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季平经学第三变变因刍议

梁启超1920年著《清代学术概论》说:廖平“著《四益馆经学丛书》十数种,颇知守今文家法;晚年受张之洞赌逼,复著书自驳,其人固不足道。”前贤已斥其为“诬”(见章太炎《清故龙安府学校教授廖君(平)墓志铭》及蒙文通、向楚等人的廖平传记)。然而后之学者,难明真象,多“习焉而不察”,以至谬种流传,既诬前贤,复误后生,故实有旧话重提,小题大作之必要。鉴于此,笔者拟就廖平是否有受赌逼而改说之事作一初步考察。廖平学术,其自称一生凡六变。一变平分今古,无所轩轾,并称古学为孔子早年从周之说,今学为晚年改制之说。二变尊今抑古,归狱歆莽,这或是梁氏所称为“颇知守今文家     

鲁学在汉代经学中的地位

鲁学在汉代经学中的地位杨朝明汉代经学有今、古文之分，“齐学”、“鲁学”之别．笔者曾就“齐学”与西汉今文经学的关系谈过个人的看法。（《齐学与西汉今文经学》，载“管予与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管子与齐文化》，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１１月版）本...     

蒙文通的今古文经学观

蒙文通继承廖平,以礼制区分今、古文经学,认为今文经学已偏离了先秦孟、荀之学的端绪。蒙文通对廖平及康有为关于古文经学本于刘歆作伪的观点持有不同的意见,指出古文学的特点是敦于笃行,而疏于思究,并提出“舍今古之异同而上求之齐鲁”,以探究先秦儒学之旨。     

廖季平“天人 学”探原

一、廖平的经学与哲学廖平之经学,前后凡六变。其一变“平分今古”,(以《今古学考》为纲要),最为人所称道。但这只是廖平经学之“起点站”,是“下里巴人”,故和者甚众。而其四变至六变(“天人学”),则是其经学之造极处,是“阳春白雪”,故曲高而和寡,知音甚少。廖平在世时,门人中只有乐山黄镕(经华),尚能登堂入室,得其精义,其余则即以随侍几十年之长孙廖次山(宗泽),亦未能窥其门墙,而仅知其仿佛,因之,廖平晚年已有“吾道甚孤”之叹。廖平“天人学”之真谛已被埋没几十年,可称之为“绝学”了。廖平之学,素“以善变称”。所谓“变”,实即其学之逐级发展之谓。廖平经学之“变”,又表现为“立——破——立”之过程。往往前一变为“立”;后一变破前一变,又为立。于是表现为:先立后破,破后又立,立后又破又立之发展过程。但是他的破与立皆时入迷途。他的天人学产生在本世纪初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他的以变图存的特点正是该时代的反映,但常是颠倒的反映。他死死抱住经学,以时代的各种新知识解经,以违背常识的方法尊孔。这使得他的一些有价值的学术思想也包在了封建的老古董之中,增     

张尔岐与《仪礼郑注句读》

明清更迭,社会处于“天崩地解”之势。面对这一历史巨变,社会各层作出不同的回应。就知识界而言,为维护文化传统和矫挽晚明王学空疏之弊,“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学术取向一时成为潮流。在此潮流酝酿之下,礼学的兴起成为有清一代经学复兴的先导。其中,大儒张尔岐对《仪礼》所做的句读、考辨,以及对礼意的阐发,倡清代仪礼学之先声。张尔岐为学路向的确立,以及其对《仪礼》研究的疏理,奠定了他在礼学研究领域和在清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     

后苍经学探论

后苍博通诸经,是汉代经学特别是《诗》、《礼》发展传承中的里程碑式的人物.他以阴阳风候、五行、干支、天人感应来诠释《诗》中的政治意蕴,注重发挥《诗》的讽喻教化作用,提出“五情”、“六性”、“五际”之说,形成了独特的解《诗》风格.其《后世曲台记》运用“推补”之法,由“士礼”推补出“诸侯之礼”、“天子之礼”,在完备汉代礼仪制度的同时,也建构起了完整的礼学理论体系     

书院文学教育的“大文学”属性——以成都尊经书院为中心

成都尊经书院以通经学古课士,文学是教学内容的一部分。书院不课时文,并非只重学术,举业既属于书院文学教育的内容,也是书院教育的一个目标。经史之学是文学教育的根柢,同时保证了文学教育的道德底色。文学教育具有强烈的经世倾向,书院文学的境界和气象由此阔大。文学教学注重分体研习、循序渐进、书目指引、示范评改。文学风格主要有两种,一是张之洞提倡的“清真雅正”,二是王闿运引领的“古雅绮靡”。书院的日常活动包括抄书、讲谈、考课、批阅、宴游等,文学教学与生活体验融为一体。总体来看,尊经书院的文学教育是审美的,也是功利的;是当下的,也是传统的;是学术的,也是生活的。它以儒学为学术本位,以文体为教学支点,向外融合“科举”“经史”“经世”等社会价值,向内关联“功名”“风格”“日常”等人生体验,是具有“文学与文化生命整体性”的“大文学”教育。理解近现代以来“大文学”观的发生,书院是一个绝佳的观察窗口。     

近年礼学研究综述

在传统经学中 ,礼经学是一门显学。《皇清经解》收录的经学著作中 ,“三礼”学的占总数的 2 0 % ,而在《皇清经解续编》中 ,上升到 2 8% ,足见古人对礼学的重视。可是 ,进入 2 0世纪以来 ,特别是 50年代以后 ,由于学术视角、价值取向的转移 ,礼学遭到大陆学术界的冷落 ,几乎被人遗忘。只是在讨论孔子与荀子思想时 ,才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一些礼的问题。文革结束后 ,随着新时期学术事业的不断繁荣和发展 ,礼学日益受到重视 ,老一辈学者发表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如顾颉刚的《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1 979)、沈文倬的《略论礼…     

博综深究著意精微--评《四书集注与南宋四书学》

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认为宋代是“经学变古时代”。的确,两宋时期由于疑经惑传思潮的兴起,儒家五经的权威地位开始发生动摇,王安石撰《三经新义》,是第一次挑战汉唐经学的义理之学,正可反映人们对此前汉唐经学的厌弃。不过,在南宋立国之前,五经余威犹存,在士大夫的心目中,仍是学术之核心,修身治国之圭臬。但是,由于义理之学的持续高涨,到南宋乾道、淳熙之时,以朱熹《四书集注》的完成为标志,重定“四书”为义理之渊海,其目的尽管没有,其实也不可能达到,但“退五经而尊四书”的过程却告完成。从此,四书一跃而超过五经,成为传统中国学术思…     

陈寿祺与清嘉道年间闽省学风的演变

陈寿祺是清朝嘉道年间的名儒,博学多才,学术造诣高深,于经学、小学、古文辞学等无不深究,著述丰富。他坚持兼收并蓄、关注现实的治学原则,不仅兼采汉宋、会通今古文经,广泛吸收各家学术所长,而且究心“经世致用”之学,形成以“兼通”和“致用”为特征的学术风格。他在主持鳌峰书院期间,以有用之学造士,造就出林则徐、张际亮、林昌彝等一批杰出人才,使福建学术从过去的程朱理学一枝独秀,转变为嘉道年间诸学并举的局面,使古今文经学、经世之学在闽省开展起来。对于处在社会变革前夜的福建学坛来说,陈寿祺的这些努力为该省学术向近代方向转变做了必要的精神准备。     

说晏子“麋鹿之裘”——兼论《晏子春秋》的礼制问题

晏子衣麋鹿之裘,是其节俭的一种表现,后来注家不了解当时鹿裘作为下品之裘的地位,而试图以儒家舆服等级制度来解释这一现象,其说难从。《晏子春秋》与三《礼》时代大致相当,但彼时礼制变化剧烈,三《礼》内部不能一贯,《晏子春秋》兼具史书与子书的双重性质,这些因素使得二者礼制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极为复杂的形态。《晏子春秋》中对于礼制的记录和探讨,不仅可以印证儒家礼制,更可以补其不足,可视作先秦儒家礼学向两汉经学(尤其是齐学)礼学的过渡环节,影响到了后来儒家某些重要礼制的形成。     

经学的缺席:失落了的国学研究

我们首先回顾一下中国经学的起源及发展历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采用董仲舒等用阴阳五行说和《公羊传》相牵合的今文学说用以保护皇权，西汉今文经学在学术上占有优势。西汉末年，王莽利用刘歆提倡的古文经《周礼》作为“改制”的论据，提高了古文经学的地位。西汉经学在黄巾起义后没落了。魏晋时，王肃作《尚书》、《诗》、《礼》、《左传》注，立为博士。“王学”在其时占居主导地位。南北朝时，北方士族南迁。南朝盛行门阀制度，于是专讲区别尊卑亲疏的三《礼》之学大行。南朝经学不拘家法，随意发挥，并受佛教影响，把讲经…     

先秦礼学文献的文学研究视阈考察——以“三礼”为代表

先秦礼学与中国早期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孕育着中国文学的早期形态与文化内涵;“三礼”文献作为先秦礼学的代表之作,更是从各个方面反映出这种复杂的内在渊源,具有一般儒学经典无可替代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意义.厘清先秦礼学与古代文学研究之间的内在关联与视闽状貌,将有助于厘清诸多文学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论来源,显现其中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和礼学史价值,进一步拓展学术研究的宏富视野,加强以“三礼”文献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学专题研究.     

经学起源刍探

<正> 经学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部分,几千年来它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学术文化以及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有密切联系,甚至当代也还有其影响。因此,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科学地研究和总结经学及其发展的历史,是今天学术研究的重要任务。“凡学不考其源流,莫能通古今之变;不别其得失,无以获从入之途。”本文拟就经学的起源问题略作探讨。     

改革开放40年来的宋元明礼学研究

宋元明时期,历史发展出现转向,学术也出现了深刻变化。礼学走出了"疏不破注"的阶段,礼图学兴起并蔚为大观;从宋"荆公新学"到明《五经大全》的经院礼学完全是统治者施行时政、统一思想的工具;士大夫们注疏的三《礼》更多是为了表达自我观点,寄托改造社会的理想。改革开放40年来,宋元明礼学开始受到学者瞩目,学术空白开始被逐渐填补。但是,原先只重视宋元明心性之学的研究,忽视经学研究的传统并未改变;宋元明礼学的文献学工作远未告一段落,明代礼学研究尤然。宋元明礼学渗透政治生活的具体方式研究更是阙如。将来这些领域存在广阔的学术增长空间。     

廖平治学观点的若干考察

清末今文学家廖平早年喜好宋学,曾言“予幼笃好宋五子书八家文。”(《经学初程》)但不久由于对宋学的空疏不满,兴趣开始转向。自述“丙子(1876)从事训诂文字之学,用功甚勤,博览考据诸书。冬闲偶读宋人文,不觉嫌其空滑无实,不如训诂书字字有意,盖聪明心思于此一变矣。”(同上)廖平早年对小学确实花费不少精力。张之洞在蜀任职时,廖     

20世纪中国“三礼”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20世纪中国的"三礼"研究涉及面广,"三礼"本经所记之名物制度、思想学说,"三礼"学文献之版本、辑佚、成书问题以及历代学者之"三礼"学,均有涉及,出版了不少专著,发表了一些高水准的学术论文。20世纪的"三礼"研究突破了传统经学的考据法,研究视角多样化,从而在一些学术公案的探讨上多有突破。但是,20世纪中国的"三礼"研究所受到的重视程度远不及《周易》、《尚书》、《诗经》等儒家经典,"三礼"研究谈心性的居多,谈礼制的较少。未来的"三礼"研究要想有所突破,应该在传统经学考证方法的基础上,转换研究视角,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清人经典诠释的取向及特色——以“三礼”诠释为中心的考察

明清之际的学人深感王学末流空疏之弊,他们在经典诠释中寻求经世良方,颇具实用意味的“三礼”遂进入他们的诠释视域。乾嘉学人“三礼”之学的背后,有对社会秩序建构的深沉思索。在晚清危难的时局下,传统士人通过“三礼”从而阐发经世致用思想。清人“三礼”诠释的求实精神,体现在他们于“三礼”经、注、疏之辨疑,以及他们无汉宋门户之见。清人的“三礼”诠释的规模之大,内容之广,程度之深,可谓空前。清代“三礼”的校勘、礼图、礼例等方面的研究皆有集成特点。     

礼学思想在朱子学中的意蕴

礼虽以"义"为尊,然限于以章句训诂、名物制度考证为内容的学术范式,经学家并未充分重视礼学中的义理思想。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家在接续经学研究范式的同时,又推阐礼学中的义理内涵,从而使礼学研究既坚持以"刑名度数"为研究内容,又涵摄了"礼尊其义"的思想。朱子后学陈澔赓续朱子礼学思想,并从礼所涵括的"成德器之美"与"明用器之制"两个方面去重新诠释《礼器》篇所蕴含的哲学思想,终因其《礼记集说》立于官学而产生深远影响。     

宋代学术史上的荆公新学

宋代学术史上的荆公新学吕云飞荆公新学又称“王氏新学”、“临川学派”、“三经之学”、“熙丰之学”，是北宋中叶有重大影响的学术派别或学术群体。它因该学派的领袖和创始人王安石是江西临川人，晚年封号“荆国公”，学者称王荆公而得名。冠以“新学”则是北宋时洛学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