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商谈：实现司法实质合理性的重要途径

社会和谐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状态,司法是社会运行诸环节中推动社会和谐的重要杠杆。然而,它有时会在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之间产生严重的张力,如何正确处理二者之关系,智巧地实现司法的实质合理性,成为考量司法技艺水平和法治进步程度的标杆。司法实践中,要善于从多角度透视而适时巧妙地突破法律形式的樊篱,尽可能转换角度摄取妥善解决案件的正当化因子,为社会和谐奠定坚实的精神基础,提供强劲的实体和程序保障,由此,法律商谈理论构成实现实质合理性的重要路径依赖。     

法律义务的合理性分析

对于法律义务的探讨,不仅要进行规范性的讨论,而且也要进行概念性的研究。对于法律义务的合理性标准的考察,首先要考察法律义务是自评的,即法律义务是否合理是以自身为标准,还是他评的,即以法律义务之外的范畴为标准来评价法律义务是否合理。法律义务之外的主要标准是法律权利。对法律义务的合理性分析是以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为分析模式。在讨论了法律义务的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标准后,还应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     

法律解释的难题——关于形式合理性与实质正义的取舍

法治背景下的法官是保守主义的法官,其忠于职责,维护法律之形式合理性;同时,法官代表正义之剑,亦是实质正义的捍卫者。司法过程中,当遭遇疑难案件,形式合理性与实质正义会发生激烈冲突,此时法官的法律解释将如何做出,并做何取舍——这常常成为法律解释的一个难题。本文就此展开论述并试图以解答之;进而以此揭示疑难案件中法律解释和判决的特殊关联。     

论法治与精神文明

法治与精神文明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法治是精神文明的产物，而精神文明为法治提供思想道德基础，使其从总体上获得实质合理性；同时，精神文明基于对法治这种治国方略外在完美性和所蕴含的文化品味的追求，必然要求法治具有形式合理性。资产阶级法治只注重其形式合理性而无视法治的实质合理性。社会主义法治作为历史上最进步的新型法治，应该是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的有机统一。     

马克思法的合理性思想的渊源及其现实影响

马克思法的合理性思想的理论渊源来自于黑格尔的法的合理性理论.黑格尔的思想对马克思,特别是青年时期的马克思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当马克思的法律思想进入成熟时期以后,马克思摆脱了黑格尔理性主义的影响,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阐述法的合理性问题,把法的合理性理论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阐明了法律与自由的关系,建立了法的合理性思想的体系和内容.研究马克思法的合理性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社会规范合理性问题探讨

社会规范的合理性是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一个重大而又复杂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从形式合理性来看,它涉及社会规范工具类型的选择、技术手段的权衡和运作程序的完善;就实质合理性而言,它涉及对目的的选择和确定,以及所要表达的价值观与社会所认同的价值观念体系的一致性。在现实生活中两种合理性存在着内在统一与冲突,使社会规范合理性的确立显得十分复杂与困难。     

试论需要与合理性问题--探寻深化价值哲学研究的理论生长点

需要与合理性问题作为价值哲学的两个核心问题,是当今学界争论较为激烈的课题.今天,它们已成为进一步深化价值论研究所不可回避而又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与合理性问题的共同症结在于人们对需要的实质及合理性之理性理解的分歧.从实践观念的思维方式看,需要实质上是人的一种生存发展状态,具体而言即一定的主体为自身生存发展而与一定客体处于矛盾对立关系中的能动统一趋向.合理性之理性作为人们现实生活指导,是一个矛盾统一体,有认知、实践、评价等方面的内含.综合考察二者,我们便发现价值哲学中一个重要课题--合理需要问题的凸现.     

治理、合理性与政府的合法性基础重构

治理显现出了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弥合的一线光明,它既体现了追求效能的形式合理性的要求,亦体现了追求民主生活方式的实质合理性的要求,二者较为和谐地共存于治理之中。治理的效能目标和民主价值对我国政府合法性基础的重构与巩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特定的道德义务能够成为作为义务的来源——基于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辩证关系的视角

刑法理论和实务界对于特定的道德义务能否成为作为义务的来源素有争论。本文将从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辩证关系的角度对这一问题展开论述。我们认为,特定的道德义务能够成为作为义务的来源。     

法律推理的有效性及其实现

有效性问题是法律推理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一般地,有效性可以分为两种:形式有效与实质有效.所谓形式有效是指推理必须满足逻辑上的要求;实质有效指的是推理有着较强的说服力,其可信性程度优于其不可信的程度.法律推理是形式有效与实质有效的统一,法律推理有效性的实现需要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