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内部权力结构的一个实证研究——以晋南梁村为例

村庄内部权力结构是国家制度框架在农村的延伸,是研究村庄的基础。改革开放前,我国农村基层权力结构是单一的,权力都集中在公社和生产大队,具有高度的集权性。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农村政策的改变,农村权力结构出现了新的情况,原来一元化的权力格局开始分化和分层,呈现出复杂化、多元化趋势。这种趋势下村庄权力结构及权力主体之间互动必然也是复杂的、多元的,并且这种结构互动影响着村庄的组织运行、自身稳定和发展方向。本文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展开的,并且将研究的视角确定为村庄精英。之所以把村庄精英确定为研究视角是因为他们是村庄权力结构的主体,也是村庄内部权力结构分析的切入点。     

村庄精英在社区公共事务中的角色扮演——以甘肃定西市Z村婚嫁丧葬仪式为例

在西北农村社区中，传统精英在村庄婚嫁丧葬仪式中，乃至社区秩序的维护中仍然起着主导作用。通过描述Z村传统精英的角色扮演过程，进而在对由传统型精英、卡里斯马型精英和法理型精英组成的村庄精英形成机制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他们在社区公共事务中的角色扮演和功能，预示其对于社区建设的重要意义。     

治理精英视角下的中国农村权力结构研究

国家权力在乡村的日益深入与30多年来村落社区自治权的迅速成长构成了农村权力结构的新动态。目前,针对农村权力结构的研究大都以农村治理精英为落脚点,可以概括为农村精英的划分、农村治理精英变迁以及精英动员这三个方面。以政策变化为分析视角,探讨农村权力结构的相关问题,提出构建上下互动、协商式的治理方式,从而形成以政府为引导、农民广泛参与、政民相互协商、多方密切配合的多元化现代农村治理格局。     

现阶段村民自治运作中的权力博弈

村民自治的运作实际是村落场域内各权力主体之间的博弈过程。在现阶段中国农村村民自治运作中,权力博弈场内的主要局中人是政府、村干部、头面人物、普通村民。由于受村落场域多元性的影响,各类村庄权力主体在不同村庄的公共权力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有所差异,因此形成了干部支配型、精英主导型、群众自治型等多种村庄权力结构。村民自治运作中的权力博弈势必导致各类权力主体在村庄公共权力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改变,并引起村庄权力结构的变迁。     

从经济精英到治理精英：农村妇女参与村庄治理的路径

乡村振兴必须发挥妇女的主体性作用,然而长期以来受父权文化的影响,农村妇女通常在社会和家庭中处于从属地位。通过对陕南两县8名农村女性经济精英进入村庄权力中心、参与乡村治理的过程进行考察,在“资源-文化”视角下分析她们如何从经济精英转变为治理精英并探讨其参与村庄治理的意义。结果发现:经济地位的提高是引导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的重要突破口,也是冲破传统性别文化束缚、改善不平等性别权力结构的关键。农村女性经济精英凭借自身的能力和性别优势在村庄治理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从而推动乡村善治,助力乡村振兴。     

回流经济精英掌权的辩证思考

由于价值目标和社会流动等因素,部分农村经济精英回归乡村,积极介入村庄政治,并且通过竞选掌控村庄公共权力,从而引发村庄权力结构的重组,实现了精英的异向流动。充分发挥回流经济精英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性并克服其弊病,对于保持村庄政治良性运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转型期村庄权力诸因素分析

在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核心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以推行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共同作用下,转型期村庄权力结构出现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其最显著特征是非治理精英权力的突显。非治理精英的崛起增加了村庄权力运作的复杂性,也为村级权力合法性的生成提供了可能。此外,村庄权力的价值目标是一种以经济动机为主,渗透着社会动机的目的导向。     

引导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治理

乡村精英是在中国农村对村民和社区结构产生重要影响的,最具尊重和影响力的人。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上接天气(党和政府)下接地气(村民)的中介作用。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治理具有推动乡村文明发展的正面作用,同时也有利己行为和权力偏向等局限性。我们要积极发挥乡村精英在乡村治理中的模范带头、组织管理、技术服务、经营管理、观念更新等积极作用。同时要建立健全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治理机制和精英吸纳机制,为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治理搭建舞台。要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培育农民的民主参与意识。     

资源、策略与社会资本再生产——以湖南大新村经济精英研究为中心

本文从社会资本理论出发,关注农村社区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精英地位的扩张策略,分析经济精英在地位的扩张中所采用的策略、所依赖的资源以及与村庄权力结构变迁的关联。本文在个案分析的基础上就乡村经济精英基于社会关系的扩展策略、经济资本的转换策略,基于权力的转换策略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农村精英的回归与转化对社区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若干个案的分析

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外流精英逐渐回归农村,他们为农村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资源。对陕西省若干村庄回归精英的访谈资料表明,乡土情结的吸引力及城市机会的排斥力,二者的结合促使外流精英"归根"与"淘汰",回归农村。回归精英主要通过家族资源和自致资源,通过示范性和权威性的形成建立声望,从而获取信任,转化为政治精英,为社区谋发展。他们在农村建设方面与普通精英存在共性,同时又具备个性差异。     

赋权与消权:社区口译中的权力关系与权力角色研究

针对当前社区口译权力研究对权力关系及权力角色关注的不足,结合Bourdieu的社会实践理论和Foucault的权力观,辅以真实口译语料分析权力的双向互动关系,以更全面地描写社区口译中的权力角色.研究发现:社区口译中的权力是一个受到机构、身份、地位、个人素质等众多因素影响的网络.权力依靠赋权和消权的方式,主要在讲话人和译员之间双向流动;双方讲话人和译员作为权力角色,互为权力的主体和受体,译员可发挥积极和消极作用,但其有限的权力受到来自机构、交际双方权力及译员自身惯习的制约.     

农村打工者与留守人员间的互动:意义、途径与成本

文章从农村打工者与家庭和农村社区稳定的角度出发,分析了打工者与留守人员互动的内容、主要途径以及成本与效率。农村打工者到外地打工,导致原来所承担的家庭和社会角色弱化或缺失,但通过互动可一定程度上使其家庭和社区的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得以继续和发展。为打工者与家庭互动提供更多的平台,降低其互动成本,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更有序地转移。     

农村家庭角色的权力与地位——昌五社区研究

我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每个社区的农户家庭在经历了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时期之后又重新成为农村独立的生产经营单位,具有了重要的生产功能。与此相连,不但家庭在社区中的地位明显上升,而且引人注目的是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权力和地位发生了显著变化。对这种显著变化的考察与分析可以从一个侧面破译社区结构和人们行为结构的“密码”,以从中寻觅社区发展的动能。为此,本文拟以笔者在黑龙江省肇东市昌五镇所进行的调查研究为素材,对当前农村家庭角色权力和地位的有关问题作一探讨。     

论农村工业化视域下的精英治理 ——以皖东七里村为例

农村社区处于转型期的特殊状况,给广大农村社区的经济精英们提供了施展才能的平台.农村社区的经济精英依托自身的经济优势,掌握着农村社区众多的资源,在社区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这种优势成为其向政治精英过渡的筹码.集政治、经济特权与一身的农村精英们,为自身的发展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资本,在农村城市化的进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凭借这些社会资本,精英阶层介入农村社会事务的管理,并最终发展成为推进农村现代化的一支重要力量.     

通过组织的农村社区文化治理：何以可能，何以可为——以农村老年人协会为考察对象

引入文化治理的概念,以老年人协会为考察对象,探讨了社会组织在农村社区文化重建和村落社区治理中的机制与功能。研究发现,老年人协会在实践中孕育了契约主义文化,为村庄权威治理功能的发挥提供了社区文化网络的支撑,并提高了农民在社区文化治理中的参与度,增强了农民的社区认同感。老年人协会滋养了社区的公共性,恢复了村庄的价值生产能力,缓解了农民的焦虑感,使农民得以找到生命的归属感和行为表达的制度化依据,有利于维护社会转型期农村社区的秩序稳定。     

村庄经营者与"钓鱼"经营:项目进村背景下的村干部 ——以华北P县西水村为例

在项目进村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随着惠农项目逐渐增多,政府资源大量投入农村,政府与村庄、村干部的关系发生变化,村干部的角色和行为特征也发生变化.以华北地区一个村庄为例,讨论国家项目进入村庄之后引发的双重效应:项目作为国家政权力量向乡村渗透的一种手段,同时也激发了一批农村精英投入到乡村建设中来.聚焦于新时代村干部的角色讨论,认为在项目进村的背景下,乡村精英成为"村庄经营者",他们采取"钓鱼"经营方式从政府拿到项目,并试图打通政府支持与村民信任之间的联系,让以往被视为只能二选一的"获得政府资源"和"获得村民信任"两个目标间形成良性循环,从而实现自己的治理目标.力图分析概括这类村干部的行为特征和身份特点,并反思项目进村对村庄的影响.     

论政府在城镇化动力机制中的角色与作为

在城镇化的发展序列和动力机制中,各级政府所处的地位和扮演的角色不同,工作的切入点和主要作为也不同.只有明确了各级政府在城镇化进程中的角色和作为,才能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也才能更好地发挥农民的主力军作用和市场手段的调节作用.各级政府应按照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发挥好市场调节作用,形成一种以农民为主力、以政府为主导、以市场为依托的良性互动的机制.     

农村新土地精英的崛起与村庄治理

对闽、赣、湘三地规模农业经营主体典型案例的实证研究,探讨土地流转背景下新土地精英阶层的形成机制和村庄治理参与行为.分析发现:土地向规模经营主体的集中,规模经营主体的身份符号和对占有资源的策略化利用,村组织衰落和土地流转后村庄常住人口的减少等因素,推动了新土地精英阶层的崛起.新土地精英具有参与村庄治理的历史必然性和主观需求性.但应当注意,新土地精英的崛起和村庄治理参与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需从加强规制入手,既发挥新土地精英作为治理主体的功能,又要避免其对村庄公共资源的攫取,以有效解决或缓解农村社会问题.     

从吸纳到求援：资源变迁背景下的村庄政治

通过对征地前后村庄政治的考察,发现随着村级组织掌握资源形态发生变化,村庄政治运作实现从吸纳向求援的转型。征地之前,村级组织掌握集体经济,通过多种手段吸纳村庄内部各种力量尤其是反对派从而实现村庄政治格局的动态平衡,村庄权力结构呈现体制内精英—中间派—反对派三元均衡的样态。征地之后,集体经济消失,村级治权弱化,为实现权力和利益空间的稳定,村级组织开始向基层政府和村庄外出精英求援,村庄其他势力的话语空间减缩,村庄权力结构逐渐呈现一元独大的形态。而在一元权力格局之下,村级组织逐渐悬浮,村庄治理陷入困境。     

转型期村落权力互动关系分析

随着我国农村社会中心任务的转移和市场经济的推进 ,我国农村村落权力结构正在快速分化。村落体制性、内生性正式权力和非治理精英、家族等非正式权力在村落权力平台上竞相表演 ,形成互动 :体制性权力威力犹存 ,内生性权力内含生机和活力 ,非正式权力经常地向外张扬 ,干涉正式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