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阶段非监禁刑适用问题初探

监禁刑的适用在实践中存在很大的弊端。对犯罪及犯罪原因认识的深化、刑罚谦抑性思想、刑罚目的中的教育、矫治观念等是扩大非监禁刑适用的理论基础。扩大非监禁刑适用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和保障人权的需要。国内外广泛的非监禁刑实践及我国刑罚适用对象性质的变化为扩大非监禁刑适用提供了现实可行性。     

非监禁刑改革的困境与进路

非监禁刑是在监狱等监管场所之外对犯罪人适用的刑罚,是对犯罪人不剥夺自由的刑罚.伴随着社会发展、观念更新,作为与犯罪对应存在的、惩罚犯罪手段的刑罚,应该也必须发生变化.我国市场经济建立、完善的过程中,犯罪的形式、手段发生了较大变化,刑罚的理念和种类就需要适应社会的发展,确立轻缓、宽和、非监禁的刑罚理念,增加非监禁刑的种类,完善现有的非监禁刑制度,把能否对犯罪人适用非监禁刑作为必经程序纳入法庭审理阶段,扩大适用非监禁刑的范围.     

刑罚发展的世界性趋势与非监禁刑在我国的前景

20世纪下半叶以来,伴随着世界范围内犯罪非刑罚化和刑罚非监禁化的浪潮,西方发达国家逐步控制和减少监禁刑的适用,加大非监禁刑的适用力度,实现了刑罚适用模式由监禁刑为主向非监禁刑为主的转换。由于传统重刑主义的影响、"严打"的刑事政策导向、行刑体制的桎梏以及立法技术的粗疏,我国的刑罚体系仍以监禁刑为主,非监禁刑的适用步履维艰。尽管如此,非监禁刑在我国仍有广阔的前景:社会结构的转型、犯罪人的变化以及国际社会的努力为非监禁刑的大量适用提供了现实条件。     

论非监禁刑执行监督体制的完善

刑罚执行监督是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活动进行监督的重要职能之一。在世界行刑社会化的大趋势下,我国非监禁刑罚的适用比例进一步加大,检察机关非监禁刑执行监督工作也越来越重要。然而,由于检察机关对非监禁刑执行监督缺乏足够关注,对非监禁刑执行监督的理论研究欠缺,以致实践中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认真分析,以期完善我国非监禁刑执行监督体制。     

我国未成年犯罪人非监禁刑适用探究

未成年犯罪现象自产生起就引起了各国的关注。在我国,如何控制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一直是刑事理论与实践的目标与任务。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一贯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刑事政策,重视对未成年犯罪人的矫治与帮教。当下,对未成年犯罪人采用非监禁刑已广泛应用于各国。我国也存在着适用于未成年犯罪人的非监禁刑,但仍然存在诸如非监禁刑种类单一、具体操作不便、监督滞后以及缺乏专门的非监禁刑制度体系等问题。因此,在具体适用未成年犯罪人非监禁刑之前应针对现有问题作出进一步的完善。同时,适度的扩大未成年犯罪人非监禁刑的适用也有着特定的价值。     

传统监禁刑的弊端及出路

传统监禁刑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一系列弊端：不仅矫正效果有限,反而使罪犯变得更坏;监狱行刑过程中存在的诸多严重不人道现象,也损害了其正当性基础。传统监禁刑进行自我完善与改革,一方面,要推进监狱行刑社会化、科学化、人道化,促进监狱社区化、小型化;另一方面,要尽量避免短期监禁刑的适用,倡导社区刑罚。     

论我国刑罚适用模式的调整

刑罚适用模式是一个国家刑事法律制度文明进步的标尺之一。伴随着世界范围内犯罪非刑罚化和刑罚非监禁化的浪潮,西方发达国家实现了刑罚适用模式由监禁刑为主向非监禁刑为主的转换。而我国的刑罚适用模式仍以监禁刑为主体,非监禁刑在刑事立法和司法中长期受到冷落。为适应日益开放的社会、需要缓解我国监狱行刑困境,为追求科学的刑事政策和谦抑性的刑罚价值,调整我国传统的刑罚适用模式显得尤为必要;同时,社会结构的转型、罪犯构成和需求结构的变化以及国际社会的长期努力,又为这种调整提供了现实条件。     

论我国刑罚适用模式的转变

转变我国刑罚适用模式,应正确处理刑罚与严打的关系,对非监禁刑的适用做出明确的规定,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非监禁刑机构。     

尊重人性：非监禁刑的伦理基石

人性问题是古今中外哲学家既重视又困惑的一个难以回避、也无法回避的问题。肯定人的自然本性,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实现身与心、精神与肉体、人的自然本性与社会属性的平衡,人的个性与能力特别是创造性才能得到自由而充分的发展,这是人性的要求,也是人类道德的基础。导致监禁刑背离其初衷而异化为一种新型酷刑的根本原因不是别的,而仅仅在于：监禁行刑悖逆了人性。经过漫长的人类历史,通过对战争、贫困、失业、排斥等灾难与不幸内在原因的反思,人类已经明确地认识到社会正义的人性价值。正是基于这种共识,非监禁刑这种全新的刑罚制度才建立起正当性的根基,在担当起预防犯罪、保卫社会重任的同时,保障并实现着人格的全面发展。     

和谐社会建设与刑罚轻缓化

刑罚的价值观是刑罚理论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它贯穿于制刑、量刑和行刑等整个刑罚制度的运作过程中。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国应当实行刑罚轻缓化。刑罚轻缓化的实现途径具体包括加强刑罚轻缓化的宣传教育、提高法官素质、限制死刑适用、下放酌定刑的核准权、加大非监禁刑的适用等措施。     

论罚金刑的地位

科学地规定罚金刑在刑罚体系中的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将罚金刑上升为主刑,但可以并科适用的方案是切实可行的,既使罚金刑主刑地位十分明确,而且毫不影响罚金刑对于自由刑补充功能的发挥,还有外国立法可供借鉴,不失为一个最佳选择。     

减轻处罚的含义新探

通行的见解认为,减轻处罚应该和从轻处罚相区别,从轻处罚是指在法定刑的限度以内判处较轻的刑罚,减轻处罚是指在法定刑以外判处刑罚,即法定最低刑以下判处刑罚。这种理解建立在现行的立法基础上,有其合理的一面,然而现行立法关于从轻和减轻的规定,却没有把握二者的制度宗旨,二者不是任由法官自由裁量的价值判断,必须作为方法问题在刑法典中明确规定,减轻处罚更是如此。     

新中国从重和加重处罚制度的考察

中国刑法中加重和从重处罚的制度,经历了曲折的历程。新中国成立初期,继承了加重处 罚的立法,同时,从重处罚制度开始形成。1979年刑法典正式取消了加重处罚的制度,不久 ,作为特例,单行刑法恢复了加重处罚,1997年刑法典废除其效力,因此,现行刑法只有从 重处罚制度。文章认为,应该在立法上恢复加重处罚制度。     

刑事政策与管制刑改革

刑事政策对刑事司法实践具有极强的指导性和影响力。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沿革,我国形成了内涵特定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结合倡导非监禁刑的刑罚轻缓化的时代背景看,这种刑事政策给有着社会化、家庭化、人道化等特点的管制刑营造了难得的改革契机。在下一步的修改完善中,不但需要根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来设置管制刑,而且还应当在非监禁刑改革中依法适当扩大适用管制刑。     

赔偿与刑罚关系研究

赔偿与刑罚关系在实践中呈现出各种不同的样态以及总体上赔偿对定罪量刑影响作用的提高,彰显出对赔偿与刑罚关系应然模式研究和设计的必要性.赔偿的作用不能过于夸大,也不能切断赔偿与刑罚的关系.赔偿与刑罚关系的安排,要兼顾多方价值追求,同时要具备可行性.     

死刑限制的现实反思

随着现代文明社会对人权的关注和保护,死刑的存废之争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文章以刑法价值为指导,以刑法实证主义为重点,反思我国现行的死刑制度的不足,从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范围、适用对象等方面完善死刑立法,从司法适用方面严格死刑复核程序,放宽死缓的适用条件,考虑设立赦免制度,切实贯彻"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     

行政处罚探析

由于法律对行政处罚没有明确的定义,理论界对行政处罚涵义的理解各不相同。认识上的不一致已影响到立法和执法的进程,因此,有必要对行政处罚的主体、对象等构成要素作进一步的探讨,对行政处罚与相关概念的关系作进一步深入的辨析,以对行政处罚的涵义有清楚的认识。     

论我国管制刑的完善

我国《刑法》独创的管制刑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不剥夺人身自由进行教育改造的限制自由刑,它符合刑罚轻刑化、开放化的发展方向,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引起存废之争。我国现行管制刑存在管制刑所体现的惩罚性较弱、管制刑缺乏可操作的义务内容、管制刑无制裁性措施加以保障等缺陷。借鉴社区服务刑,通过细化管制刑的内容,增加一定时间的社区服务、完善管制刑的制裁和惩罚机制、完善管制刑的管理监督机构等措施完善我国的管制刑。     

杖刑源流论考

中国杖刑历史极为久远。远古笞杖鞭不分,均源于鞭扑薄刑。就其在刑罚中的地位而言,三代鞭扑之刑不入五刑;西汉文景废肉刑、定笞刑,依然笞杖不分,却是主刑;东汉已有杖刑,但为法外刑,往往鞭杖连称;魏晋时期杖刑虽不入五刑,但已为法定刑;从北魏时起,杖刑是五刑之一,且是最轻刑等;从隋朝至清末,杖刑则作为稍重于最轻刑等的笞刑而列入五刑。此外,有时,它又是附加刑或代用刑。清末修律,废除了杖刑,但它在社会上仍然有着消极影响。     

慎刑——刑罚的时代精神——评包雯教授著《21世纪刑罚价值取向研究》

慎刑作为21世纪刑罚的价值取向符合时代精神,慎刑是一种理念,一种思维方式,一种价值取向。在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新时代,人的价值、人的发展、人的解放是新时代的主题。沿着慎刑价值取向的思路,在刑罚适用上应当采取刑罚慎重适用和刑罚适度适用原则。倡导刑罚功能实现三个转变:惩罚功能向恢复性功能转变;矫正功能向宽容性功能转变;威慑功能向警性功能转变,使刑罚朝着文明、人道、人权,又不失威严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