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由氏族社会向国家的过渡──试析尧·舜·禹的“禅让”

古代中国由氏族社会向国家的过渡──试析尧·舜·禹的“禅让”侯玉臣古代中国的奴隶制国家始于夏王朝。在夏王朝之前，是人们称为“禅让”时代的尧、舜、禹的时期。以往学者多将“禅让”看作是原始氏族社会的“民主选举制”。还有人称其为“二头政长制”。就是说，在历史...     

伏羲的传说与原始婚姻制的变革

这篇文章通过对伏羲的神话传说和史籍记载的研究 ,认为 :伏羲出生于人类社会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社会大变革时期 ;“始制嫁娶 ,以俪皮为礼” ,变革原始婚姻制 ,是伏羲的一大划时代的历史功绩 ;大力加强对伏羲文化的科学研究 ,正确对待伏羲变革原始婚制的历史功绩 ,使之在现代社会中发挥应有效力 ,是社会学工作者的责任。     

伏羲文化源头的三个问题

伏羲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伏羲名号的同音异写,说明其人其事在文字产生之前早就在人们口头流传;而同音异释,是后世学者根据异写文字的考释.伏羲的出生地,相关文献最支持的说法是甘肃天水及其周边较大的地理区域.伏羲所处的时代,应是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渔猎时代向畜牧时代过渡的历史时期.     

氏族社会与“血亲复仇”

“血亲复仇”是氏族社会的一种极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其表现为:当某氏族或部落的成员遭受其他氏族或部落成员伤害时,受害者所属的氏族或部落认为是对其整体的侵犯和伤害,并对肇事者氏族或部落进行集体的报复行动,以求获得相应的报偿。这种报复常常由血腥的械斗发展为大规模的氏族战争,持续很长时间。同时,“血亲复仇”也成为一种为人们普遍认可和接受的行为准则和道德习俗沿袭下来。人类学、民族学的大量资料证明,历史上世界各民族处于氏族社会这一发展阶段时都曾有过“血亲复仇”;同时学者们还发现,即使在本世纪,仍处于氏族社会的民族依然保留复仇的观念,遵守这一习俗。血亲复仇的具体方式具有民族性、区域性特点,但这一社会现象和习俗却是世界性的。它在整个氏族社会从母系氏族制、父系氏族制到军事民主制都是十分盛行的,是原始战争的重要原因,血亲复仇战争是群体性的,大规模的,野蛮,残酷,严重危及人类的生存和繁衍。因此,在氏族社会晚期即向阶级社会的过渡时期,它逐渐转变为同态复仇、以赎金赔偿代替大规模的血腥仇杀。此后,尽管大规模的血亲复仇不再那么盛行,但作为一种观念却一直延续到封建社会乃至现在世界部分国家和地区。     

“神意型”社会——黎族上古社会形态再探

母系氏族社会的主要文化特征具有"神意"性、生态性、平等性和包容性。上古的黎族社会属于这样一个时代。"神意"型社会的存在基础是母系制和母系文化;"神意"的发生背景是万物有灵论。"神意"是独立于任何人的神圣符号系统,不可亵渎,不可违背;巫术的存在服从于这个法则。     

“虚静”、“神思”和“妙悟”衍变略论

"虚静"、"神思"和"妙悟"范畴分别代表着中国传统审美心理的三个阶段."虚静"论对"神思"论和"妙悟"论有重大影响;而"神思"和"妙悟"的心理活动都以"虚静"的审美心境为其前提条件,是后者的补充和延伸.它们由形而上的哲学高度向具体文艺欣赏与创作过渡并相互交汇衍变,使中国传统审美心理活动充满直觉性、偶然性、不可言说性等特点.     

对恩格斯“起源论”的三个误解

母系氏族社会是典型的氏族社会,在与之相对应的对偶婚制度下,夫妻也是生活在一起的,“走访婚”不属于对偶婚。母系氏族社会最基本的经济单位是“家户经济”。父系氏族社会是氏族社会瓦解时期的别称,不能视作与母系氏族社会并列的氏族社会发展阶段。在所谓父系氏族社会阶段,部落联盟发展为军事民主制,出现个人性质的权力并从此开始了向国家的演进。     

民国时期度量衡制度改革:"一二三"市用制的确立

制定适用可行的权度标准制,是度量衡改革顺利推进的先决条件."一二三"市用制是民国度量衡改革中拟订的国际标准制之过渡制.它的产生不仅有效缓解了中国近代的度量衡混乱状况,顺利推进民国度量衡的划一;而且结束了中国以累粟定律确定计量基准的传统方法,为中国计量从传统走向近代创造了必要条件.本文在对"一二三"制的创始人、其过渡制法定地位之论证过程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分析该体系的缺陷及其产生的历史合理性,全新审视中国计量发展史上这一重要事件.     

古希腊国际法人本制度的缺失与反思

国际法的人本制度及其人本化趋势问题,是国际法理论与实践中的重要命题.从国际法史角度对该命题的历史演进予以考察,将有益于纵深性地理解人本国际法的内在动因.古希腊作为西方文明的源头,其初始性的国际法实践给国际法人本制度研究提供了一个恰当的起点,而其所处的原始氏族社会向奴隶占有制国家过渡的历史阶段,及城邦文明的整体主义国家至上理念,决定了人本制度在其国际法中的匮乏.这一研究表明,人本理念在国际法中的制度体现,是历史性范畴,与文明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相伴生.其中,对个体权利的尊崇,不仅是人本国际法的制度核心,也是其产生的必要前提.     

黎族原始氏族社会简述

本文从母系氏族社会、父系氏族社会,以及黎族“合亩制”与“村”、“峒”社会组织等层面对黎族原始社会加以论析。     

姓氏文化与古代法律

中国古代社会宗法制度盛行 ,宗族组织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较大的作用 ,姓氏作为宗族血缘的符号和标志 ,人们赋予其很多的文化意义。这种文化对古代法律也产生过较大的影响。本文就传统姓氏文化与古代的家族制度、与古代的婚姻制度、与立后收养制度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简狄与商始祖契之关系新论

简狄与契不是母子关系。简狄处于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契处于父权制已根深蒂固的原始社会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简狄时代盛行的婚姻制度是普那路亚婚,契时代盛行的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制。简狄只是有娥部族历史上距契母年代最近且最为杰出的一位女性首领而已。     

北朝时期荥阳郑氏宗室婚姻的特征与影响

北朝时期,以荥阳郑氏为代表的汉族士族与宗室统治集团结成了巩固的婚姻联盟。郑氏的宗室婚姻主要发生在孝文帝定姓族之后,且不同房支在宗室婚姻中的地位亦不同,另外还有嫁多娶少、不计行辈等特征。郑氏的宗室婚姻对该家族的政治成败、礼法门风皆产生了重要影响。对北朝时期荥阳郑氏宗室婚姻的研究,是深入了解士族社会面貌的一个重要窗口。     

秦国的母系氏族残余和婚俗与其政治变革的关系

秦国的母系氏族残余及其婚姻状况对秦国的政治势力演变和商鞅变法都有巨大的作用。由于秦国的母系氏族残余，婚姻关系混乱，形成了独特的母系贵族势力强大的局面。这与六国一脉相承的公族势力恰好相反，母系贵族势力往往一朝而衰，不能形成动摇君权的顽固势力，因此变法顺利实现，中央集权制度得以建立，秦国逐步走向强盛，继而实现统一。     

先秦政治婚姻初探

就族类、中原诸侯国关于夷狄的概念及国势而言,先秦政治婚姻大致可分为七种类型;先秦各国主要出于结交军事同盟、恃大国以图存、取人之国、巩固盟约、解除兵威、酬恩报德等目的而联姻,但各种联姻的性质却不尽相同。先秦政治婚姻呈现出多元化、多方位,“媵”婚现象比较突出,小国往往被婚姻大国所灭,强国干预弱国内政等特点。尽管先秦时期的政治婚姻与汉唐和亲有很大差别,但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却是非常明显的。     

说“夏族”——兼及夏文化研究中一些亟待解决的认识问题

作为夏文化创造者的“夏族”,是构成夏代国家主体的夏的“内服”氏族成员的统称,它包括与夏后氏同姓的诸姒姓氏族及其姻亲氏族。它们一开始都围绕在夏王所由产生的夏后氏周围,分布在古河济之间及其附近。今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第三期文化层具有都邑性质,只是表明夏王朝在其发展后期一度将势力伸展至河洛地区并在此建立一个新的政治中心。目前考古界一些学者在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之间划上等号的做法是难于理解的,因为一个已经进入文明的王朝的居民绝不会由一个单纯的族系组成。     

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逻辑源点及历史探路--基于两汉之前的伦理学分析

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汉后开始以儒家为核心和主线，但是，其逻辑源点和演绎进路却在汉前，汉前政治伦理经历了“神教→宗族→诸子→法家→道家”的重心转移过程，这一辨争、探索和筛选过程，对于后来儒家的胜出至关重要。“夏商→西周”是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奠基期，神教政治伦理向宗族政治伦理过渡，完成了政治伦理“天道”向“人道”的转变；春秋时期虽然天崩地解，但是，政治伦理仍在沿用宗族伦理；战国时诸子伦理兴起，宗族政治伦理开始松动，在诸子伦理的政治纷争中法家最终获胜；面对秦二世而亡的残酷事实，中国传统政治伦理反省后开始真正走上了历史合理性的路径：阳儒阴法———儒法两家软硬、外内结合共同维护传统社会政治秩序，结束了漫长的摸索期。     

论男女社会地位及婚姻家庭伦理变迁的经济根源

蒙昧时代母权制的形成是自然的,群婚与对偶婚条件下的婚姻家庭伦理还没有被打上私有经济利益的烙印。野蛮时代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改变,引起父权制代替母权制家庭革命,推动对偶婚制向一夫一妻专偶婚制转变。文明时代的小农生产方式决定了男权社会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基本特征。工业时代生产方式的革命带来了妇女解放的曙光,但男女完全平等与真正性爱实现的前提条件是对财产私有制的扬弃,这只有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够实现。     

从招赘婚姻看城郊农民市民化:以萧山 R村为例

近几年来,浙江城郊农村撤村建居过程中招赘婚姻比例上升。本文阐释这类现象背后的行动逻辑,即招赘婚姻的正功能,以及可能给农民市民化带来的负面效应,由此呈现农民市民化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