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育儿博主的平台实践与身份认同

女性育儿博主是自媒体从业者中较为特殊的网络群体之一。作为母亲,她们是家庭中的成员,受到家庭情境的影响;作为博主,她们又从属于社交平台、社会更大的结构层面,也要经受网民的凝视。正是个人、家庭、平台行动者等多重影响力量,使得女性育儿博主的身份不断趋于复杂。通过对9位女性育儿博主的深度访谈,发现女性育儿博主的从业动因,主要是母职实践与职业转变的勾连,以及公共平台与私人领域的联动;女性育儿博主的内容呈现,主要围绕提供情绪价值、输出功能价值、形成网络社群;女性育儿博主还经历着身份焦虑和结构压力。女性育儿博主呈现母职的转化和异化,推动着自媒体平台上的性别话语表达,还推动了女性公共话语表达的发展和进步。     

孕期女性社交媒体中的赋权实践及身份形塑

孕期是女性预备承接母职的重要阶段,孕期女性一方面受到传统母职观念和医疗要求带来的束缚,另一方面也在社交媒体中通过孕期展演和情绪宣泄打破沉默。孕期女性通过媒介平台女性用户间的互动支持迸发情感能量,进而促进母性意识的觉醒,在意见领袖的引导下,通过增加女性主义议题等方式强化了群体价值规范和母性认同。研究认为孕期女性个体在社交媒体连接与聚合中完成了赋权实践,并运用符号叙事建构出一个“宏大”的母性形象,以此在博弈中得到更多家庭话语权等个人权利,从而影响和改变父权制下家庭固有结构和权力格局。     

迭代生产与关系建构:社交媒体中的国家形象塑造机制

随着传播技术发展,国际受众的媒介接触习惯发生改变,获取信息的渠道从传统媒体转移到社交媒体,主流媒体塑造和传播国家形象的阵地也相应从传统媒体平台转移到社交媒体平台上来。在新的传播平台上,对外传播特点、新闻生产方式、用户访问习惯、媒体与用户关系都发生显著变化,因而国家形象的塑造机制随之发生改变。从新闻生产看,用户参与是社交媒体新闻生产的核心,体现出迭代增殖的特点。从用户关系看,社交媒体中的国家形象塑造仍是以媒体为主导的用户参与模式。我们应在充分了解用户的角色和作用基础上,结合传统媒体与社交媒体各自优势,协同塑造国家形象。     

当代女性农民工媒体形象的变迁

围绕女性主体性视角,聚焦不同属性媒体建构女性农民工形象的话语实践,探讨了新闻文本呈现女性农民工形象的总体特征和社会逻辑。通过对2000—2019年广东省和江苏省4份代表性报纸女性农民工议题新闻报道（N＝2485）的内容分析和文本分析,研究发现女性农民工的媒体形象建构呈现出“主体性缺失”和“结构性弱势”两大特点。从报道数量上看,女性农民工议题的重要性经历了高峰过后逐渐下降并趋于平稳的动态变化。较之农民工整体,国内主流报纸对女性农民工“低度再现”。从媒体形象上看,尽管女性农民工行为形象的主观能动性有所提升,但“主体性缺失”的受苦受难者和被关爱者仍占比61.09%,价值形象总体上趋于客观平衡。党政机关报和都市报在女性农民工媒体形象和新闻结构框架上均存在显著性差异,这一差异彰显着形塑文本的社会结构性要素之间的张力。     

敏捷治理驱动的乡村数字治理

乡村数字治理是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基层政府将敏捷治理思维和方法嵌入乡村数字治理体系之中,提供了弹性再造治理空间、灵活设置治理机制、协同参与治理流程的经验样本,建构了乡村数字治理的独特模式。这一模式运作呈现出三种实践取向：一是智治主义取向,指涉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工具搭建乡村治理的数字化平台,打造完善的信息基础架构和治理模块,变革治理信息的生产、传递和处理方式,在此基础上形塑“整体智治”的治理形态;二是简约主义取向,指涉增强乡村治权和主体性,赋予村级组织必要的治理权力和资源,发挥社会内生性力量的自治功能;三是人本主义取向,指涉依循“以民众为中心”的基本原则,使民众成为参与治理流程和评判治理绩效的主体,将民众需求作为乡村数字治理的决策依据和运行基点。     

面向复杂性的复合治理：数字乡村韧性建构的可能路径

伴随国家治理与基层社会的双重转型，乡村场域的治理主体利益交织、治理客体异质多元以及治理状态交叠模糊等复杂性与日俱增，严重掣肘数字乡村主动适应与调节外部风险的韧性建构。无论是简约治理的化简逻辑抑或科层治理的复杂逻辑，均难以有效化解乡村基层治理日益突出的复杂矛盾，更无法实现数字乡村韧性能力的有效提升。复合治理遵循“以复合匹配复杂”的治理逻辑，与数字乡村治理情境的复杂性之间具有高度契合性，为培育和强化数字乡村的发展韧性提供了一种新思路，价值、主体、功能、制度以及工具形塑了复合治理的重要构成，各个要素协同复合与联动融合，共同推进数字乡村的韧性建构。     

残障群体的媒介呈现与形象建构——以短视频平台场域中的残障博主为视角

短视频平台场域中残障博主的出现，拓展了残障群体网络媒介可见性空间。残障博主通过对传统话语的延续、主流话语的回应和新型残障话语的实践在互联网空间中建构了丰富的残障群体媒介形象，也建构起一种新型的、对抗残障刻板印象的媒介话语，不仅回应了残障群体之前被媒介边缘化、他者化、污名化的现象，而且还在与媒介化社会实践的互动中进行着残障文化表征的重塑。与之同时，残障博主在媒介呈现过程中也存在被消解和被同构的问题。     

智能监控社会的形塑过程与机制

以新媒体平台用户的信息隐私为中心，考察平台用户隐私披露与让渡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是对“智能传播时代的监控社会何以形成”这一重要议题的积极回应。分析发现，智能监控社会由个体、组织、平台与社会共同形塑，各层级均含有能够形成建构性力量与解构性力量的因素，智能监控社会的强度取决于这两种力量的对抗。个体因素是影响隐私披露与让渡的内在动能，用户心理层面的社交需要、情感支持、隐私计算与社会信任影响主动隐私披露；从众心理、便利需要、工作需要与生存需要影响被动隐私让渡。用户心理通过平台机制的作用后，可能导致广告骚扰、生活焦虑、媒体倦怠、安全风险等后果。互联网平台是监控社会维持的中枢层面，平台通过搭建“注册/登录”“社交/互动”“搜索/浏览”“交易/服务”4种主要场景来收集用户个人信息，并通过制定有利于自身的隐私政策、设计隐私政策呈现方式等策略使用户尽可能多地披露与让渡个人信息，最终将造成正当监控、强制监控、精准监控、动态监控、横向监控与麻醉监控等社会影响。企事业单位、学校、社区等组织构成了连接个体用户与互联网平台的中介，其作用机制是将分散的个体进行整合，进而将个人决策上升为集体决策，将组织成员的个人...     

乡村现代性叙事与乡村女性的形塑——以20世纪40-50年代赵树理、李准文本为例

李准《李双双小传》以及赵树理《小二黑结婚》、《锻炼锻炼》、《传家宝》,这几部20世纪40-5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乡村现代性叙事文本,实际上清晰呈现了这一历史时期的乡村现代性叙事与乡村女性形塑之间的深刻关联性.如果说《李双双小传》表现了在乡村现代化变迁过程中,乡村女性如何挪用民族国家渗入乡村的权威资源来建构自己主体性的过程,那么,赵树理小说大量出现的乡村中老年女性“中间人物”形象,则隐喻了现代性变迁中乡村的另一副面孔:自在的乡村世界中那些很难被现代性秩序整合、命名的浑沌、暖昧的“无名地带”,隐喻了乡土社会真实的文化身份.     

周建平：应对危机充足准备在先

周建平：近几年,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成熟,数字平台的应用加速很快,而数字平台媒体数量增长更快。数字平台的广泛应用也加速了多种媒体渠道的沟通。为更好地契合亚洲地区快速发展的社交媒体格局,满足多元文化和受众需求,伟达公关推出中英双语的全方位数字危机模拟演练工具一一“飞行学院”。     

网络文本内容挖掘视角下的中国文化形象呈现特征及差异

在若干具有重要性和典型性的国际社交媒体中采集、过滤、选取具有高传播热度的帖子进行内容挖掘和定量分析,考察国际社交媒体热点传播内容中的中国文化形象呈现特征和差异。中国文化的国际社交媒体传播在文化形象构成、文化内容视野、国际文化关系等方面具有“传统化形象”“日常化元素”“交互性语境”等丰富的呈现特质,不同的社交媒体热点内容也有其不同的侧重。我国需从日常挖掘、地方塑造、立体建构等多层面,加强和改进新语境下的中国文化对外传播。     

数字媒体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

“数字乡村”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核心内容，数字技术嵌合乡村振兴的全过程、各领域，必然给乡村社会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数字中国”“数字乡村”的时空场域下，必须要充分利用数据媒体的应用场景，聚焦互联互通、立体交互、资源共享、应用体验等方面，通过打造数字媒体平台、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建设数字媒体人才队伍、构建涉农服务体系等措施，助力农村产业发展、文化振兴、社会治理、生态建设等，增强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聚合与割裂:社交媒体时代的政治认同

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技术加持社交使得原本的政治认同建构出现新的发展趋势,聚合与割裂成为社交媒体时代政治认同建构与解构两种分化特征.个体生活与宏观政治的聚合、群体身份与政治认同跨时空归属的聚合以及政治互动的跨层级聚合,促进了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行为的形成与发展,为政治认同的建构创造了群众基础、技术支撑和实践方式.社交媒体也通过屏蔽、引导、规训和伪造的技术路径,造成社交媒体上政治认同心理的分化割裂.多元化认同阻碍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差异认同诱发政治危机,认同越级化侵蚀理性认同根基.应通过加强主流媒体认同引导、圈层认同吸纳、算法认同构建来规制政治认同风险.     

以数字赋能和舆论引导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融媒体平台建设对西藏地区发展的影响研究

民族地区的融媒体平台建设不仅是提升信息传播效能的手段,还应与区域发展结合起来进行考量。舆论引导方面,西藏融媒体平台能够丰富政治传播的主客体形式,在网络传播空间中树立起意识形态的风向标;数字赋能方面,能够以数字民生资讯服务稳抓经济发展落脚点,提高民众的生活品质,推动地方产业发展,助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借助数字信息技术和数字媒体艺术,还能打造更加多元、更具现场感的传播场景,对民族地区文化进行“复调式”的符号建构,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民族地区通过数字赋能建立起内容、技术、资本的有机循环,能够增强舆论引导的实效性,从而与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政治传播及文化展演形成互通机制,共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都市形塑与性别博弈——读《20世纪都市女性形象与都市文化》

傅建安《20世纪都市女性形象与都市文化》一书,基于女权与男权博弈的文化背景,深入探索了中国20世纪女性文学形象生发的逻辑起点问题,清晰勾勒出都市文化形塑下20世纪中国文学中女性形象自我建构的历史轨迹,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     

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困境及其应对之策

国家形象其实是“自塑”与“他塑”相博弈的结果,取决于自塑力与他塑力各自作用的方向与力量的大小。在国家形象塑造过程中,中国力图“自塑”一个体现社会主义性质,反映中国文化传统特点的“和平发展、充满活力、勇于担当”的国家形象。然而,由于西方国家掌握着全球话语霸权与媒介权力,并对中国进行不断抹黑,中国被西方媒体、政客、学者不断 “他塑”成一个“威胁、崩溃、邪恶” 的刻板印象。抹黑中国极大地损害和破坏了中国的国家形象,使本真的中国遭遇遮蔽与扭曲,给中国国家形象塑造制造了重重阻力和障碍。要摆脱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困境,就必须解构西方国家抹黑中国、“他塑”中国所形成的负面形象,积极、主动地构建抵御抹黑中国的“防火墙”,不断增强国家形象的“自塑”能力。     

社交媒体下的科学传播:对话模型的初现与缺失模型的潜回

移动社交媒体环境正深刻影响着科学传播的发展进程.本文通过抓取9个微博科普博主的相关数据,依据科学传播的基本模型,重点分析媒介、传播主体与用户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社交媒体中传播主体与用户的对话结构和内容适应着网络运行逻辑.以用户导向构建话语秩序,是科学传播中对话模型的初期发展形态.但本质上,科学传播仍未脱离缺失模型...     

乡村文化振兴中的乡村网红群体审视：在场的身体叙事与超真实表演

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深入推进背景下，乡村网红是深度媒介化的乡村涌现出的新群体，其自发或自觉的文化建构对乡村文化振兴有着积极意义。通过判断性抽样，从抖音平台抽取251个有效样本，审视乡村网红在建构当代中国乡村文化中的价值与局限性，并给出引导建议。在身份层面，乡村网红主要由“在地”农民构成，作为数字媒体时代的先行者，他们率先确立了农民群体在当代乡村文化建构中的主体地位；内容层面，乡村网红在新媒体空间生产的巨量媒介文本，记录和塑造当代中国新乡村文化；意义层面，乡村网红话语从个体意识、生活方式、人伦关系和乡村本体价值等方面构建乡村文化新涵义。同时，乡村网红发展过程中也显现出生产主体的持续生产能力不足、内容题材超真实趋势增强、价值观念存在较多矛盾话语等局限。由此建议加强公共培训服务，提升乡村网红自主生产能力；调控平台算法和流量，加大对真实乡村题材的流量倾斜；倡导“三农”知识精英入场，形成信息内容和价值观念对冲机制，引导乡村网红良性健康发展，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数字化时代乡村社群记忆构建的困境与出路

乡村社群记忆承载了乡民的思想观念与认知习惯,是乡村文化的直接凝结和体现。数字技术的普及为乡村社群保留和传承记忆提供了重要的技术保障,但数字技术造成的社交隔离、知识流失和媒介表达受限等问题也给乡村社群记忆的构建带来了诸多新的挑战,使得乡村社群内部记忆相对封闭,存在“茧化”与“失忆”的风险。因此,要借助建立数字化社群平台、构建乡村社群文化数字档案库、组织社群庆典活动等手段解封乡村社群记忆,铭记乡村社群历史,以传承乡村社群文化,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     

传统文化与现代乡村旅游发展

传统文化是建构于现代社会中的一种连续性的生活方式,是乡村旅游存在和发展的动力源.嵌入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传统文化,经过时间和空间层面的形塑,被赋予体验和愉悦的功能,成为乡村旅游存在和发展申一种有效的配置性资源.在实践中,参与性、知识性、娱乐性较强的传统文化通过时间和空间的错位,得到了有效地形塑,受到了乡村旅游者的欢迎,乡村旅游也因此迅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