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流动人口二孩生育意愿研究 ——以湖南省2013年流出人口为例

对80后流动人口生育意愿进行Logistic影响因素回归,结果显示“性别”“年龄”“是否在城市长期居住”“流动时间”“住房属性”等因素对“80后”流动人口二孩生育意愿影响显著。在此基础上,结合全面放宽二孩新政,提出通过提高流动人口家庭收入,健全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分担子女养育成本,建立各项政策配套,加快发展现代医疗,来提高流动人口的二孩生育意愿。     

南充市城区已婚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研究

2018年4—5月在四川省南充市城区采用便利抽样,以已婚且未育或已育一个小孩的育龄妇女为研究对象,采用自制匿名问卷,以面对面的形式收集资料,了解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南充市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为南充市的人口研究提供参考依据。在213名调查对象中,56人(26.3%)有二孩生育意愿,140人(65.7%)无二孩生育意愿,17人(8.0%)不确定是否生育二孩。南充市被调查者的理想子女个数均值为1.46,意愿子女个数均值为1.27。不同文化程度(χ2=7.512)、配偶月收入(χ2=12.641)、理想子女数(χ2=66.401)、一孩性别(χ2=5.441)的育龄妇女间二孩生育意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第一个孩子性别为女孩(OR=2.641,P=0.021)、丈夫月收入越高(OR=1.761,P=0.028)、理想子女数多于1个(OR=29.040,P<0.001)的育龄妇女更有意愿生育二孩。南充市城区二孩生育意愿处于较低水平,经济收入、理想子女数、一孩性别会影响育龄妇女的二孩生育意愿。全面二孩政策对于促进育龄妇女生育二孩的效应有限,应当建立相关的配套政策,以促进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     

“全面二孩”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 ——基于2014年湘潭市调研数据的分析

“全面二孩”政策已经基本落地,但社会各界对这一政策实施的人口学后果仍持有不同观点。基于2014年湘潭市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调研数据,文章分析表明：（1）“全面二孩”的生育意愿并不强烈,为48.8%,农村比城镇人口更想生二孩,单双独家庭比普通家庭更想生二孩;（2）不想生二孩的主要原因是成本太高,占比达到56.3%,次要原因是不想对孩子分心和工作事业太忙,分别占13.1%和10.2%;（3）若政策允许,又具有意愿,有明确生育行为的占32.1%,且生育时间安排呈梯次分布,“全面二孩”政策不会造成人口堆积,敏感性检验也支持上述结论。未来,应加大教育、医疗等公共品投入,更好实现“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初衷,为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继续提供强劲动力。     

态度影响二孩生育吗?

通过计划行为理论的研究方法编制二孩生育态度问卷,在江苏省苏北地区SQ市和LY市县域内调查已育青年妇女,分析二孩生育态度对生育意愿、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态度项目中“生育二孩会诱发家庭矛盾”、“加重时间和精力负担”、“影响个人职业发展”的均分均低于2.6。自评家庭经济状况越好,二孩生育态度越积极（P<0.001）;学历为初中以下者生育态度明显消极（P=0.003）;全职妈妈的生育态度低于各类职员（P=0.006）。二孩生育意愿、行为与态度之间均存在非确定性因果关系（P<0.001）。政府应有针对性地开展二孩生育宣传与教育,尽快制定二孩生育配套政策,尤其是妇女就业、医疗、婴幼儿带教方面的优惠政策,切实减轻青年妇女生育二孩的各方面压力。     

城乡、性别差异下一孩家庭二孩生育意愿的比较研究

二孩生育意愿作为了解生育二孩行为的重要指标,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复杂性导致已有研究结论的差异甚至冲突。使用广东省一个地级市的调查数据,开展定性比较分析(QCA)。对二孩生育高意愿的产生路径进行比较,发现四组人群存在明显差别,城市女性出现高生育意愿的比例显著低于另外三类人群;受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与二孩生育意愿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在不同组合下将产生不同的结果;"有老人帮助"是绝大部分人群生育二孩的核心条件,幼儿照护的压力不容忽视;"理想子女数量"是四组人群高生育意愿的必要条件,凸显生育意愿的内生性。     

“全面二孩”政策实践对“三孩”政策的启示

本研究通过分析“全面二孩”政策的实践效果，探索实现“三孩”政策目标的经验和路径。通过建立两分类和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对CGSS2015年和2017年数据分析发现，“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对城市育龄群体生育意愿影响不大，但会影响子女性别偏好；该政策实施后，育龄群体生育女孩意愿明显提高。此外，年龄、受教育程度、户籍和社会保障状况对城市育龄群体生育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提高城市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除了人口政策调整，更重要的是通过建立和完善配套性措施，降低育龄群体生育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从托管、就业、医疗、住房以及养老等多个领域综合施策。     

新生代农民工“二孩”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研究——基于河南省南阳市H镇的调研分析

生育意愿是影响实际生育水平的超前变量,是预测生育行为和生育水平的一个重要参数。新生代农民工"二孩"生育意愿普遍较强,为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广阔空间。他们的男孩偏好表现比较明显。子女的养育费用、照看孩子的精力和计生政策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关键因素。应切实维护并保障女性农民工的"二孩"生育权益,加强出生人口监测和风险控制以防止"二孩"出生性别不均衡,以促进全面"二孩"政策的有效实施。     

社会经济地位、主观流动感知与育龄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基于CGSS2013数据的经验研究

文章旨在通过对2013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截面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探讨育龄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主观流动感知与其二孩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存在显著差异:受教育程度越高,二孩生育意愿越低;个人收入越高,二孩生育意愿越低;所在家庭拥有房产数量越多,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越强。不同主观流动感知的育龄女性其生育意愿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认为自己过去十年阶层上向流动的程度越高,其二孩生育意愿就越强;预期未来十年社会阶层上向流动程度越高,其二孩生育意愿就越强。     

城市两类育龄人群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全国12城市调查数据,对城市两类育龄人群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对现有孩子数目不满意,是两类育龄人群想生二孩的最主要原因。祖辈支持、女方年龄、丈夫文化程度等,也都对他们是否想生育二孩有一定影响。但是,所生活的城市类型、夫妻的收入水平,与"双独、单独"一孩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意愿无关;只对"双非"一孩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研究结论提示,影响一孩育龄人群二孩生育意愿的根本原因或许既不是经济条件,也不是个人精力或祖辈支持,而是育龄夫妇内心所具有的生育需求。同时,对于以"单独二孩"政策为背景进行的生育意愿调查中所得到的一些结论,当放到"全面二孩"背景中时,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     

中国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GSS2015年数据分析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年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深入探讨影响和制约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的内在动因与外在因素。研究结果表明,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受到以下六个因素的影响:居住地、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工作状况、健康状况、重男轻女思想认同。相比农村育龄妇女,城市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较弱;相比受教育程度为大学及以上的育龄妇女,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更强;相比没有配偶的育龄妇女,有配偶的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更强;相比没有从事非农工作的育龄妇女,从事非农工作的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较弱;相比身体不健康的育龄妇女,身体健康的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更强;相比重男轻女思想较轻和没有的育龄妇女,重男轻女思想严重的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更强。     

家族涉入视角的家族企业网络模式研究

网络模式作为家族企业成长的重要方式和策略选择,近年来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而家族企业作为家族涉入企业所形成的复杂系统,其组织间网络模式的选择和结果将显著地受到家族涉入维度和内容的影响,但目前学术界对此进行的系统性研究成果几近空白。文章通过对家族企业网络文献的梳理评述,试图从理论上探讨家族涉入的不同维度(变量)对家族企业网络化行为的可能影响及影响机制。研究结论对于进一步认识家族企业尤其是华人家族企业网络化成长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功能性家庭：农民家庭现代性适应的实践形态

现代性进村推动了农民家庭再生产模式的转型,重构了家庭再生产过程的资源配置逻辑、权力互动方式和价值实现路径。农民家庭的内部动员和资源凝聚回应了扩大化家庭再生产的发展性目标。家庭功能在“恩往下流”的资源配置模式中强化,形成家庭功能对家庭政治与家庭伦理的吸纳效应。因此,现代性压力激活了家庭的功能之维,重构了家庭运行的基本动力,塑造了转型家庭的实践形态——功能性家庭。基于“功能——结构——伦理”的配置,功能性家庭揭示了家庭转型过程中“传统”与“现代”因素的复杂关联,展现了中国家庭制度的弹性,推动了农民家庭的转型。     

中国传统家庭道德教育的特殊形式--唐代家法初探

中国传统家庭道德教育是整个封建社会道德教育的基石.在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这种教育呈现出专制性、强迫性日益增长和民主性、惑染性渐趋削弱的趋势.唐代成文家法的产生是这一趋势的突出表现.唐代家法随家族不同而相异,"严”是其最基本的共同特点.     

简论家庭农场

家庭农场是现代农业的一种有效的经营方式。在家庭承包责任制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可以建立和发展家庭农场,使小块土地的分散经营升级为土地相对集中的规模经营,以促进我国农业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变。     

关于家庭治疗本土化的思考

家庭治疗是20世纪中期在美国兴起的一种心理疗法,现已被引入我国心理咨询与治疗的实际应用中。它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由于东西方文化的显著差异,故结合中国当前家庭文化进行心理咨询的本土化非常必要。     

改革开放对家庭结构的影响

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 ,在改革开放的巨大革新力的影响下 ,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反映在家庭结构上 ,表现为家庭类型多样化 ,家庭规模小型化 ,家庭职能新发展 ,家庭关系与家庭观念新型化。改革开放对家庭生活的巨大分化与整合给家庭两性构成造成一系列困扰。家庭结构在改革开放中的变化与冲突 ,预示了新世纪家庭结构的新的发展方向。     

重庆市家庭结构变迁研究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结构的变迁是社会变迁的微观反映。本文根据20世纪80年代以来三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对重庆市家庭结构20年来的变迁进行了分析研究,并分析了影响家庭结构变迁的因素,以及家庭结构变迁带来的各种影响。     

家族构成与近现代穆斯林家族研究的若干问题

家族构成及其社会功能是社会学、历史学等多学科共同关注的课题。本文重点讨论了家族现有概念界定的缺陷,在此基础上结合西北穆斯林家族组织形式和制度特征,重点归纳了近百年来穆斯林家族社会的新发展,突出中国广大乡村从家族政治向社会政治的演绎过程,揭示家族与社会的互动规律。     

信任扩展与家族企业有效成长

本文通过企业有效成长阶梯模型分析了家族企业的成长过程,论证了家族企业出现成长瓶颈的深层原因是现有社会信任的不足,进而从理论和现实角度对信任问题进行了分析,并重点论述了信任对家族企业持续成长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善社会信任的现实路径。     

试论家庭消费文化的家庭教育机制

家庭消费文化是家庭成员在家庭消费生活中共同形成的消费心理、消费方式、消费行为的总和。家庭消费文化与家庭教育存在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家庭消费文化作为家庭教育内容世代沿袭,家庭消费文化是子代观察模仿亲代的社会化环境,家庭消费文化在亲子互动中规范子代的消费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