响,家庭结构中家庭学生数、劳动力占比对劳动力资源非农配置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务工占劳比仅对劳动力资源务工配置有显著正向影响,家庭人口总数、家庭赡养负担与家庭非健康人口比例对劳动力资源非农配置有负向影响。最后,针对家庭人力资本与农村社会公共保障方面提出相应建议。     

非农职业因素对农户兼业结构及其离农意愿的影响

推动农户兼业行为演化及其离农决策的最终动力是家庭成员非农就业发展,而非农职业因素构成了衡量非农就业水平的核心特征。本文基于农户视角,分析了作为农户家庭主要劳动成员的夫妻双方非农职业层次、收入及安全风险等不同非农职业因素对农户兼业结构类型及其离农意愿之间的理论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分别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和二元Logit模型对长三角地区1036户农户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夫妻总体非农就业水平的提升,对推动农户非农化兼业结构升级,增强其主动离农意愿具有显著积极作用。进一步比较发现,其中非农职业层次因素对经济更发达地区农户的兼业结构发展影响程度较大,而作为女性的妻子职业安全风险因素对次发达地区农户离农决策影响更为显著,但总体上即期收入因素的影响并不明显。文章认为要把促进兼农成员的非农就业发展作为推动其家庭兼业结构升级,进而最终主动离农的重要政策切入点;在当前农地征用补偿政策中,要重视扶持失地农民的非农职业层次提升和职业安全风险降低等长期非农就业发展之"能力补偿",而非仅关注短期"收入补偿"。     

农户兼业行为研究——以河南粮食主产县为例北大核心

文章采用样本农户数据分类对比和Logit多值响应模型的方法,对样本农户不同兼业类型的选择进行对比研究,找出影响农户兼业类型选择的相关因素,并分析它们对农户选择不同兼业类型的影响程度。研究显示:农户家庭总人口越多,农户家庭选择兼业的可能性越大;家庭劳动力的最高文化程度越高,农户家庭选择兼业的可能性越大;户主在家庭生产经营过程中起最重要的作用,户主年龄越大,农户家庭选择兼业的可能性出现降低趋势;农户家庭人均收入越高,农户家庭选择兼业的可能性越大;农户家庭实际耕地面积越大,农户家庭选择兼业的可能性越大。     

贫困县农户现金收入的调查与分析——以湖南新化县为例

以湖南省新化县为例,从农户家庭的视角,对贫困县农户的现金收入进行调查分析。调查结果表明,新化县农户家庭现金收入增长的源泉已经不再是农业收入,而是非农业收入中的工资性收入,且外出从业收入已发展成为工资性收入增长的主要力量。进一步地,通过建立数理经济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农村劳动力兼业性转移对新化县农户家庭具有显著的收入效应,但农村劳动力兼业性转移的收入效应主要是指异地转移,就地转移即农村第二、三产业所起的收入效应微弱。因此,促进贫困县农户现金收入增长的有效途径在于加快农村劳动力的兼业性转移。     

农户参与农业标准化生产意愿的影响因素——基于四川种植业农户的调查与实证

采用四川省11个县（市）297个农户的调研数据,运用Logistic计量模型对农户参与农业标准化生产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农户对农业标准化的认知程度、兼业化程度、种植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标准化农产品销路预期、政府支持政策、农户获取信息的难易程度、标准化推广培训程度和道路交通状况是农户参与农业标准化生产意愿的显著影响因素,其中,兼业化程度对农户是否愿意参与农业标准化生产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政府支持政策和标准化推广培训程度则是最显著的两个影响因素。提出了加大农业标准化的宣传、推广、培训和科技配套服务力度,增加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拓展标准化农产品销路,加强标准化人才队伍建设的建议。     

农户兼业行为研究——以河南粮食主产县为例

文章采用样本农户数据分类对比和Logit多值响应模型的方法,对样本农户不同兼业类型的选择进行对比研究,找出影响农户兼业类型选择的相关因素,并分析它们对农户选择不同兼业类型的影响程度.研究显示:农户家庭总人口越多,农户家庭选择兼业的可能性越大;家庭劳动力的最高文化程度越高,农户家庭选择兼业的可能性越大;户主在家庭生产经营过程中起最重要的作用,户主年龄越大,农户家庭选择兼业的可能性出现降低趋势;农户家庭人均收入越高,农户家庭选择兼业的可能性越大;农户家庭实际耕地面积越大,农户家庭选择兼业的可能性越大.     

农户生计与农村劳动力职业务农意愿 ——基于301份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采用对湖北省随州市和黄冈市301户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村劳动力职业务农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有相当比例（41.5%）的农村劳动力愿意成为职业农民,当前农村社会并非无人愿意种地,而是有意愿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劳动力及其家庭面临“无地可种”的困境。（2）农户生计显著影响其劳动力的职业务农意愿。就生计模式而言,相比于纯非农户,兼业农户中的劳动力更可能选择职业务农;就资源禀赋而言,拥有可代替劳动力的农机具及家庭实际经营耕地面积具有正向刺激作用;就生计状态而言,家庭货币支出压力越大,其劳动力职业务农意愿越强。此外,个体劳动力的文化程度、政府农业补贴力度与个体劳动力职业务农意愿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转入耕地难易程度与个体劳动力职业务农意愿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农户兼业化对农村生态环境影响的效应分析

从狭义的农户兼业化出发,基于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变化的视角就农户兼业化对农村生态环境的影响机理进行了系统梳理,并通过以2000—2016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数据建立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户兼业化对农村生态环境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这种影响既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农户兼业化对农村生态环境影响的直接效应显著为负;在农户兼业化对农村生态环境的间接影响中,土地要素投入的中介效应并不显著,农户兼业化对农村生态环境的间接影响主要通过资本要素投入的中介效应表现出来;最后,农村生态环境变化在时间上具有明显的延续性,当前对我国农村生态环境的治理刻不容缓。     

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与水稻种植模式选择

从资产专用性与不确定性视角,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了水稻种植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资产专用性与不确定性对水稻种植模式选择的影响,部分通过显著性检验;家庭中50岁以上务农劳动力越多、村庄交通条件越好,农户选择种植两季水稻的概率越低;务农劳动力兼业、拥有整地机械、灌溉条件越好,农户选择种植两季水稻的可能性更大,其中务农劳动力通过兼业使劳动时间错峰配置实现劳动力最优利用,最终使农户倾向于种植两季水稻。水田面积与稻农选择两季水稻种植模式呈现倒U型的关系;家庭务农劳动力人数、农业收入占比等控制变量对农户水稻种植模式选择的影响显著。政府应继续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加大农机补贴力度,提高社会化服务水平,应对农业劳动力不足与弱质化的问题,提高农户种植两季水稻的积极性。     

农户家庭劳动力进城务工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采用河南省农村住户问卷调查资料,运用二进制Probit回归方法,分析了农户家庭劳动力进城务工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经营承包耕地数量、家庭户主性别和政治特征在统计上显著影响着农户家庭劳动力的进城务工行为;但是家庭户主的文化程度对家庭劳动力进城务工却呈负方向影响,并且除中专文化水平以外,其他受教育水平对家庭劳动力进城打工概率的影响在统计上检验均不显著。     

家庭结构、重大疾病和农村劳动力迁移

在四川省大样本农户调查数据基础上,利用Probit模型分析了家庭结构特征对农村年轻劳动力迁移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个人特征的前提下：三代同堂家庭显著支持了年轻劳动力外出,而核心家庭对劳动力的外出有显著负面影响;家庭中有未成年人会限制年轻劳动力的外出;年轻配偶的重大疾病显著地影响了年轻人的外出老年人的严重疾病反而促使年轻劳动力外出,但如果家庭中存在未成年人,则老年人的严重疾病会对年轻劳动力迁移产生显著负面影响。研究结果突出体现了当前中国农村劳动力迁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家庭内部的分工行为,在制定社会保障政策时应该予以重视。     

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家庭收入效应——基于山东潍坊的调查

基于2008年山东省潍坊市的农村家庭住户调查数据,构建一个半对数模型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家庭收入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数量与受教育水平有助于提高家庭总收入,非农经营活动对家庭收入影响最大;劳均耕地面积与农村家庭总收入之间成U型关系。其结论的政策含义是：提高农村家庭收入水平,关键在于政府普及农村教育培训;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和产业政策,促进农村劳动力个人创业和非农就业;逐步开展农地流转,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     

农户资源禀赋对劳动力转移行为的影响分析——基于常熟市、如东县和铜山县农户调查的分析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必须面对的现实。本研究基于对常熟市、如东县和铜山县329个衣户调查数据．以家庭平均年龄、人力资本存量、人均经营耕地面积、社会网络、特殊经历等变量来衡量衣户资源禀赋并以其为解释变量，使用logistic模型和Tobit模型计量分析衣户劳动力转移的行为。研究结果表明，衣户劳动力转移决策的估计中。非衣就业经历和预期人均非衣就业收入是影响最为显著的2个因素，在非衣就业比例较低的地区尤甚。农户社会网络、非衣就业经历和预期人均非衣收入对衣户劳动力转移规模影响显著，但人力资本存量和村人均收入水平对估计结果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影响衣户劳动力转移既有正效应的资源禀赋，也有负效应的资源禀斌，对于减少衣户资源禀赋负效应的影响，提高资源禀赋量具有重要作用。     

中国农村人口结构变化及就业选择

为研究中国农村人口结构变迁规律,基于2003～2012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农户跟踪调查数据,以山西10个村的样本为例考察了近10年来农村人口结构变化趋势和轨迹。研究发现,农村人口10年来平均年龄增长了4.3岁,而农业劳动力平均年龄增长5.6岁从性别和在家居住时间看,46岁及以上女性和61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是农村生产生活的主力军从工作时间和就业方向选择看,尽管农村劳动力仍以家庭农业经营为主,但外出就业和受雇用已成为农村劳动力实现充分就业的主要手段从文化程度和健康状况看,滞留在农村的农业人口质量较差。研究认为,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外流,中国农村人口结构和就业结构已发生巨大变迁,农村人口“老龄化”和“空心化”、农业“女性化”和“老年化”特征突显,这些问题将深刻影响中国未来社会经济发展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重中之重是农村人口“老龄化”及养老问题,新农村建设与户籍制度改革应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需要关注农业生产的“老年化”和“女性化”特征,以及关注计划生育政策调整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关系。     

转型期中国劳动力市场演进研究——基于就业研究文献述评的视角

本文以现实中劳动力市场一些复杂的就业现象为切入点,以中国改革的逻辑为主线,对转型期劳动力市场就业研究的相关重要文献进行梳理,涉及"转型初期失业原因和就业体制转换问题""劳动力流动问题""农村劳动力问题""女性劳动者和大学生群体的就业问题""就业政策和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程度"等五个层面的问题,这种从宏观层面到微观维度,再提升到宏观层面的研究反映出转型期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演进。最后,文章指出改革和劳动力市场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的机理,而转型期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演进遵循改革的逻辑。     

“三化”协调背景下的河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

河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与"三化"协调发展存在产业结构问题突出、农村劳动力市民化成本高、制约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三方面的问题。可从转变观念、改革户籍制度、加速农民市民化等几个方面优化配置河南省农村劳动力资源。     

中国贫困地区的剩余劳动力转移研究

中国贫困农民的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之一,就在于贫困地区剩余劳动力转移。但中国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存在许多问题。有效地促进贫困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政府必须实施有效的公共管理,加大宣传力度,把农村劳动力纳入规范化、制度化管理的轨道,建立健全劳务转移就业的组织体系,加强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培训,增加对农村人力资本的投入,加大扶贫力度,从而实现中国贫困地区剩余劳动力的合理转移。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问题分析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是农民增收、消除我国二元结构、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虽然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已取得很大的成绩,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任务还很艰巨,要完成这一任务,要抓住主要矛盾,统筹城乡就业,改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环境,加大对农村的人力资源开发投入,加快现代高效农业和二、三产业的发展,拓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渠道。     

浅析农村土地流转对劳动力市场的要求

农村土地流转必然会造成剩余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现有的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却无法促进转移,因而建立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就成为一种基本诉求。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要抓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义务教育与农民后续教育制度、劳动力市场制度的改革,规范劳动力让渡的中介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