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义之勇”与“血气之勇”:荀子对儒家勇观念的诠释

荀子之"勇",学界鲜有论述。"勇"作为一种道德能力与实现自我的道德驱动力,其内涵与个体道德和社会道德相关涉。"勇"一方面具有成物的特性,勇行强调的是追求社会性的道德生活,合乎仁的社会品格和价值理想;另一方面又具有成己的自我实现作用,勇是自爱,能提撕行为主体以道德勇气,进而成就自我道德人格完善。荀子将勇分为"仁义之勇"与"血气之勇"。"仁义之勇"以仁为形而上的道德支撑,以耻辱之心为道德"启动装置",在经验世界中使道德主体护守德性生命的尊严;"血气之勇"属于匹夫之勇,受情绪、激情的驱使,它是在道德理性被遮蔽的情况下对外部境域变化产生的生理应激反应。对儒家勇观念作哲学层面的剖析,有助于今人全面深入弘扬儒家勇武精神,发掘儒家勇观念的现代价值。     

《论语》中的勇:历史建构与现代启示

<论语>中"勇"字具有几种不同含义,集中表现在"子路之勇"论说上面.<孟子>、<荀子>中勇之类型学均致力于勇者人格的塑造,其"大勇"、"上勇"之"大丈夫"、"士君子"之德性既有内圣挺立之一面,亦兼有外王之内涵,而此勇者之原型游弋于"曾子之勇"与"文王之勇"之间.降至宋明理学,"勇"之论说生面别开,"颜子大勇"的论说成为各种"勇"论的主调,仁、智、勇三达德的排序亦成为"成德"与"入德"关系问题而得到专题讨论,勇德内敛为一种内在德性生命的品质.至近代,面临列强觊觎之危局,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士人重塑"勇"传统,"孔子大勇"定下了<中国武士道>一书的基调.胡适之<说儒>实属重谈"梁调".现代儒家的义理建构中,"勇"几乎不占有任何地位,作为"三达德"中的一目,勇德几近形同虚设.在"英雄社会"、"圣贤社会"不再的"当今时代"之中,还有无必要谈论"勇"以及如何谈论"勇"?他山之石,或可给予我们启发.     

“浩然之气”孟与“大丈夫”之德——孟子“勇”思想探析

孟子尚勇,他认为真正的大勇是深明大义,能够通过自反而作出进退选择的“理性”之勇,是合于气节、道义,敢于担当的道德之勇。孟子以气养勇,以义配勇,崇尚‘啥生取站’,其勇与“心”、“志”、“气’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一种体现情感与行动统一的德性。勇的培养需要立其志,养其气,从而最终形成其理想人格——“大丈夫”。     

孔子之"勇"

什么叫“勇” ?孔子及其后学有一整套的理论 ,本文集中地探讨了其中关于“勇”的理论 ;孔子的言行中常常表现出超人之勇气 ,事实证明了孔子是其所倡导的勇敢论的实践者。     

中国人勇气量表的建构

通过对前期系列研究结果的梳理,发现包含个人取向与社会取向两个方面各3种特质的中国人勇气人格结构。根据理论构想,在3次预试共调查2213名有效被试的基础上,编制出中国人勇气量表。多次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都支持中国人勇气量表的结构,两种取向分量表均包含坚毅之勇、突破之勇和担当之勇。使用正式量表5次共测试1989名有效被试以检验量表信效度,结果表明该量表的信效度较好。?更多还原     

道德哲学视域中的勇敢及其变迁

勇敢与勇气是紧密相联的,但也有区别的。勇敢是高尚的、理性的、多样的与有差异的。勇敢不仅是个体之所需,更是家庭、社会与国家之所需,因而勇敢是重要的。勇敢的产生与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但又不能使之绝对化。勇敢也是流变的,在现代性社会,理性之勇取代了尚武之勇,而且坚韧被视为勇敢的最基本样式。与之相随的则是个体的血气之勇日渐式微,这也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道德冷漠。     

论体育唤醒与培育当代社会"勇德"精神——基于儒家伦理文化的研究视角

"勇德"是人类社会重要的传统美德,在儒家的理想人格中,"勇"与"仁""智"并称"三达德",构成了人格行为规范的中国传统伦理文化根基."勇德"是"勇"的行为结合"仁""智""义"等个性品质而表现出的德性精神,是人的勇力素质、勇气品质与勇敢精神的综合体现.体育的教育本质承载着人的勇力素质、勇气品质与勇敢精神的培养重任,与儒家伦理文化中的"勇德"精神的基本内涵存在着高度契合.针对当代社会"勇德"精神缺失导致中国伦理道德下滑及社会责任感、安全感、信任感缺乏现象,体育独特的、实践性的、向善性本质是唤醒与培育勇敢担当、见义勇为等儒家"勇德"精神的最佳途径.     

幼儿勇敢品格的理论解析及培育建议

勇敢作为儿童的必备品格之一,对儿童的幸福生活和全面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透过“历史掠影”,我们发现勇敢具有中 性的勇、道德的勇、道德勇气三层含义。通过“地理定位”,我们认为幼儿勇敢品格是勇敢这种基础品格中的初级阶段,其培养 目标应该是重点实践中性的勇,初步体验道德的勇,简单了解道德勇气,幼儿勇敢品格与信任、自律、坚忍三种品格相互关联。 通过“样貌描摹”,我们将幼儿勇敢品格阐释为幼儿为了做自己知道是正确的事情,克服对困难、疼痛、危险等的本能恐惧的精 神和行动;幼儿勇敢品格的结构是恐惧、目的和行动的交叉;幼儿勇敢品格包括身体勇敢、心理勇敢和道德勇敢三种类型,并表 现为具体的若干发展目标。在上述分析基础上,建议幼儿勇敢品格的培育可以从创设积极的教育环境、采用适宜的教育方式, 以及避免勇敢的教育误区几个方面予以努力。     

羽卫黄昏：崇祯朝与南明时期勇卫营研究

勇卫营设置于明末崇祯年间,由四卫营、勇士营改编而成,是崇祯帝即位后京营改革的关键一环。勇卫营虽称天子禁卫,却常年四方作战,或北御清兵,或南征流寇,战果颇著,是明廷倚重的重要军事力量。崇祯十五年（1642年）,督理勇卫营太监刘元斌因“杀良冒功”被崇祯帝诛杀,成为勇卫营重要的转折点。“杀良冒功”并非刘被杀的真正原因,是否存在杀良冒功之事亦存疑,这恰是崇祯朝政治气氛的独有特色。甲申之变后,南明各政权亦设勇卫营,但其战斗力不可与崇祯朝勇卫营相论,且常成为各方夺权斗争的主角,其命运与各政权兴衰息息相关,并最终与南明政权一起灭亡。勇卫营的历史是晚明军事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见证了晚明政局的发展变迁,也是晚明朝廷政治公信力崩溃的真实体现。     

孟子“三辨之学”平议

孟子志在救治功利主义横行的整个战国时代,以“人禽之辨”拔本塞源,以“义利之辨”崇本息末,以“王霸之辨”治乱救弊,旨在开显一种不仅可为当世开太平亦可为万世开太平的修身治世之道。这是平议孟子“三辨之学”,澄清后人误解或创造性诠释,避免厚责古人或厚诬古人的重要线索与研究基础。由此出发,可以清晰判断古今学者有关《孟子》“三辨之学”的代表性观点哪些分别与孟子的“本有之意”“当有之意”与“未有之意”相对应,从而有助于在对孟子尽可能平实了解的基础之上,还原《孟子》义理架构的本来面目。      

子路“侠义之勇”与子夏“仁知之勇”比较研究

＂勇＂是儒家＂三达德＂之一,它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子路和子夏同为孔门高徒,然而他们身上的＂勇＂却各具特色,子路所表现的是一种＂侠义之勇＂,而子夏所展现的是一种＂仁知之勇＂。通过比较两人＂勇＂的特点,有助于我们认清儒家之＂勇＂的内涵,分清生活中的＂小勇＂和＂大勇＂,发扬儒家之＂勇＂的精神。     

孟子心性论的逻辑架构

在战国中期的人性论思潮中 ,不同于告子 ,孟子认为 ,完整的人性结构包括义理当然性之性、生物性之性两个部分 ,其中前者居于关键地位。通常所说的“性善论” ,实际说的就是义理当然性之性是善的。性善论也具体地展开为两个方面 :“性本善”涉及了本体问题 ,解答了道德实践所以可能的超越客观的根据 ;“性向善”涉及了功夫问题 ,解答了道德实践所以可能的内在主观的根据。为了进一步彰显性善论的道德激励功能 ,孟子继而原创性地开启了“以心善言性善”的基本思路 ,并揭示了“四心”与“四德”的微妙关联 ,最后把“本心”既解释为本体论的实在 ,又解释为存在的过程     

论周秦儒学勇德类型及其当代创新

当今世界，国家与人民的发展面临着复杂艰巨的内外双重困难的挑战。突破困局和坚持自我的前进道路上都需要源源不断的勇气、恒定不改的勇德。现实的勇力、勇气转化至抽象的勇心、勇志乃至勇德，“勇”的正面价值的发扬、负面作用的抑制，其中自有历史的路径与规律。周秦儒学诸子，特别是孔子、孟子、荀子，对勇与勇德问题都有专门论述，并将勇德精神高标为至德，区别出二分、三分类型各一种，两种四分类型以及其中蕴含的一种六分类型。周秦儒学对勇德问题初步的体系研究，相关的理论与实践可资今人借鉴。     

生存的勇气

生存环境中有两样无形无质,却最不能缺少的东西:外在的空气和内在的勇气。这里所说的:“内在的勇气”,不是那种冲锋陷阵、冒险犯难的“英雄之勇”;而是一种外对形势境遇、内于立场良知,无畏无愧、明辨是非之勇。例如:     

朱熹《中庸章句》对“知、仁、勇”的诠释

朱熹《中庸章句》对“知、仁、勇”的内涵作了诠释，认为“知、仁、勇”意在“择善”而“固执”，而且该三者既有区分，又互相关联；重要的是，朱熹对于“知、仁、勇”的诠释还与“中庸”结合在一起，而且特别强调必须以“诚”为根本。这可以为当今建构新的核心价值观提供更大的思想空间。     

君子道者三——孔门修养论刍议

成为君子,是儒家学者共同追求的目标。《论语》中,孔子与门弟子的相关语录及对话,已经为君子概念及其修养方法定下规模。具体讲,君子之修养以“智”、“仁”、“勇”三“达德”为起点和路径。虽取径因人而异,但三“达德”之间并非彼此孤立、没有层次。相反,三者互相含摄、互为基础。在“上智”、“大仁”、“大勇”的至高点,三者合而为一。此时所达到的道德之完成形态,亦即圣人之境。     

东夷西夷之辨与圣人的中国之志 ——《孟子》“符节”章考释

《孟子·离娄下》“符节”章将舜、文王分别视作东夷、西夷之人，认为这两位圣人虽然身处的时空差异巨大，但“得志行乎中国”则是相同的。此章包含考据、义理两个面相：前者侧重东西五地与“夷”的历史地理考据，后者侧重先后千年与“圣”的儒家义理辨析。考据、义理同为重头之戏，但重中之重又是义理。以“夷”为例，赵岐、朱熹等人将其与“中国”对言，解作“夷服”,表达了文化性的民族地理观，旨在彰显夷夏之辨；毛奇龄将“夷”解作“一边”而与“中国”对言，表达了方位性的国家地理观，旨在消弭夷夏之辨。夷夏之辨从内含到消弭，曲折地体现了中国文明如何扩展为世界大同的路径依赖。以“圣”为例，这一路径依赖鲜明地体现为圣人的中国之志：假如事事处处、始终如一地以舜、文王为符节，所有道德实践主体均能成为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由此可见《孟子》单章研究的学理价值及其必要性。     

儒家“知、仁、勇”思想的当代价值

挖掘儒家“知、仁、勇”思想的当代价值,可以为人的生命实践提供哲学指引。从《中庸》的相关原文出发,分析“知、仁、勇”在中国传统思想体系中所体现的内涵及其关系。分析认为,《中庸》提出“知、仁、勇”思想是基于儒家对人的精神价值及其人格生命的高度关注和肯定;儒家“知、仁、勇”思想的精神智趣及其道德价值对当代社会人们道德信仰缺失和道德体系重建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论中国古代美学中的社会美与人格美

先秦儒家已具有明确的积极的社会美与人格美意识,其代表性语词是“里仁为美”与“成人之美”。社会美以“仁”为核心,家庭和乐、上下人际关系和谐,百姓丰衣足食,“天下大同”是美之极致。人格美,不同于道家以“柔”为人格之本,主张刚柔相济并以刚(“刚”、“勇”、“直”、“敏”)为主导,因此而有孟子提倡的正气浩然的“大丈夫”人格与荀子理想中的“全”而“粹”的“至文”人格。     

孟子的人格自由论研究

人格的独立性是孟子“人格自由论”的立论前提，这也是孟子以及有骨气的知识分子与无道的统治者尖锐对立的必然结果。“诚”既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体实在，又是人道与天道彼此摩荡的本体基础。因此，“诚身”、“明善”既是形而下的工夫也是宗教性的提升，由此而与天相接，焕发出了人性中美、大、圣、神的创造性。《孟子》的“知言养气章”由以言养勇、以气养勇、以志养勇三个阶梯构成，在比较中显发“浩然之气”的主体人格。三者彼此激发，富有内在的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