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性善论新探

在孟子的性善论中,人性概念是与“命”、“心”概念紧密联系的,命是性的本原,心是性的显现。性和心的含义都包括“体”和“用”两层:从体而言,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良知良能,心是人的良心本心;从用而言,性是仁义礼智四端,心是恻隐、羞恶、恭敬、是非四心。良心本心作为性善论的立论基础,是人的道德本能、道德理性和道德意志的集合,其显现过程是从道德本能出发经过道德理性逐渐上升到道德意志的过程。孟子的性善论不是向善论,而是性本善论。     

孟子的先天道德论

<正> 孟子是战国时齐国稷下学宫中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他的先天道德论是其哲学思想的核心,也是了解他的全部思想脉络的一把钥匙。本文即着重探讨孟子的先天道德论的基本内容及其评价问题。一、孟子先天道德论的基本内容及其思想渊源孟子是儒家学派中“闲先圣之道”、“述仲尼之意”的大师。他非常推崇孔子,说:“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以下只注篇名)他以孔子的直接继承人自居,其先天道德论思想正是对孔子以“仁”为核心的道德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孟子“仁义”伦理思想略论

从孟子伦理思想的内在逻辑看，性善论、仁政思想、义利观和道德修养论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一个整体。这几个方面以“性善论”为理论基础，以“内圣外王”为主线，以道德修养论为实现“内圣”的基本路径，以仁政为实现“外王”的方略，突显“仁义”伦理的思想特质，构建了一个系统性很强的思想理论体系。     

孟子认识论的基本倾向

文章认为,孟子认识论的基本倾向应该是唯物主义的。论据之一,孟子的性善论不是将人的道德看成是先天固有的,而是强调人形成道德的能力或内在条件是先天潜在的;论据之二,孟子所讲的“内求”,是强调在道德修养上人们主观努力的作用。他并不否认接受教育、实践磨炼等向外学的途径,他所讲的“尽心”、“知性”、“知天”、与“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等,说的是人应充分利用自身所具有的认识能力去认识人类自身和自然的规律。     

生性、气性与情性——孟子性善论之论证前提分析

孟子性善论是儒家性善论的重要源头。他接受了先秦人性论的一些基本主张,将生性论、气性论和情性论作为性善论的论证前提。他在批判告子"生之谓性"的同时,把仁义礼智等道德属性看作人的天生属性,把纯粹至善的人体气质作为人性善的物质基础,把恻隐、羞恶、是非、辞让等自然情感看作人的本性,系统论证了自己的性善论主张,构建了自己的人性论学说。这种人性论在申明人性善的同时,暗含了性与气、情等范畴的内在联系,对后世儒家的人性论建构产生了深远影响。     

以义利之辩为核心的孟子德育思想及其价值

义利之辩发端于孔子。孟子发展了孔子的义利观，重义反利，比孔子更甚。他认为“上下交征利”是天下混乱的原因。孟子的义利观是重“仁义”而轻利，要求人们的一切行为都要遵守仁义的道德规范。孟子的义利之辩，直接影响到了他的德育思想。一、以仁义之端为首的性善论，是...     

孟子的性善论和养气说

孟子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人性论，即关于人的本性的理论。它包括性善论和养气说。如果说性善论奠定了“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基础的话，那么养气说则担当起“为尧舜”的重任，这体现为塑造个体人格的崇高性和独立性。     

孟子“性善论”浅探——兼谈现代道德研究的一些问题

孟子“性善论”从“人与禽兽有异”来定义性和导出善 ,进而探讨了道德层次问题和道德修养即道德之求 ,这一研究视角度有着深远的理论意义 ,也启迪着现代道德研究。     

善的形上学追问——孟子善恶观的道德解析

善是什么?善何以可能?善的终极根据是什么?通过对善的不断追问,孟子为善建构了形上学的根据。“可欲之谓善”是孟子德性论的道德立场的体现。孟子通过对善的伦理追问、人性追问和天道追问,为善建构了一个较完善的思想体系。各种人伦规范正是可欲之善的现实存在;性善论是善何以可能的内在根据;天道观则是善的超越根据。孟子以性善说人性,以天道说性善的思维理路,成为儒家后学道德形上学建构理论资源。     

孟子性善论及其现实价值

性善论作为孟子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具有重要的基石作用。孟子探讨了人的本性，为人性作了善的判断，揭示了道德完备的途径和可能性，激发了世人对人格道德的重视和追求，并提出了以民为本的治国纲领，对我国所推行的以德治国论有重大的借鏊意义。     

孟子创立性善学的理论与社会契机

孟子性善论开启了中国儒家的心性之学，从心性和本体的层面上，解决了孔子“仁者爱 人”的根源性问题，提出了“仁爱”理想的履践方式，回答了墨家、道家等学派的理论挑战。孟子的 性善学，可以作为转换、借鉴儒家道德资源，加强道德建设的切入点，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董仲舒人性论析要

<正> 董仲舒价值论的一个重要构成,是性善性恶的人性论。这个人性论,以性情的善恶二元对立为事实认定,以人性三品为价值区分,以道德教化为政治归依。它兼综孟荀,并结合时代条件予以创造性的阐释,从理论上完善了儒家既肯认道德自觉,又强调教化之功的人性论。一、人性论的理论创新先秦诸子的人性论,综合观之,主要有三种类型:性善论;性恶论;性无善恶论。性善论以孟子为代表。他强调每个人的内在本质具有先验的善性,怵惕恻隐之心人人皆有,仁义礼智“四端”,个个具备。因此,解决人际之间,集团之间、国家之间矛盾利害冲突的最好办法便是“反求诸己”(《孟子·公孙丑上》),即通过自我道德内省,发现善性,     

21世纪孟子学研究的新展望

孟子学研究颇获海内外学者重视。以往的研究方法有:“内在研究”集中在性善论、身心关系论、知言养气论等三大议题之上,采取一种“即心言心”的进路,将孟子的“心”视为具有“自我立法”能力的、自给自足的、具有自主性的“道德主体”,肯定“心”之独立自主性,对孟子思想的历史与文化的脉络性掌握,常有未达之憾;“外在研究”注重在历史文化脉络中解读孟子学的内涵,将孟子思想置于政治与历史的具体情境之中考察,使孟子学中的诸多概念或理念,取得了鲜活的具体感,不再是抽象的概念,潜藏着某种未经明言的人性论预设:认为人是在具体的、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中创造历史、进行思考活动,人不是遗世而独立的山林逸士,将孟子“脉络化”于历史情境中的研究进路,推至极端,就有所蔽。未来的孟子学研究必须“内”“外”兼顾,得其全貌。三个可能的研究新方向是:孟子思想中的身心关系论与修养工夫论;东亚孟子学的发展及其思想的同调与异趣;全球化时代孟子思想的普世价值。     

略论王阳明的道德本体论和工夫论

王阳明“良知”道德本体论和“致良知”工夫论主要来源于孟子和陆九渊的道德思想。王阳明对孟子、陆九渊的道德思想不是简单的继承而是进行了许多新的创造和发挥，从而将儒家的心性道德本体论和道德功夫论推向新的高峰。王阳明的道德修养工夫论是由他的良知道德本体论决定的，也是其道德理论的宗旨和核心内容。王阳明和朱熹的道德本体都共同具有主观性和客观性因素，不同的只是各有侧重而已。     

孟子对孔子仁学意义的开显及其伦理意蕴

孟子接续孔子,向人的生命深处追寻善的依据,以心性说“仁”,确立了以“仁义内在,性由心显”为内核的性善论立场。仁义内在作为一种理论预设(本体论主张)从根本上回答了善何以可能的问题;性由心显(以心善说性善)则使性善由一种理论预设变为“乍见孺子入井”时的当下生活体验。在此基础上,孟子依其性善论立场,提出了“扩而充之”的主张。“扩而充之”论作为一种“工夫论”要求,其所试图回答的是善端如何变为善德,善如何从可能变为现实的问题。在伦理学的视域下,孟子性善论的思想史效应可在德性伦理的范式下得到观照,然其所重扩而充之、存心养性的“心上工夫”,却遗落了孔子礼学的精神,此理论缺失可在规范伦理的范式下进行检视。     

孟子与“孔孟之道”的形成

“孔孟之道”作为强大的历史文化传统，已经成为中国文化最具象征意义的精神价值。作为固定说法，“孔孟”最早见于东汉马融的《长笛赋》,“孔孟之道”最早见于《二程集》。孟子为“孔孟之道”做出了四大贡献：一是温故知新，重在“仁”的发挥；二是推陈出新，重在“仁义”的发展；三是破旧立新，重在性善论、养浩然之气、孔子作《春秋》、距杨墨的发明；四是综合创新，重在道统论的发端。孟子以继承、创新的方式推进并发展孔子之道与“孔孟之道”,汉唐时期得到司马迁、扬雄、赵岐、韩愈、皮日休等思想家的推崇。唐宋后的孟子升格运动包括孟子其人圣人化、《孟子》其书圣经化、孟子故里圣地化的具体内涵，同时将“孔孟之道”置入文庙祭祀、科举教育两个系统。“孔孟之道”的精神内涵是以孔孟思想为核心的价值观，是人文主义的内在超越，将道德理想主义、文化守成主义集于一身，契合当代社会的人文文化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现实意义与时代价值。     

孟子性善论发微

孟子的性善论,是战国中期出现的关于人性的学说,也是先秦诸子所兴起的人本思潮的理论基础之一。就性质来说,性善论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先验道德论和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哲学观点,作为人类认识发展史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思维成果,除了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对其进行评价外,还应该注意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价值判断,以发现其合理成分和文化意义,这才可能对性善论作出全面准确的研究而不失之于偏颇。 性善论是战国中期以前关于人类自身本质属性研究的最完整最系统的理论,它的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 一、人先天具有“四端”。     

孟子仁政思想的诠释

孟子一方面强调主观面的道德实践，有推扩四端之心，求放心等论点，另一方面对于客观面的政教规模，也相当重视。 孟子仁心与政刑并重，或者说，孟子将“仁心善德”与规矩义的“政刑”进行调和。他的调节方法，不是二元式的并立，或主次式的排比。孟子以仁心为本、以政刑相成。若以体用论的方式来看待，则是以仁心为体，以政刑为用。 孟子对于仁心寄予更多的重视，可以由他与梁惠王的对话里得解。孟子说：“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１］孟子其实是希望梁惠王能“施仁”，而不只是效法援用过往先王的“仁政”规模而已，…     

孟子的仁政论及其音乐美学观

孟子是孔子“仁”学思想的杰出继承者和发展者。其思想以性善论为基础,以仁政思想为核心,以崇扬至大至刚的人格为特征。认为音乐的本体与本质是“与民同乐”,故他竭力反对暴政下“残贼”、“一夫”的“独乐”。因此,他主张作乐应体现仁、义之美德,推己及人,推恩于民,才能“乐以天下”,使民各得其所。此即孟子性善论和仁政思想基础上的音乐美学观,并对后世始终给以深远的影响,故对当代的音乐美学仍具有很大启发意义和研究价值。     

孟子荀子人性论的比较观

<正> 就我国先秦时代而论,自从孔子提出人性问题以后,人性问题就逐渐成为思想家们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孟子提出性善论,荀子提出性恶论,告子提出性无善无不善论,也还有一些人提出性有善有恶论等等。不过,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孟子和荀子的人性论。孟子和荀子都是先秦儒家的著名代表。孟子是继孔子提出人性问题之后,第一个系统地探讨人性问题、提出比较系统的人性论理论的人。他从孔子的人性论思想出发,发挥了子思“天命之谓性”的命题,提出了他的人性论理论。他认为“善”是人的本性,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他提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这实质上是一种先验论的思想。当然,孟子并不认为,人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