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安词新论

说《点绛唇》归李清照作 《点绛唇》(蹴罢秋千)最早见于明杨慎《词林万选》,作李清照词。后来杨金本《草堂诗馀》题作苏东坡词,陈耀文《花草粹编》题作无名氏词,长湖外史氏《续草堂诗馀》不注撰人姓名,茅(?)的《词的》题作周邦彦词。现在有人据宋元人词选集考证,作苏东坡词或作周邦彦词都是不正确的,并说把此词署作无名氏的《花草粹编》比《词林万选》晚出四十年。因此据一般原则,如无有力的新证,还是应以最早的选本为依据,不应随意否定是李清照的作品。我们认为这个观点是可取的。     

明人选明词二种考论

明人选编的明代词选,一为万历年间钱允治选编的《国朝诗馀》,二为天启末年至崇祯初年沈际飞在《国朝诗馀》基础上改编而成的《草堂诗馀新集》。文章对《国朝诗馀》存在的问题,《草堂诗馀新集》的成书时间与主要成就作了具体深入的考证与论述。     

《草堂诗余》志略

《草堂诗余》是宋人编选宋人词(有小部分唐、五代词)的总集的一种,编者不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王楙《野客丛书》作于庆元间,已引《草堂诗余》张仲宗《满江红》词证蝶粉蜂黄之语。”那么这书应编成在庆元(南宋宁宗年号1195—1200)以前。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说:《草堂诗余》二卷,书坊编集者。”这是这书最早见于目录书的著录。 这书的编集出于书坊,所以所定书名不伦不类。明杨升庵认为:因为李青莲诗称草堂集,词的产生以李白的《忆秦娥》、《菩萨蛮》为开山祖,由此有草堂之名,这说法     

杨慎《词品》多纰漏

杨慎《词品》多纰漏罗烈杨升庵《词品》卷二云：《草堂诗馀》‘朦胧淡月云来去’，齐人李冠之词，今传其词而隐其名矣。冠又有《六州歌头》道刘、项事，慷慨悲壮，今亦不传。按，“朦胧淡月云来去”，乃《蝶恋花》“遥夜亭皋闲信步”一词上片之结句。此词《尊前集》题李后...     

《草堂雅集》与元代文学总集的编撰

顾瑛所编《草堂雅集》,选录元末文坛一些重要诗人诗作,不仅体现出自己的诗学思想,而且对元季之诗,撷其英华,实有总结之功。放在有元一代编撰文学总集的背景上来看,《草堂雅集》亦有其重要价值,并对清代顾嗣立编选《元诗选》有较大影响。     

《草堂诗余》与明代词学的复苏

《草堂诗余》是南宋坊间编纂的一部便歌协律的词选,对明代词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明代前期,词学衰微,《草堂诗余》在长时间内不被关注,甚至备受冷落;明代中期,人们对词的创作产生兴趣,但词乐失传,词谱无踪,词学家视《草堂诗余》为词体创作的依据,或据其编纂词谱,或模仿其词进行创作,或评点取舍其词编纂词选。伴随着词学家对《草堂诗余》的多方面研究,明代词学迅速走向复苏。     

《草堂诗余》在明代的改编重刊与词学阐释

明代中后期有一股改编重刊《草堂诗余》的浓厚风气,其目的主要是为了适应它从歌词作品集向文学作品集的转变,还藉此形塑了一个分类、储存、加工古今词作的知识空间。围绕《草堂诗余》的改编重刊,明代中后期形成了采用不同策略(或分类,或分调)的词学阐释群体,他们通过选词、考调、校勘、笺注、评点等方式,构筑了一个个不同的集词选、词谱、词评于一体的唐宋词阐释系统,对文本施加或预设其特有的阐释意图,或溯源诗乐传统以尊体,或揭示言情特质以别体。《草堂诗余》在明代的改编重刊不但为唐宋词在明代的传播作了突出贡献,而且也为词学知识体系的建构打下了一定基础。     

白云本无心随风自舒卷－《馀沤集》解读

《馀沤集》是最新出版的一本古体诗词集 ,收集的诗词跨度 1 54年。其作者和编者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五代人。《馀沤集》的写作不为传世 ,但它却是历史的记录。它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特点和一个家庭的亲情。《馀沤集》的作者们是太谷学派传人 ,其诗词对此有充分的反映。     

诗馀考

作为后起的词的名称,“诗馀”所引发的争议是最多的。不同的认知角度带来了不同的价值判断。考察诗馀概念的形成轨迹及其内涵的变化,认为对于“诗馀”之“诗”和“馀”的不同解释,不仅带来了关于词的起源上的观点分歧,也体现了不同的对于词的体制方面的认识特点以及对于词体的尊卑观念。所以考察诗馀概念,既是梳理诗词文体的流变关系,也是对于古代文学观念的一种文体学考量。     

清代词集丛刻的文献价值与词学贡献

清词号为中兴,词集丛刻亦甚为发达,文献保存之功甚巨。清代前期词坛昌盛,词集丛刻如《国朝名家诗馀》等多为今人词集之汇辑,保存了大量当代名家词集。中期的词集丛刻则更多地倾向于中小作家,于此可见更为普泛化群体的创作状况,同时在编选倾向上又受浙派词风和乾嘉学风的影响,呈现出偏重浙西词派和重音律等特征。晚清词集丛刻数量大增,品类丰富,王鹏运的《四印斋所刻词》等搜辑宋元旧集,开启词集校勘之风,词学贡献尤为卓著。     

两宋江西词发展及其贡献的定量分析

两宋时期,江西涌现出190多位词人。名列全国前茅。大量的统计数据直观地表明,这些词人具有旺盛的创作力、极高的创作水准和丰富的词学思想,取得了比全国大多数地区词人都要突出的成就,为宋代词作的繁荣及传播作出了贡献。他们形成了两宋江西词坛上的七个词人群体,即晏欧词人、江西诗派中的江西词人、江西南渡词人、辛派中的江西词人、淳雅派中的江西词人、风格闲逸的江西词人和“凤林书院”词人。这七个群体具有不同的创作风貌、审美特色和规模影响。     

论宋词之"富贵"

"富贵"这一批评范畴在词学中被关注的程度明显高于诗文批评,这和"富贵"范畴形成的社会文化背景、其本身的内涵及词学批评的特性有关词的起源(民间、燕乐、秦楼楚馆)决定了词"绮艳"的本色,其繁盛时(宋)的社会风潮、文人时尚又决定了词继续流连与"温柔富贵乡"中.因此"富贵"这一范畴在词学批评中的具体涵义就在于奠基于词人深厚的学养和博富的才情基础,词创作要既脱却穷酸寒俭之俗态,又不仅仅以镂金饰玉的财富的铺陈刻画为能事,而是超越刻意的"富"的外在形态的描摹,追求天然的 "贵"的内在气象和神韵,营造出一种雍容典雅、风流闲淡、含蓄蕴藉、旖旎优美的气韵,如此"格高气逸,韵远思深",方为真知"富贵"之上乘之作.     

论王夫之的《楚辞通释》

本文分三个部分论王夫之的《楚辞通释》 :一是其选篇原则。王夫之将那些能体现爱国忠君思想 ,并具有楚辞风格的作品入选 ,目的是“广三楚之遗风” ;二是“以意为主”的作品论析 ,注重联系屈原的情感、经历 ,以及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来阐释作品的思想内容 ,“达屈子之情于意言相属之际” ;三是“认理唯真” ,“脚踏实地” ,虽不刻意于文字训诂 ,但对字句的诠释颇有独到之处。诠释楚辞而不自觉地将自己复杂的思想情感流露出来 ,这是“文字狱”盛行之时 ,王夫之表达思想情感的一种形式选择     

词律的编订与清人对词体特性认知的深化

由于对词体特性尤其是对宋词与宋以后词的音乐特性存在不同的认知,清人展开过作词要不要协律的争论,最终以协律论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在实际操作层面上,清人通常取唐宋旧词中词名相同者相比勘,以得每一调之规范。其中以《词律》与《钦定词谱》的成就最高。这些格律谱不仅被用来指导创作,而且成为清人廓清词之体制、维护词体特性的有效工具。     

论《乐府指迷》的词学思想

《乐府指迷》从审美创造的艺术视界方面,为词的创作设定可供参照的价值标准和美学概念,并且从理论上相应规定了必须遵守的四个原则,它标志着南宋后期词话的较高水准,显示了词话这一批评样式的渐趋成熟.     

论词之“大”“小”

词学批评中"大"与"小"这一对范畴内涵的形成与丰富,与词孕育之初的社会文化背景、"大"与"小"本身的文化内涵、尤其是与其在诗文批评中的运用及词学批评的特性有密切的关系:词起源的民间性和女性化色彩决定了词在正统文学观念中长期被视为"小道""卑体".随着李易安的词"别是一家"、苏轼的"自是一家"、张炎的"清空""骚雅",到清代"西泠十子"以大雅为旨的尊体论,在一系列词学批评的影响,以及词本身的文人化、案头化和雅化的过程中,词逐渐从"市井小技"走向了"大雅之堂",词学也一跃而成为清代以来直至当代的"显学"之一.     

“歌者之词”与“文人之词”

从传播学角度而言,宋词的发展以宋室南渡为界,由口头传播的"歌者""应歌"向以书面传播为主、抒发个人情感和文人之间的酬唱应和转化,传播媒介除了歌者,更大程度上依赖于纸质媒体的书面传播,词学理论的成熟和系统化均成为南宋文人之词时代的主要特征。     

“辞赋的神趣”与萧统“沈思”说

辞赋的本质特征(神趣)是"设辞虚构"。萧统"沈思"说实谓此也。理由是:古人重辞赋;《文选》要预立既硬又科学的标准,最好的选择就是以辞赋为范文,从中抽绎出标准;古人视赋为诗,很多文体有辞赋化倾向,衡鉴辞赋的标准遂被普适、跃升为衡鉴所有"文"的标准;符合萧统尚新变的文艺思想;受王充"超奇"论启发;可验以《文选》诸篇。另外,"设辞虚构"不仅与"沈思"说一致,与翰藻说、个人性、单篇性、文本性、审美性等也无?格。     

论宋元之际江西遗民词的内容特质

文学作品是作家本性、人格精神的复现。江西遗民词作为江西遗民词人群个性、心灵之诗意表现 ,其中所表露出的欲挽狂澜于既倒、重整乾坤的雄心与壮志、对自身归属感的积极寻求和对自己所处时空的理性反思、及对社会人生的执著与关注等内容 ,正是这个词人群体在江西独特的地域文化环境中生成的豪逸之气、忠义之心、耿直之性等群体特征的文学表达 ,具有鲜明的地域共性与特色。     

《三国演义》中左慈艺术形象的塑造

通过对曹丕《典论》和曹植《辩道论》与范晔《后汉书》中有关记载的分析,文章考证了历史上的左慈,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三国演义》中左慈文学形象的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