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意愿的代际差异分析 ———以江苏省为例

利用江苏省"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研究"调查数据,文章从意愿生育子女数、意愿子女性别、意愿生育年龄等三个维度出发,考察了不同代际(60后、70后、80后)育龄妇女生育意愿和生育观念的差异.研究发现,80年代出生的育龄妇女少生、晚生、优生的意愿趋势明显,以孩子为中心的观念也在弱化,性别选择更趋向无偏好化.新型生育文化及观念在我国发达的农村地区已成现实,这些事实对生育政策的调整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性别观念、家庭—工作冲突与育龄妇女生育意愿

基于CGSS2015数据,使用多元Logistic回归方法,从社会性别的视角探讨性别观念以及家庭—工作冲突对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影响机制。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性别观念和家庭—工作冲突对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均具有显著的影响,性别观念越传统,则育龄妇女意愿生育数量越多且具有明显的"男孩偏好";家庭—工作冲突越严重,则育龄妇女的意愿生育数量越少,且更希望生育男孩。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在于:制定社会政策时需注意"去家庭化"和"再家庭化"的两种取向,既要弥补由于女性生育造成的工作损失,又要建立完善的托幼服务体系。同时,倡导男性与女性共同承担起生育和养育孩子的责任。     

“二胎”生育政策评价研究——基于城乡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比较

基于青岛市育龄妇女的调查数据,对生育意愿与"二胎"生育政策评价的城乡差异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城乡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趋同,年龄、养育态度、父母责任感和家庭沟通方式是影响"二胎"生育政策评价的主要因素。研究认为,实施城乡一体化的生育政策符合我国当前人口迁移、流动的社会发展形势。同时,政府要加强家庭发展型社会福利政策体系建设,对高龄、低收入等重点育龄人群做好服务应对。     

中国当代育龄妇女生育意愿分析——以江苏6县市调查为例

利用＂江苏省6县市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研究＂调查数据,从三个维度——社会经济发展、计划生育政策和生育文化（观念）——描述和分析了计划生育政策实施30年来,我国当代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调查数据表明,我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子女数逐步减少,男孩偏好也趋于减弱。研究还发现,人们的生育意愿受到城乡二元化计划生育政策影响的程度正在逐步减小,而更多地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和生育观念变化的影响。     

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育龄晚期妇女生育意愿及生育行为研究

育龄晚期妇女受历史和个人因素的影响,其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在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更具有特征性。育龄晚期妇女的生育水平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代表育龄人群的终身生育水平,基于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中海南省的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海南省40～49岁育龄晚期妇女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发现海南省育龄晚期妇女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具有显著的相互促进作用。提出加大全面两孩政策宣传力度,完善两孩政策相关配套设施,建立孕产家庭生育关怀制度,以此提升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     

农村家庭生育行为经济效益的实证研究——兼论差别性生育政策的适用性

利用河北省承德、邯郸两地农村调研数据,建立SUR模型,从微观角度分析了家庭生育的孩子数量、性别等因素对家庭经济效益的影响.研究得出,在控制其他变量以及考虑政策外生育条件下,孩子数量和家庭拥有的男孩数对家庭的收入和支出有着显著影响,且这种影响在山区(承德)农村较平原(邯郸)地区农村家庭更为明显.与此同时,对差别性生育政策的合理性及其适用性进行了论证.     

公共服务感知、家庭禀赋与女性二孩生育意愿

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以结构功能主义为理论基础,基于生育行为的成本效用视角,分析公共服务感知和家庭禀赋对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及其地区差异。研究发现:公共服务感知显著负向影响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家庭禀赋整体上显著影响女性二孩生育意愿,西部地区女性二孩生育意愿高于东部地区。据此,提出提升公共服务质量以健全女性社会保障、改善女性家庭禀赋以减轻二孩生育压力、统筹资源优化配置以缩小地区生育差异等对策,以有效提升女性二孩生育意愿,从而实现人口稳定增长。     

计划生育家庭结构对二孩生育意愿影响研究 ——以重庆市为例

本文利用重庆市2017年育龄妇女生育意愿抽样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人口计生家庭结构特征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进行了回归分析。研究发现：（1）育龄夫妇为“双独”“独子非独女”与“独女非独子”对二孩生育意愿影响显著且回归系数为正;（2）已有子女数对二孩生育意愿影响显著且回归系数为负;（3）已有子女性别对于二孩生育意愿影响显著且回归系数为负。文章认为有效提高二孩生育对于宏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战略意义,从供给和需求层面做好二孩生育的综合配套政策,做到二孩生育及其后期相关成本在不同层面之间得到合理分摊。     

当代城市青年夫妇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探析——基于安徽省芜湖市四个社区的实地调研

适时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是对人口数量的有效调控.2013年底我国开始推行“单独二孩”政策,期望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本文采取抽样数据统计和实地调研访谈,了解计划生育政策变迁对城市青年夫妇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影响.结果显示,当代城市青年夫妇存在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背离现象,经济压力、工作压力、政策不配套、婚育年龄推迟、代际冲突等是重要原因.把当前城市青年夫妇生育意愿转化为生育行为需要国家、社会、家庭多方合力.     

生育保险对女性再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2018年CLDS数据的分析

生育保险作为生育支持政策的重要内容，是影响女性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基于当前我国人口生育率持续走低的现实背景，采用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实证检验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生育保险对已生育一孩女性的再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相比无任何生育保险待遇的女性，享有生育保险待遇的女性再生育意愿高出7.7%。拥有生育保险能更显著地提升具有传统生育观念、独生子女家庭、城镇户口以及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女性的再生育意愿。为此建议，应扩大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强化生育保险的生育支持功能，加强农村地区生育保障体系建设。     

低生育率时代的中国生育政策调整——基于对低生育率社会经济负效应的分析

人口生育政策不是人口增长状况的唯一决定因素,人口增长也不是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从生育政策到人口增长再到经济增长与发展存在复杂的传导机制.人口控制政策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贡献很大,但并不意味着"高经济增长、低人口增长"是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永恒模式.从经济学家关于危机和反危机的理论与一些国家的实践经验看,适当的人口增长有利于经济长期处于准繁荣状态,而持续低迷的人口增长不是长期经济增长的福音.     

Impact of Induced Abortion on Fertility in Romania

The topic of induced abortion as a method of birth control in the formersocialist European countries has been a subject of broad debate. Legal or illegal abortion, depending on legislation restrictions, was widely used in periods when people had reduced control over their reproductive life. Romania, a former socialist country, is an interesting case to study because of the very dramatic swings in its abortion policies coupled with important changes in available contraceptive methods associated with the fall of the Soviet Empire. The study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induced abortion on the risks of first-, second- and third-order births in Romania during the last 35 years, using data from the Reproductive Health Survey, Romania, 2004. The legalization of abortion in 1990, after two decades of total prohibition, had an immediate effect on second- and third-order births, but it contributed less to the decrease of primo-fertility. Investigations regarding the “first and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that initially involved women desiring fewer children and then women modifying the timing of those births show changes in the use of abortion to achieve birth plans. The effect of abortion on fertility has decreased over time.     

The Influence of Partner Relationship Quality on Fertility

This study examines whether partner relationship quality influences fertility, and if so, in which direction and which aspects of relationship quality are relevant. Competing hypotheses are tested. One hypothesis assumes that higher relationship quality leads to higher rates of childbearing, as a high-quality relationship offers the most favourable environment to raise children. An opposite hypothesis expects that lower relationship quality leads to higher rates of childbearing, as couples might have children in order to improve their relationship. Hazard analyses are performed using three waves of the Panel Study on Social Integration in the Netherlands. Findings indicate that positive as well as nega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partners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first- and higher-order birth rates. This suggests that couples are most likely to have children if they do not have too much negative interaction, but neither interact in a very positive way. Value consensus negatively influences higher-order birth rates.     

生育意愿对家庭住房负债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居民住房贷款规模快速扩张。家庭负债的不断上升不仅会降低居民(消费)福利水平,还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基于CFPS2018年调查问卷,实证检验了家庭生育意愿对家庭住房负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生育意愿显著影响了家庭住房负债水平。意愿生育男孩数量越多,家庭住房负债水平越高,而意愿生育女孩数量与家庭住房负债不相关。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传宗接代”等传统文化观念所导致,意愿生育男孩数量越多的家庭,会配置价值越高的住房资产,进而导致家庭住房负债水平上升。生育意愿主要提升了家庭消费性住房资产配置,此时民间借贷成为主要借款渠道。意愿生育男孩数量对家庭住房负债的正向影响在不同收入和资产水平的家庭中并无显著差异,但在小孩抚养比较高和户主健康状况较好的家庭中更加显著。上述结论表明,政府部门应进一步加强男女平等宣传,提高女性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同时从法律层面对女性进行保护,在就业、收入等方面消除性别歧视,提高女性社会经济地位,抑制家庭住房负债非理性上升。     

我国生育文化的研究

本文描述了我国生育文化研究中的三方面主要内容：关于社会—文化对生育率影响的纯理论解释、人口人类学解释以及家庭—家族文化方面的解释,对之进行了分析、讨论,并提出今后应重视关于生育行为的内在结构和影响生育的中间变量的研究     

生育文化、生育制度与生育率——兼论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的可能效果

随着中国少子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如何促使生育率回升至适度水平成为政府和学界重点关注的议题,其中以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为代表的鼓励型生育制度和以“多子多福”为核心的传统生育文化被寄予厚望,希望借此帮助中国摆脱“低生育率陷阱”。然而,研究发现：中华文化圈国家或地区的生育率远低于其他国家与地区,而海外华人则是所在国生育率最低的族群之一,传统生育文化在现代社会已然发生了嬗变,对促使低生育率回升的作用已十分有限,取而代之的是“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甚至不婚不育”的现代生育文化,并形塑起一种内生性的低生育率机制。与此同时,欧洲和东亚国家通过构建鼓励型生育制度后依然深陷低生育率陷阱,无法有效刺激低生育率回升至适度水平。中国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的预期效果同样不容乐观,而生育文化、生育制度和生育率之间存在着十分复杂的互构关系,亟需从结构性和内生性的“文化—制度”视角去重新审视我国生育率转变的形成机制。     

社会性别意识在生育行为和生育观中的重构

在社会性别的视角下,主要通过对不同经济收入村民、不同文化程度村民和不同年龄村民的微观实证考察的结果,尝试性地概括影响生育行为和生育观中社会性别意识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因素,以及社会性别意识在生育行为和生育观中的重要作用。     

中日两国生育意愿、生育水平及影响因素比较

利用中国和日本的现有资料,分析两国已婚妇女的生育意愿、生育水平、意愿与行为的差距及部分影响因素。结果显示,约十年前,两国已婚妇女的理想子女数都高于现实的总和生育率,且日本妇女期望子女数远大于其现实的生育水平。年龄、教育程度、收入水平、职业类别、闲暇时间、本人兄弟姐妹数量对两国已婚妇女的理想子女数有影响。个体生育意愿是动态的,与个体所处生命历程阶段相关。在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下,了解真实的生育意愿和行为,掌握两者差距的特点,才能够准确预测生育水平,制定有效的人口发展政策。     

河南省稳定低生育水平研究

准确的生育水平数据是制定人口政策和发展战略的重要依据。在制定河南省人口发展战略的过程中,运用科学的方法,综合评估河南近期的妇女生育水平,分析河南省生育水平特点和面临的压力,提出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对策建议,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