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分工下长三角制造业升级路径研究

知识、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各地的联系日益紧密,全球价值链分工将世界各地经济体融入到全球生产网络中,改变了传统的国际分工方式及国家竞争力强弱的标准。产品内分工成为主要的国际分工模式,对核心或关键技术的拥有决定了国家(地区)竞争力的强弱和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不同类型价值链竞争优势的来源和价值链治理模式各不相同。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下,基于不同类型的价值链和价值链治理模式,本文探索增强长三角地区制造业竞争优势、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径。     

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制造业升级影响的多重维度分析

已有文献主要从产品内国际分工维度、全球价值链治理维度和中间品贸易维度研究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影响.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实质是"中心—外围"的结构化,推动了分工地位的攀升,同时导致了分工环节的固化,需由低端要素驱动转变为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治理是市场与非市场关系的综合运用,既推动了链条环节的升级,也导致了"低端锁定",需由被动嵌入转变为主动重构;中间品贸易的最终目的是获取企业增加值的核心竞争优势,制造业企业吸收技术溢出易产生路径依赖,需由引进学习转变为自主创新.今后可从动态演化和层级累积的维度,深入剖析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升级断层机理,阐明其存在升级断层、难以自动升级的内在机制,形成对我国制造业阶梯式升级的路径探源.     

国际价值链分工与东北制造业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传统意义上以最终产品贸易为基础的国际分工格局已被新型的以组成产品价值环节为对象的国际价值链分工所替代,导致当代全球制造业分工现出了分工主体专业化、分工形式要素化和分工空间集群化的新特点。因此,新时期东北制造业的发展,应遵循21世纪国际制造业分工的时代特征,积极参与全球制造业价值链分工体系、促进东北制造业分工专业化水平,完善东北制造业产业集群和培育参与国际价值链分工的高级要素。     

制度约束与地方产业集群发展——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升级的互动研究

通过对大量实践观察和深度访谈发现,社会信用体系缺失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缺位这两种制度层面因素,事实上已成为影响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以及集群升级能力的关键因素.依据这一发现,本文首先剖析了这两种制度因素是如何影响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以及它们之间可能的相互作用关系,然后,从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完全嵌入式和混合嵌入式两种基准模式入手,深入分析了这两种制度层面因素,是如何具体影响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加入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的不同选择动机、竞争优势来源以及集群升级能力的差异性.考虑到集群分工结构形态的差异,我们进一步将混合嵌入式集群区分为短距离型集群和准层级型集群,并结合这两种制度层面因素的交互作用,阐述了二者因竞争优势和升级能力不同所表现出的不同发展能力.     

以高质量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中国企业攀升全球价值链

对外直接投资（OFDI）是跨国企业获取技术、资源、信息和市场的重要途径,并通过边际产业转移、进出口贸易创造、逆向技术溢出以及市场竞争效应促进母国企业攀升全球价值链（GVC）。基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和绩效特征,利用前后向产业关联GVC参与度指数对出口与产出数据中的国外增加值进行测算,刻画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研究发现,中国OFDI存在周期性和结构性问题,企业OFDI的GVC攀升效应没有充分显现,GVC分工相对地位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必须依靠原始创新掌控全球价值链,加快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构建安全自主的国际循环新格局,加快完善制度型开放体制机制,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推进中国制造业外包转型升级的财税政策研究--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分析

中国制造业外包已成为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主要形式,其对中国制造业以及对外贸易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全球价值链不断演进的过程中,各国的制造业企业都在全球价值链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中国制造业外包企业却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在此情况下,推进中国制造业外包转型并向价值链两端攀升势在必行。但在推进制造业外包发展过程中存在退税不及时、优惠税收“一锅端”、国内深加工结转业务无法享受优惠收税等一系列财税问题。只有各级政府通过制定“差别税收”、增加专项资金、加大财政扶持力度等有效的财税政策并避免实施过程中引发的其他问题,才能有效解决这些财税问题,推进制造业外包完成转型升级,并向价值链体系的两端攀升。     

数字化能力提升可以促进制造业价值链攀升

数字化能力建设对制造业价值创造和竞争优势带来了本质的提升,同时也成为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趋势。数字化能力对于我国制造业价值链攀升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化能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起着部分中介作用;产业链协同度对数字化能力促进我国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作用起到了显著的正向调节,有利于引导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环节进入中国。因此,为了推进制造业价值链向中高端攀升,未来制造企业应注重培养自身的数字化能力,实现资源有序流动与高效配置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制造行业整体应打破原有的产业链发展壁垒,强化产业链协同发展与产业融合。     

论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

装备制造业是衡量国家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是决定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际分工地位的关键因素。目前,我国装备制造业规模却不强大。其主要原因是体制、机制问题,组织结构散乱,区域结构趋同化,技术创新能力弱,缺乏发展的后劲。促进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应采取相应的对策。     

后TPP时代规则对亚太区域价值链的影响研究——劳工标准视角的探讨

2017年新年伊始,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后旋即签署行政命令,正式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与此同时,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等TPP其他成员仍在力推TPP生效,唯有解读TPP文本才可能找到其中缘由。2016年底,我国商务部、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工信部、人民银行、海关总署、统计局等七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国际合作提高我国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指导意见》,要求"加快提升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在当前国际分工体系加速演变,全球价值链深度重塑的背景下,推动我国产业和产品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跃升是拓展发展新空间的重要路径。然而TPP等新型区域贸易协定中越发严苛的环境标准和劳工标准等经贸规则,将使亚太区域价值链重构面临挑战。以劳工标准为例,本文分析了高标准的经贸规则对亚太地区区域价值链的主要影响,为后TPP时代我国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提出了对策建议。     

中国制造业服务化的现状与问题——国际比较视角

制造业服务化正成为制造企业转型的一个新趋势,服务已成为制造企业获得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服务收入占公司总收入的比重逐渐上升.从国际比较看,总体上中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较低,制造业服务产出落后于世界主要制造业国家,但中国制造业服务导入比例正逐步上升,提供的业务种类比较全面,服务业务的利润率相对较高.制约中国制造业服务化的因素主要包括内部和外部两方面,从制造业内部来看,制造企业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服务化的战略认识不足、核心能力缺失等内部问题阻碍了制造业服务化转型；而服务业生产效率较低、服务化政策支持力度不够和人才支撑不足等外部环境同样不利于制造业服务化转型.推动中国制造业服务化转型,要树立现代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融合发展的理念；选择潜力行业进行重点突破；大力推进“两化”融合,为制造业服务化提供技术基础；推动服务业创新,完善制造业服务化生态；打造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鼓励制造企业与服务企业的分工与融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