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国殇》与《九歌》

《九歌》是屈原在民间“九歌”基础上写定的 ,可以认为是屈原所作或创造的。《国殇》是为牺牲的楚国将士而举行驱鬼活动的主祭歌。《国殇》以外的《九歌》其他篇 ,主要是表现对九位天神地的恭敬、赞美和依恋 ,《九歌》中的神、巫、人、鬼关系 ,就是一个由人和巫迎请神、送行鬼魂的过程     

论《国殇》为秦人所作及其相关问题

《九歌·国殇》一篇之作者、作时及创作主旨,传统认为乃屈原为纪念楚国历年战争中为国牺牲之将士所作。但从《国殇》与《九歌》它篇风格之迥异及其语词绝不类于屈原所作《楚辞》它篇来看,《国殇》不仅非屈原之所作且也非《楚辞》之所属。而从《国殇》与《诗经.秦风.无衣》风格及《汉书》等文献所述秦人风尚之比较来看,《国殇》之风最近秦人。而考之《史记》等相关文献,《国殇》最有可能为秦人纪念在长平之战中死去的国中少年所作,其时间当是长平之战后即公元前260年后这一时间段。     

《国殇》探讨

一、《国殇》与《九歌》的关系作为诗歌名目的“九歌”,来源很早.《离骚》中有“启《九辩》与《九歌》兮”,“奏《九歌》而舞《韶》兮”,《天问》也有“启棘宾商,《九辩》《九歌》”,似乎远在夏朝就出现了.《山海经·大荒西经》里也有“启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九歌》以下”的传说.《九歌》其实是屈原取民歌的形式,假借神鬼之名,抒发个人情感之作.也许是羡慕民间《九歌》之美,于是把自己的作品也命名     

关于屈原《九歌》研究综述

古今研究者讨论的问题主要有三方面:(一)《九歌》的作者及写作年代。王逸认为《九歌》是屈原被放逐时所作,而朱熹《楚辞集注》则认为屈原在放逐期间仅仅对《九歌》作了修改润色的工作。郭沫若同意屈原作《九歌》的观点。游国恩则认为朱熹的说法接近事实。郭、游都认为《九歌》当是屈原早年得志时的作品。 (二)关于《九歌》的篇章次序。《九歌》共十一篇,王逸所列顺序是:《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从前注楚辞者,因为拘泥于九的数目,或合并《山鬼》《国殇》《礼魂》为一篇;或合并《湘君》《湘夫人》为一篇,《大司命》《少司命》为一篇,以求符合九数。不少研究者反对这种作法。姜亮夫排列《九歌》的次序为:《东皇太一》《东君》《云中君》     

《湘君》、《湘夫人》臆说

屈原《九歌》包括十一篇;《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所存问题颇多.比如,篇名之缘由何在?《国殇》是否当“不入《九歌》之中”?笔者认为《国殇》并非刘永济先生论定的太史公所读之《招魂》,是祭祀神灵,而非人鬼,当属《九歌》无疑.《九歌》除送神曲《礼魂》外,每篇祭祀一神,共祭祀十神,但其中湘君、湘夫人实为一神,即“湘灵”.九歌是九神之祭歌,这便是《九歌》得名之由.本文在上述整体认识之下,从抒情线索、语言特色,论证《湘君》、《湘夫人》是一篇之二章,探讨了屈原将之断为二章的原因,并指出后人因混章为篇而出现九歌祭十神的难以理解的事实.笔者好奇,是非得失容或不同于通人,然“道并行而不悖”,要亦无伤大雅也.     

《国殇》的创作背景与自卫型爱国精神

本文较充分地分析了屈原《国殇》的创作背景，并从理论上将爱国主义区分为“自卫型”和“扩张进攻型”两种，认为在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中，“自卫型爱国精神”占据主导地位并获得历代中国人民的认可。而最早充分体现这一精神并对后世具有示范意义的诗歌作品，就是屈原的《九歌·国殇》     

论《九歌》非同时所作

关于《九歌》的创作年代,说法甚多,归纳起来主要为二种,一是以郭沫若、游国恩为代表的早期说。郭沫若在他的《屈原赋今译》《九歌》题解中说:“由歌词的清新,调子的愉快来说,我们可以断定,《九歌》是屈原未失意时的作品”。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亦说:“《九歌》是屈原在民间祀神的乐歌的基础上,为朝廷举行大规     

《荀子》“庄(足乔)起楚分而为三四”和《楚辞·九歌》(上)

《楚辞·九歌》是在什么年代、什么情况下写作的?它关系到十一章歌辞的作者、目的、性质和内容理解,是研究《九歌》的一个重要问题。古今学者,对此作了很多努力,在许多见解中,孙作云《论国殇及九歌的写作时代》(《开封师院学报》1956年创刊号)我认为是比较可取的。孙先生以《国殇》“壮杀尽兮弃原野”,“平原忽兮路超远”,“援玉枹兮击鸣鼓”和“子魂魄兮为鬼雄”四句为依据说:歌辞“专言战败,而且败的极惨”;“其地必去     

《九歌》为祭歌说献疑

屈原的《九歌》是一组什么性质的诗歌?对此,历来有不同说法,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祭歌说”。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云:“《楚辞》中的《九歌》是屈原在民间祀神的乐歌的基础上,为朝廷举行大规模祀典所创作的祭歌。”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说“《九歌》是一套祭祀神鬼的舞曲”。司马昶根据《汉书·郊祀志》记载的“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福助、却秦军”一语推测《九歌》是屈原奉怀王命作的捌神之词(见《屈赋微》)。《九歌》是祭歌吗?对此,笔者颇生疑     

《楚辞·九歌》的写作年代辨析

关于《九歌》的写作年代,人言言殊,主要说法有三种:一是全作于屈原青年时期,是屈原在政治上得意时的作品;二是全写于屈原被顷襄王流放于沅湘期间,是屈原晚年失意之作;三是写于为楚怀王疏远而退居汉北的一段时期。 笔者认为,《九歌》十一篇,有作于屈原青年时的,也有写于他晚年的,作于前期的是屈原为楚王室制作的祭歌,写于后期的是他采用民间祭歌形式创作的抒情诗。 关于《九歌》的写作年代及为何而作,以东汉王逸说为最早。他在《九歌序》里说:     

论《九歌》中屈原的位置

论《九歌》中屈原的位置张树国屈原在《九歌》中的位置，可说是《九歌》研究中具体而又敏感的问题。《九歌》属于巫系文学范畴，这已为古书记载和现当代田野考察的方法所证明。但关于《九歌》是否作于“楚之衰”就需进一步研究。本文试图揭示《九歌》作品世界的内涵和那个...     

《国殇》研究观点述评

（国殇）是战国时期伟大诗人屈原为祭祖楚国阵亡将士撰写的祭歌，也是一首充满强烈爱国激情的诗篇。尽管它是（九歌）中最质实的一篇，但自明清以来，特别是晚近二十年，学者对之聚讼纷坛，其间虽有颇富新意的见解，但也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今就（国殇）研究中有争论的若干问题，略陈管见，希专家和读者教正。一、《国殇》是否系属《九歌》宋姚宽（西溪丛话）认为（山鬼）和（国殇）不应在（九歌）之内，清李光地（九歌注）从之。在晚近否定（国殇）系属于（九歌）者当中，以刘永济最具代表性。刘氏认为（国殇）写的是祭人鬼，而没有写神巫…     

《九歌》是沅湘间少数民族的祭歌

<正>关于《九歌》的原来面目,最早记载,见于东汉王逸《楚辞章句·九歌序》:《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     

从《国殇》出发分析《九歌》的创作意图及性质

历来学术界对《九歌》的研究存在很大的分歧。特别是在对待《国殇》的问题上说法不一。有的学者主张将《国殇》从九歌中删去,有的则干脆认为《九歌》只是祭祀诗而无现实意义。本文旨在从《国殇》入手来分析《九歌》,从而论证《国殇》不仅是《九歌》的一个部分,而且《九歌》的性质与作者的创作意图也不仅仅只是祭祀,而是有它的现实意义的。     

“《九歌》承王命作于怀王十七年说”质疑——与孙常叙先生商榷

《楚辞·九歌》产生的时代,王逸《楚辞章句》云: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缝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朱子《集注》亦有类似说法。但是,近代和现代学者,对王注多持否定态度。在入正题以前,我们不妨对此作一简单回顾。胡适在《读楚辞》中断言:“《九歌》和屈原的传说绝无关系,细看内容,这九篇大概是最古之作,是当时湘江民族的宗教歌舞。”(见《胡适文存》卷二)游国恩、陆侃     

关于《九歌》的思想意义

在屈原的创作中,《九歌》算是比较奇特的作品。它是以祭歌的形式来表达一种委婉深曲的思想感情,故而人们对于《九歌》的思想意义便产生了许多分歧的解释。自王逸以来多以为《九歌》有讽谕之意,即所谓“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託之以风谏。”但他们往往不顾艺术形象的完整,一味比附历史,寻求影射,结果便难免穿凿附会,故其说多不为现代学者所取。建国以来,主张《九歌》乃纯粹的祭歌,并无讽谕、寄托之说颇盛,而且很有权威,以至为许多文学史著作所采取。“诗言志”这句古训被历代诗人奉为创作的准则。屈原自己也说:“道思作颂,聊以自救兮。”“介眇志之所惑兮,窃赋诗之所明。”由此看来,屈原的写作《九歌》当是有所感而发的。王逸等的随意肢解作品的艺术形象以求讽谕之意,固为我们所不取,但完全否认《九歌》具有讽谕、寄托的意义,恐怕也不是从作品的实际出发。设若《九歌》只是一支     

屈辞篇目再探讨

班固《汉书·艺文志》载“屈原赋二十五篇”,两千多年来,屈原作品篇数与具体名目问题一直歧说不断,迄无定论。文章基于《九歌》篇数探寻,认为“九”当为确数,故《九歌》篇数为九,参之司马迁的记载,从而厘定出班固所记二十五篇具体名目。此外,屈原作品的命名问题历来亦纠缠不休,笔者综合各说,采用“屈辞”一语进行论述。     

神女浪漫爱情文学之分析—屈原《九歌》

屈原是楚辞的开创者,一部《离骚》成就了他“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的旷世英名,他对后世的影响,更是“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屈原刨作的楚辞体作品中,《离骚》是可以与日月争光者,此外,“绮靡以伤情”的就是《九歌》。在《九歌》中,屈原运用浪漫主义手法,把动人的传说、优美的景色、迷离的意境糅合在一起,深情描绘了楚地神女们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开创了富有楚地文学特色的神女爱情模式。本文对屈原《九歌》的特点以及地位进行了分析。     

岁星、哈雷彗星与《楚辞·九歌》系年考辨——与孙常叙先生再商榷

近几年,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孙常叙先生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楚辞·九歌》的文章,把《九歌》和所谓“庄蹻起楚分为三、四”及楚怀王十七年秦楚丹阳、蓝田两次大战挂起钩来,谓“楚辞九歌就是在丹阳败后蓝田战前,楚怀王为战胜秦军,祭祀东皇太一,命屈原而作的”①。《九歌》承王命作之说,     

东皇太一和太阳神——《楚辞·九歌·东皇太一》新解

东皇太一是什么神?从《九歌》本身很难找到内证.它的形象空灵而枯索:“吉日兮辰良,穆将愉兮上皇”说得多么躲躲闪闪,隐隐约约,模模胡胡!绝不似《九歌》其他篇章所描绘的神祗形象那样血肉丰满,生动多姿,泼辣鲜明.“作歌者但致其庄敬,而不敢有慕恋怨忆之心,盖颂体也.”①真是美言满纸,空话一堆.所以许多《楚辞》专家只好把它说成“迎神曲”②,闻一多先生把《九歌》诗剧化的时候也只能把“主祭者”楚王拉出来凑热闹,而让东皇太一半遮半掩地出现在可望而不可即的云端里.③可见在屈原时代,东皇太一的神格已经相当隐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