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陈大臣民族关系思想述论

南陈时期,一些大臣始终把"安抚笼络"作为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思路和主要手段,之所以会出现如此现象,一是少数民族为陈立国发挥了重要作用,又是陈朝巩固政权的中坚力量,必须对他们高看一眼;二是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已达到新的高度,民族关系比较融洽,"安抚笼络"已成为当时的主流思想;三是最高统治者的意志和政令助推大臣"安抚笼络"思想的形成.大臣对"北伐"的认识无论多么正确,只要与最高统治者不一致,都很难发挥作用.南陈大臣的民族关系思想具有二大特点:一是以"怀柔"为核心,二是实践成效显著.其作用和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推动了当时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二是加快了南北统一的进程,三是为隋唐时期民族关系思想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王夫之民族关系思想初探

始终怀有反清复明抱负的王夫之,通过对历史上民族关系的研究、反思和评论,系统阐述了“不以信义结夷狄”“夷狄相攻,中国之害”“战与和,两用则成,偏用则败”及“和亲无耻”等思想观点。王夫之民族关系思想的形成,既有家庭和社会的影响,又有传统儒家思想的浸染,也有个人对民族关系的体验,还有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影响。民族关系思想与政治思想的统一、经验理性和托古论今是王夫之民族关系思想的主要特征。王夫之的民族关系思想具有时代局限、阶级局限、认识局限以及狭隘性和片面性。     

西夏民族关系思想述论

西夏是我国北宋时期西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其政权建立后,治内民族众多,各族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对外一方面与辽、宋争立正统,另一方面又有被辽、宋、吐蕃三方夹击的危险。从整体来看,西夏面临着复杂的民族关系问题。作为一个新兴的少数民族政权,党项李氏除了继承前代中原地区传统的民族关系思想之外,又结合自身的民族特性,对当时的民族关系作了新的认识和总结,形成了西夏独特的民族关系思想。这一思想不仅对蒙元统一全国有着借鉴意义,而且在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略谈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思想文化

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包括中国各个民族的思想文化.少数民族的传统思想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有的认识甚至比汉族政治家和思想家还要深刻和精辟.许多少数民族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都十分推崇"孝"和孝子,看重和强调道德和品行,重视和强调"诚信"的意义和作用,强烈呼吁和期盼出现大一统局面.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思想文化中之所以会出现汉族传统思想文化中的"孝"、"德"、"诚"和"大一统"等思想观念,主要有如下几方面原因:其一,"孝"、"德"、"诚"和"大一统"等是各个民族普遍认可和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其二,有的少数民族本身就与中原汉族有着比较密切的渊源关系,保留着汉族思想文化的基因;其三,少数民族的政治家都比较重视学习和吸收汉族的思想文化;其四,一批汉族人进入少数民族地区,成为少数民族政权的上层人物,在思想、文化、价值观以及思维方式等方面都对少数民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五,少数民族在与汉族长期交往中深受汉族思想文化的影响.     

乌桓调整与周边民族关系的原因及其影响

乌桓作为中国古代北方地区一个重要的少数民族,与周边的民族关系错综复杂.一方面,乌桓需要依附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匈奴以求得生存空间,同时又被中原先进的物质文化所吸引,不断向中原靠拢,最终成为中原王朝的附属民族政权.乌桓民族关系的调整既是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为了适应周边民族政权实力变化的形势.乌桓适时调整民族关系,既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乌桓的生活和社会发展走向,又对周边民族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于安史乱军的民族构成问题

探讨安史乱军的民族构成是研究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性质和持续之久诸问题的关键。关于这个问题,吕思勉、岑仲勉、陈寅恪、韩国磐等前辈学者都有所探讨,但都不够深入,且有片面化和简单化之感。为了全面地、系统地、深入地研究这一问题,现将目前所能见到的史籍中有关安史乱军成员的姓名、官衔、籍贯或民族表列如下:     

再谈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创新问题——以中国民族思想为例

提高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和培养质量,一是需要形成研究生教育的创新理念,构建和完善研究生教育的创新体系;二是建立"以科研为主导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在研究生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指导方法、教材教案和学位论文标准等方面进行创新;三是加强研究生的"古今通识"教育;四是创建"跨学科研究生学术论坛",搭建研究生教育的创新平台;五是建立研究生创新能力的长效保障机制和内在激励机制,努力营造鼓励和尊重创新的环境与制度;六是持续不断地检验、推广和应用研究生教育的创新经验.在以上几个方面之中,搞好"四个结合"尤为重要:一是学科体系的构建与研究生教育创新体系的构建相结合,二是学科建设与研究生培养相结合,三是科学研究与提高研究生创新能力相结合,四是研究生教育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相结合.     

吐蕃、南诏与唐朝关系之比较

吐蓄、南诏是唐代在我国西南地区先后兴起的两个少数民族政权。这两个政权虽然都与唐朝来往频繁,关系密切,但在民族关系的主流、民族战争的起因及战争性质等方面却有较多差异;虽然都十分仰慕中原文明,但在具体接触中原文明时的心态大不一样;虽然都积极吸收中原文明,但吸收的方式也不一样;虽然都乐于到唐朝拜,但朝拜的动机和特点却不尽相同;虽然都曾多次接受唐朝的册封,但各自均有特点;虽然都非常看重与唐会盟,但会盟的特点却不尽一致。具体考察这些异同,分析其中原因,将会有助于隋唐民族关系史的深入研究。     

唐武宗会昌五车八月诏书辩误

唐武宗会昌灭佛后,下诏说:“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僧俗尼二十六万余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唐会要》卷47《议释教》条上)然而,这条诏书所反映出来的实际效果如何呢?回答是否定的。其一,“收膏腴     

安禄山的发迹条件、评价及其他——《安禄山评传》前言

安史之乱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事变.从此,唐王朝由高度繁荣,勃勃生机,转为日趋衰落,步步滑坡:中央政权机制失灵了,宦官口含天宪干预朝政了,藩镇割据出现了,国家摇摇欲坠了.作为发动叛乱的首要人物安禄山从此成了历史罪人,时时遭到后人痛骂.痛骂固然可以解恨,但不能推进科学.我认为;与其痛骂,不如认真探讨一下安禄山何以能由一个被人奴役的放羊娃逐渐发迹,成为身兼三镇节度使的显贵人物,最后走上叛乱之路;他在何种条件下发动叛乱;从他的一生中后人该吸取哪些教训.这样,对社会,对学术研究,想必都有好处.可借,迄今为止,对安禄山和安史之乱的研究,还仅局限于几个具体间题,没有进行全面探讨,不少地方仍是空白.这是唐史研究有待深入的一个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