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体西用”——汉语思想界的百年困结(下)

文明的冲突总是不同的“先见”或“前见”之间的冲突。中、西遭遇百年来的汉语思想史即是中国思想界执持中国文化之“体”、之“先见”回应西学和西方文明体制的历史。思想界经由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等实践层面的“试错”一步步由“夷夏大防”之“体”退守到放弃“民贼”专制体制以保国、保种的“国权”、“族权”之“体”,实际上已一步步经由历史经验的先验还原回到中国文明体制之先验形式最深处——亦即回到中国文化之“公”、“私”观 ,回到中国文化一向所本的正义论根据。然而 ,退到此处的中国思想界终于未能以深切洞明的反思之思求证本文明先验形式及以此为据的“先见”的先验性之真伪 ,从而终于不能免于对西学和西方文明体制的一再误读与误植。汉语思想界循此陷入的困结和汉语生活世界引入之“现代性”的伪现代形态与接踵而至的民生苦难 ,始终与此一未经反思之思 (先验还原之思 )清理的“中体西用”立场紧密相关。解开汉语思想界百年困结的首要任务即是以反思之思求证思想界自身所本之先见和本文明体制先验形式先验性之真伪     

对康德先验演绎中“我思”的解析

康德先验演绎中“我思”(“统觉”)历来被认为是康德哲学之谜。本文试图通过对康德“我思”的两层含义——“我思”表象与“我思”之先验性——的基本归纳、揭示“我思”过程内在地包含着“思”与“我”的矛盾关系,从而合理地解释康德之所以陷入循环论证的必然性。     

神圣与世俗的先验根——试论先秦性情思想

：神圣与世俗是对生命世界的不同理解,而先验情感乃是作为神圣与世俗的生命世界的先验根基,这是康德的审美判断力批判,以及受其影响的西美尔的宗教哲学的重要启示,在 《 性自命出》和 《 中庸》关于人性和情感的思想中,也充分蕴含了这种考量。“ 性”作为使情感成为情感、使天命得以澄显的先验性和形式性本原,是理解儒家和道家之宗教哲学思想的核心,而自由是这种先验 情感的本性。     

中学、西学与东学——现代汉语诗学话语主体的知识结构与话语立场

由于代际与经历的不同,现代汉语诗学话语主体呈现出复杂的知识结构,要么侧重“中学”,要么侧重“西学”,要么学贯中西,但在中学与西学的两极之外,还有关于日本的学问与经由日本传入中国的学问,我们称之为“东学”。中学、西学与东学的知识变奏,使得现代汉语诗学话语主体也在理性、自由、激进、保守等不同话语立场的辩驳与冲撞中,将现代汉语诗学话语演绎得淋漓尽致、丰富多彩。     

中国武术发展的三重进路

中国武术发展的三重进路是从体育走向文化进而迈向文明的继承与扬弃的演变历程。通过体育化,武术迈出了近代发展与变革的第一步,但完全西化的模式显然有悖于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为打破纯体育的桎梏,武术经历了文化反思与重铸,但这一“文”化的过程却忽略了武术文化之“武术”,而仅对“文化”泛泛而谈,使其陷入进不去文化也走不出体育的“围城”。对于新时代的武术发展,需站在人类共同价值观的立场,唤起对武术的文明认知与文明自觉,以“文明”的先验性理论预设激活武术的内核特质,弥合体育之武术的东西代际,廓清文化之武术的时代迷雾,构建起既不脱离世界体育发展大道,又不失民族文化特色的武术发展体系。     

超越的美学体系--从胡塞尔现象学看《二十四诗品》

文章把胡塞尔现象学作为认识工具来重新理解《二十四诗品》。认为《二十四诗品》所描述的诗人经由近似于“现象学悬搁”与“先验还原”的反思道路之后,超越“纯粹意识”的操作性,获取以虚静人性为根柢的审美心胸;当这种纯净的意识统摄其意向对象时,诗人超越“先验构造”的异质性,当下洞见对象的本质,全然成立其审美创造。运用现代的理性认识工具发现《二十四诗品》基于感性的根基,建构了超越的美学体系,相信有助于拓展其在现代语境下的研究。     

杨简的“知止”工夫诠释

“知止”及围绕该概念形成的一系列范畴，构成了宋代心学代表学者杨简工夫诠释的重要内容。“知止”工夫包含了“本心”至善的先验性、自发自止的主体性以及心意合一的顺向性诸层面。人人皆具有正直向善的、本静本止的“本心”,只需充分发挥“本心”的能动性与独立性，则体虽常寂而思虑酬酢应用无穷，这便是杨简所追求的、寂感合一的“知止”工夫。杨氏希望以此消除“意”对心体的拘执，以无思无为之“止”实现道德主体之超越，并将其落实到孝悌慈爱的日常践履之中。     

怀特海哲学的现象学之思

怀特海在其宇宙论的建构中有着已由胡塞尔所开启的现象学之思，即通过现象学的还原实现了对“误置具体性谬误”的批判，从而达到当下经验的明证性。而作为最大主体性的上帝，则有着与胡塞尔之先验自我的同质性。     

中国法治的百年危机

近百年来的中国法治之路并没有从实践上说明,中国是否确实应当实行法治.在各种反思中人们一般将目光锁定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性上,却鲜有人明了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之精义,由此在民族救亡中的彷徨与羁绊、旧学与新知、革命与改良、制度与学术等交互在一起,构成复杂的难题.但是,西学之法律技能以及其所属的知性文明与以中国为代表的心性文明所攀升的哲学观念,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百年危机的根源.     

"反思前的我思":真正地回到事实本身--论萨特对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搁置

笛卡尔把所有的事物都来怀疑一次,怀疑到只有“我在怀疑”这一当下最后的怀疑而不能怀疑为止,发现我在怀疑以我的存在为支撑点,由之而得出了哲学的第一原理：“我思故我在”。站在现象学的立场上来看“我思故我在”,由于笛卡尔自我的经验化、实体化,笛卡尔的“我思”还没有达及自我的意会之知,不具有自我明证性的“是者”,近代哲学确实性的支点动摇了。萨特以“反思前的我思”来置换笛卡尔的“我思”,就是认为“我思”不是原初意识,不是那道始源性的“光”,没有回到事实本身、回到人与世界的最初关联。     

论康德先验哲学美学及其研究之难题

康德先验哲学是古希腊哲学到现当代西方哲学的转折枢纽,是观念论(理念论)到现代哲学人类学的主体机能结构论的中间环节。从族类经验的“积累起来的遗传”开始,中经主体的先验性存在,终结于哲学人类学的心理结构论,这是先验哲学在人类心理历程中的运行轨迹。因之,研究先验哲学的思维方式,与研究一般哲学(或后验哲学)的思维方式,在路向上是相反的。同时,康德先验哲学(含美学)是一个庞大、丰富而复杂的矛盾体系,其理路是“心理—逻辑”二重结构的波动与纠合,它的运行必然突破任何单一的理论框架与逻辑—贯性。“康德现象”就是各种矛盾冲突的相互纠集,共争互荣的现象。这正是康德哲学美学的内在生命力与多维的理论生长点,它构成了康德哲学美学的广阔的解释空间。这也是研究康德哲学美学之难题。     

晚清出游西方者的惑与达

晚清出洋者行游西方，获得了对西方社会的直观认识。于器物层面，他们惊诧近代科技的进步，对其进步动因感到困惑，但他们将西方科技源头纳入东方，为西学在中国思想体系内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于社会习俗，他们惊诧西方“尊女”之风，但他们以“从其国风”保留那份对传统的尊重。无论是困惑还是达观，不违背传统，“西学中源”和“从其国风”有异曲同工之妙，都为吸收西方文化提供了便利。通达看待西方报业则显示了晚清思想界发生的某些积极变化。     

海德格尔对早期希腊思想家的筹划与阐释

通常,被视作前苏格拉底哲学的早期希腊思想家的旨趣是对宇宙“始基”的探究,海德格尔凭借思之强力穿过哲学史重返这一题域,他的“返乡”是返回思之源头。他以希腊本真的方式来切近希腊早期思想家的思,通过对话使早期思想家的思现出本真形态,从中获致带上前来的灵感和力量,经由“夺出”其所未言者,他对早期思想家的筹划与阐释别有意味。经过爬梳,他为新时代肇端的开启和思之转向及其对现代技术的克服敞开了得以可能的境域,也使他的存在之思现出早先的“神”情和“命运”的基调。     

“技术—文化”与数字时代中华文化的复兴

中华文化曾长期居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前列,但18世纪以来,西方借助工业革命的技术优势构建起强大的文化霸权,统驭世界数百年之久。当前,中国已经逐步实现“数字崛起”,成为影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变量,世界技术文化格局正在发生显著“位移”。在数字时代,中华文化的复兴具有深刻的“技术—文化”逻辑：以14亿多人口为基数的海量数据形成了巨大的规模效应;汉语和汉字为中华文化的数字复兴提供了深层“先进性”基础;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特质决定了中华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具备对西方竞争型文化的哲学超越;五千年的文明累积可以为中国数字文化产品激发无尽的活力;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具有超越资本的宏观布局优势。     

探寻现代中国的文明基础：康有为的文明论述与东西文化论战的开端

康有为在20世纪初较早地通过区分文明的物质层面与道德层面,发展出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各擅胜场的论述,下启东西文化论战。“一战”爆发呈现的欧洲文明危机与袁世凯复辟呈现的民国初期的共和危机,激起了两种截然相反的主张,陈独秀持东西方文明不可调和论及“全盘西化论”,反对辜鸿铭以中国文明拯救欧洲文明的主张,形成针锋相对的格局,清晰显示现代中国建构的文明基础问题,已经与王朝时代的夷夏之辨很不一样。更多论者主张东西方文明调和论,李大钊、杜亚泉等人在1916年前后已经提出其中的主要问题。东西文化有何差异、孰优孰劣、能否调和、如何调和等议题的展开,呈现了共和制新生时期的中国思想界探寻现代中国新的文明基础的重要一步,也是现代中国知识思想转型的重要一步。     

神话为何属于文学研究？——以晚明、晚清西学分类为起点

晚明是华夏第一次对西学大量译介和争论的时期,晚明士人对西学分类的认识、以及西人介绍西学时的策略皆能体现中西文化最根深蒂固部分.晚明西学分类的次第观念为文学（教育之用）→医学、海学等等→理学→天学,只有本土理学、天学才是正统.晚清士人受此影响并参入新因素,即在“学”与“理”中间加入“政”,形成器物之学→制度之学→文化之学的递进关系观念.在此基础上,晚清传入“神话”——这种外来“知识”仅关乎古希腊等异邦的“神”之故事,它既无法对应中国的“天”之内容（历象、人伦、物理、祭祀、五帝、祖先等等）,也无法抵达“格物穷理之大原本”,仅有启迪民心的教育之用,从属于“文学”.受此观念影响,中国神话学逐渐从属于文学研究.尤其在当下学科建制中,神话研究者基本集中在民间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学科,这促使学界需要更深层反思中国现代学术史观念,以及“神话”及神话学何以能更贴切本土文化问题.     

康德自评先验哲学之价值与问题——《康德书信百封》综评

通观《康德书信百封》,并参证于康德三大批判,见出先验哲学体系的巨大理论贡献:在“经验论—理性论”二项对立中,推出超越的新平台“先天综合判断”及其如何可能,这是先验哲学体系得以拓展的母胎;从二项对立的相关系统中,向下伸延至自然规律与个体的“天性禀赋”,向上伸延至“道德理性”与“人是目的”,以巨大的张力结构成就了康德庞大的人类学智慧框架,同时完成了先验体系之道德形而上学的最高理想;从“现象—物自身”最高思维阈限的二分双向关联结构中,把西方“尽理”的抽象思维形式推向极致与神秘,它构成康德先验哲学中最重要的“范导”原理,它冲击且中断了一切传统的思维方式。若孤立地、单方地问“物自体是什么”或“现象是什么”而不作出“超越的区分”,不明确其作为纯思维形式的范导原理与功能,则必然加深“康德之谜”而难以自拔。然而先验哲学体系的“硬核”与问题,却正是对“物自身”及其二分关联结构的把握以及“超越的区分”——这是通向“康德之谜”的大道。     

正义即和谐:晚明西方政治哲学的东渐——以“西学治平四书”为主要文献依据的考察

晚明西方政治哲学东渐之最主要的汉语文献,是意大利耶稣会士高一志撰写的《西学治平》《民治西学》《王宜温和》《王政须臣》四部著作,可合称为“西学治平四书”.这四本书融汇了自古希腊罗马以来西方政治哲学关于政治权力之合法性来源的理论,关于三种合乎正义的政体形式及希腊哲人关于民选君主制和世袭君主制的论说,关于“议部”议政、君主应服从议部的论述,关于权力制衡和法治的学说,关于如何解决统治者畏惧民众的问题、解决贫富冲突和官民矛盾问题以及如何在税收政策中体现正义原则的理论,其中包含了国家起源于人们相互之间的契约、衡量政体形式是否合乎正义应看其是否以全体人民的利益为依归、法律的权威高于一切、税收应当得到人民的同意等精彩观点,颇能体现西方政治哲学“正义即和谐”的理论特色.这一切,向明清之际的中国哲人展现了一个既陌生而又极富吸引力的新的政治哲学慧境.研究“西学治平四书”等文献,既有助于深化目前的西学东渐研究,也有助于理解明清之际中国哲人的新的理论创造.     

朝鲜王朝后期北学派思想中的西学因素

朝鲜实学中的北学派产生于祸乱不断、民不聊生、百废待兴的17世纪。彼时,西学东渐之风已通过赴京使臣这一媒介以汉译西学书籍、西洋器物等形式传入朝鲜王朝。在内外因素作用之下,北学派选择自主开放的态度,在“崇明排清”压力下力主学习“清欧文化”,试图以此来改变本国落后的状况。尽管北学思潮曾给朝鲜思想界以冲击,但并未动摇朝鲜传统的统治思想与根基,最终未能使朝鲜社会走上近代化道路。     

文学研究中国化的历史选择

20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经历了三次重大变化: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约50年间,以进化论思潮为核心的西方文明强烈地冲击着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中国文学研究走向了现代化的过程;20世纪中期以后占据主流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又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世纪之交,中国文学研究汲取百年精华,从外来文明与传统文明的交融中正悄然经历着第三次意义深远的历史转型。它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中国文学研究如何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理论观念的更新与文献积累的深厚,是促使中国文学研究从“西方化”到“中国化”转变的根本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