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后期隐士与山人之文化透析

明中后期,隐士相对减少,而山人奔走于天下,成为这一时期一种较为奇特的文化现象.如果说明代隐士仍然是传统隐士文化的延续,那么山人则是传统的隐士文化与该时期特定的历史环境和社会文化相作用而衍生出来的一种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文化现象.本文主要分析这一时期隐士和山人及其不同的社会交往范式,从文化的角度来理解和诠释这一特殊现象.     

哲学视域下的隐士品阅

“隐士”是胸怀世道大略的高端哲思主体,隐士文化更是中国历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作为“隐士”,首先在于“隐”,而后才是“士”,不仅具备“隐”的特质,同时也一脉相承“士”的精神内涵.隐士作为知识分子中的一个独特群体,是生活在主体之外、与其所处时代的官方的或者说主流的价值体系不能相契合,且显示出了超人才能的“士人”.文章从“隐”的逻辑生成入手,探究了“隐”与“士”的本质内涵和精神特质,在考察“隐士”历史源流的基础上,准确地阐释了“隐士”这一文化现象的特质.     

云深不知处——浅析两汉时期的隐逸文化与隐士

隐逸文化及隐士,是我国传统文化中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因素。两汉作为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发展初期,对于隐逸而言,自有着不同一般的意义。透过这一过渡时期的隐逸文化和隐士行举,我们可窥得其时世风之一二。     

镇江古代隐士文化寻踪

早在古代，镇江就已经成为一座隐士文化的名城。东汉时焦光，六朝时昭明太子和戴颐等名人、名士入隐镇江，拉开了镇江隐士文化的序幕。经过千年积淀，隐士文化成为镇江的一个很可贵的资源，成为中国历史文化中，具有活力和地域特色的一种不可多得的文化资源，更因为，它具有万世不衰的人文魅力，而传承于历史，流传在民间。     

论宋代隐士

宋代隐士人数之多超过前代，也为后代所不及，这与宋代内忧外患的现实密切相关。宋代隐士可分为真隐士、无可奈何的隐士、假隐士三种类型。隐士主观上不直接参与政治，客观上却挣脱不掉与现实政治的联系，同时，假隐士以终南为仕宦捷径，这是对退隐者原始目的的背叛与嘲弄，昭示着隐士这一社会现象的历史悲剧。     

挖掘隐士文化 发展镇江旅游

历史文化名城镇江，隐于深山秀水间，而城内亦隐藏深山秀水，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民风纯朴，被隐士们相中，成了隐士之都。挖掘镇江隐士文化的人文精神，揭开隐士们的神秘面纱，是发展镇江旅游事业的有效途径。     

论儒道文化之隐逸传统

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是隐逸。先秦典籍已记载隐逸现象,早期隐士多受儒家赞誉,魏晋名士尚清谈,受道家影响较大。世人对隐士群体的理解评价往往随时代发展而褒贬不一。隐逸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多重组成,比如文艺方面的隐逸诗创作、文学形象塑造和史学考证以及民俗方面的茶饮风气形成等。     

真隐士的看不见与道家是一个零?——略说客观的了解与文学史的编写

鲁迅、钱锺书对中国隐士文学的传统缺乏正面认识。他们有二元化的思维,即中国文人不是帮忙,就是帮闲,于是中国文学只是程度不同地维护统治而已。他们只是从上往下看,几乎全是从统治术的角度理解隐士问题,无视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论述,即思想史上道统(即士君子传统)的观察角度。因此,在求真求实上他们无疑有识见,然而在求正大与通识方面,毕竟与隐士传统隔阂。这一隔阂是现代文学史家最重大的古今之变,重新认识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是当代学术史上急迫的思想课题。本文还从严陵诗学传统的意义与当代隐士诗人的事实两个层面,再认中国历史中隐士的真实生命及其存在意涵。     

寄情林泉：废名小说中隐士原型的变形

本文从“隐士”的现象、内蕴和功能诸方面进行分析 ,认定“隐士”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原型” ,进而论述废名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形象程小林、莫须有先生和陈聋子等都有浓厚的隐逸色彩 ,是废名隐逸人格的外化 ,是隐士原型的变形。     

论中国隐士劳动传统与禅宗劳动态度转变的关系

隐士劳动传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具特色的劳动文化。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以禅宗为代表的中国式佛教在面对社会对其的经济批评时，吸收了中国的劳动文化特别是隐士的劳动文化，主动改变，自力更生，实现了佛教生存方式的转变，适应了在中国的生存和发展。     

着眼差异：比较克罗齐与柯林伍德的历史理论

柯林伍德与克罗齐均从反对客观主义的立场出发，要求改变历史研究消极呆板的状况，重建历史与哲学的统一。柯林伍德借助历史哲学建构历史学；克罗齐从历史认识本身出发走得更远，认为历史与哲学同一。在国内，二者历史理论的差异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相反相似点被夸大。文章认为，柯氏与克氏论述语境不同，一个在讨论历史学，一个在讨论历史；二者历史理论架构自哲学观到历史观最后到历史知识观都存在着重要差别。     

孔孟治史态度之比较

孔子的治史态度是严谨的、科学的 ,孟子在治史方面却过于主观化、片面化 ,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不同的修史原则 ,对待史料的不同态度 ,历史评价的不同标准。孔孟不同的历史观、身份和经历 ,是二人治史态度差异的重要原因。     

文学史中的作家形象问题--以《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中的刘云若为例

文学史意识、文学史观的形成必然受制于历史、现实与个体,文学史著作因而具有天生的主观性,不可避免地带来文学史对象的选择、诠释和文学历史文本建构的主观性、个人性,刘云若的文学史命运和绘形,便是此主观性的具体体现.文学史著选择、过滤众多史料时,不可舍弃深刻影响作家创作内在生成机制及其心理构成的部分;文学史家在书写时应高屋建瓴地透视对象的作品,深层次把握作家创作的灵魂.只有这样,能在史实和史识的博达洞见中,与对象作有价值的、心灵深处的对话.     

“历史”的变革与“主体”的浮现——“新历史”小说创作的再认识

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历史叙事在新时期多元化的文化语境下遭到了质疑和挑战。“历史”本身的虚构性和文本性特征使得作家无意于再建构关于历史的“宏大叙事”,放弃了对历史客观真实性的追求,从而在文本中渲染了一种非理性主义色彩;同时,作家注重自我对历史的认识和体验,在小说创作实践中关注个体的命运和价值,表征了一种经验理性的反思倾向。     

中学历史教师如何选择运用教材外的有关史料

在中学历史教学中 ,选择运用教材外的有关史料是提高教学效果、培养学生能力的重要手段。历史教师可根据教学的需要 ,从思想性、典型性、启发性等角度选择运用多种史料创设教学情景 ,优化教学过程 ,进行思维训练 ,开发学生潜能 ,形成历史学习能力     

情感史:教育史研究的新视域

情感史研究旨在通过对人类社会历史参与者自身经历的事件,洞悉其情感表达,并解读他们情感体验背后的历史意义。作为教育史研究的新视域,开展情感史研究能转换教育史学研究范式,推动教育史研究重心下移;践行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立足于人的主体性价值;强化教育史鉴今功能,给教育情感以历史观照;顺应国际史学发展趋势,拓宽教育史学研究思路与方法等。开展情感史研究,应以学校和家庭教育情感史为主题,综合运用历史学、人类学、心理学、神经学等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树立大教育史观,注重记忆、回忆录、自传、书信等史料的搜集,采用教育叙事和口述历史相结合的表达方式。     

试论艺术特色教育在历史教学中的地位与作用

作为 2 1世纪人才培养的新理念 ,在历史教育中体现艺术特色 ,能够唤起学生历史学习的兴趣 ,发展学生多角度审视历史的眼光 ,提高他们独立学习的能力 ,营造历史学习氛围。历史与艺术的有机结合 ,对于提高历史教育水平颇有助益     

佯僙人的丧葬仪轨及其文化内涵

佯僙人是毛南族的一个支系,对其历史文化的记载和研究都非常少。观察佯僙人的丧葬活动,通过分析和整理所收集的材料,文章提出了佯僙人的丧葬仪式反映了其祖先的迁徙历史的观点,认为佯僙人系从广西柳州地区迁移而来,在历史上曾经和汉族有过密切接触。     

习凿齿与王夫之的三国正统论比较

正统论是中国古代政治史和史学史中频繁遇到的问题，许多史学家在撰述历史时都要花费笔墨去论证王朝来源的合法性、合理性。习凿齿和王夫之在分析三国及以后的历史时，处于不同的时代，站在不同的立场和角度撰写专文讨论正统论，在历史上都有很大的影响。分析二人正统论的异同，对于我们正确看待古代正统论的核心问题、主要观点及其流变有一定的意义。     

历史哲学的可能性及其理论建构——基于哲学与历史学学科属性的对比

哲学与历史学之间的差异表现为：哲学凭借概念展开推理,在它的叙述过程中,实例和说明并不占有重要的地位;历史学侧重于重现过去的历史事件,具体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在它的叙述中占有本质重要的地位。由于哲学和历史学之间的差异,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总是相互攻讦,哲学家认为历史学过于重视具体的历史事件而忽视理性,历史学家认为哲学把自己的发明和先天的虚构放在了历史当中。但是他们都不否认哲学与历史学之间存在互补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二者融合的观点。克罗齐主张哲学与历史学的融合,但认为历史哲学不能成立,这种观点具有片面性,历史哲学不仅可能而且具有内在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