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的民族观

先秦儒家民族思想的核心内容包括“华夷之辨”和“用夏变夷”两个方面。孔子“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主张,是“华夷之辨”思想的具体反映,它具有以华夏为中心甚至歧视夷狄民族的色彩,同时又具有反对外来干涉、侵扰的性质。孟子对儒家民族思想最重要的发展,是明确提出了“用夏变夷”的概念。而《公羊传》中的“大一统”、“尊王攘夷”和“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则反映了公羊派的民族观以及处理夷夏关系的基本原则和方针。     

王安石民族关系思想初探

王安石的民族关系思想主要由"兼制夷狄"、德力观、恩抚蕃部和与"夷狄较,须操纵广大"四个部分所组成.其中"兼制夷狄"是其民族关系思想的核心,德力观是其民族关系思想的理论基础.王安石民族关系思想的形成既受到了儒家教义、传统民族关系思想的影响,又与北宋激烈的民族矛盾有关.民族关系思想与政治思想的统一、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理论体系的系统性与完整性是王安石民族关系思想的显著特征.王安石的民族关系思想是对儒家教义和传统民族关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班彪祖孙三代的民族关系思想

班彪、班固、班超和班勇祖孙三代或“避地河西”,或远征匈奴,或出使和经营西域的特殊经历,使他们的民族关系思想更加丰富,更具特色。班彪的羁縻南、北匈奴的思想进一步深化了光武帝的“扶南抑北”思想,更有利于东汉王朝控制整个匈奴。班固在《汉书》中通过对各个少数民族政权历史的记述和评论,系统阐发了他的民族关系思想。他的和亲无益、甘言不可信空约不可守、羁縻不绝、有来有往以及战争乃“一劳而久逸,暂费而永宁”等思想观点既有精华,也有糟粕。班超的“示以威信”和“以夷狄攻夷狄”的思想观点及其军事行动,不仅极大地扩大了东汉的声威,而且使东汉完全控制了西域。班勇关于民族关系的理想追求是“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他恢复校尉和设置长史的主张,主要考虑汉朝“安边久长”,希望达到“外夷归心,匈奴畏威”、“抚西域”、“招怀诸国”及“宣威布德”的目的。班彪祖孙三代民族关系思想的形成,既与他们的个人经历有关,也与他们的家世有关;既受传统民族观的影响,也受当时民族关系思潮的影响。他们的思想既有对传统民族观的吸收,也有一定的创新和发展。     

中国古代儒家"用夏变夷"思想与理论的变迁

“用夏变夷”是儒家民族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孟子首次提出后,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其精神实质和具体内涵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大体说来,它经历了从孔子时的“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到孟子时提出“用夏变夷”的思想;从先秦时的“外夷狄”、“正朔所不加”到汉唐时的“华夷一统”、“夷狄进至于爵”;从先秦汉唐时的“不予夷狄之主中国”到金元时的“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几个阶段。     

试析班固的民族观

班固民族观是其民族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对传统民族观的继承和发展。以他对民族较为深入的认识为基础,以民族关系的状况为转移,班固民族观有贬斥“夷狄”、主张对其实行武力征伐的一面,但以承认少数民族已有的地位、主张对其实行怀柔羁縻政策为主要方面。     

王夫之行政思想研究

王夫之充分认识到了民众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认为应该对民众施以宽松的政治，用宽厚的政策来休养人民。为了保障宽以养民目的的实现，王夫之主张要“严以治吏”。本文对王夫之的“严以治吏”的思想做了初步的探讨。首先从四个方面介绍了其“严以治吏”思想的主要内容，在此基础上，又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其思想的进步意义，最后还对其思想的局限做了实事求是的分析。     

汉哀帝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

尽管汉哀帝时期已处于西汉王朝的末期,但就民族关系思想而言,不仅内容比较丰富,而且还颇具特色。扬雄在其有关著述和上书中,系统阐述了他的民族关系思想,其中用先进文化引导少数民族,提升各个少数民族的文明程度,在共同文明的基础上,实现各民族的统一、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张,是传统民族关系思想的精华,代表着中国民族关系思想的发展方向。从汉哀帝处理与汉匈关系相联系的两次“厌胜”事件中,可以看出汉哀帝本人把汉匈关系放在首位和以边境安宁为重的心路历程,说明即使是封建帝王,也并非在一切事情上都是自私的,关键时刻也会以国家大业为重。在汉哀帝建平四年,汉朝上层围绕匈奴问题所展开的激烈思想交锋,实际上是当时官场斗争的延续。这场交锋的焦点是“威信”与欺诈,息夫躬既想欺诈匈奴和乌孙,又以“灾异”现象欺诈汉哀帝;公孙禄则提出了“以威信怀伏夷狄”的观点;王嘉则主张,在民族关系问题上应当实事求是,无论是对待一般百姓还是少数民族,都应“推诚行善”,决不可欺骗他们,更不能制造边疆紧张气氛去欺骗皇帝。从这场交锋中可以看出,思想斗争往往和政治斗争交织在一起,政治斗争越激烈,思想斗争也就越尖锐。     

论王夫之的社会文明进化历史观

王夫之以文明为分野 ,论述了华夏文明与夷狄文明的“文野可变”和文明中心的“彼此迭相易”,在文明进化论和文明中心转移论下 ,提出了多元文明状态下文明契合的理论     

公羊学派“大一统”理论与洪承畴评价

公羊学派的“大一统”理论认为 ,“中国”、“夷狄”之别在乎“尊尊” ,“尊尊”既是伦理概念 ,也是政治概念。当王室衰落 ,是“中国”而有“夷狄”行 ,如“夷狄”能匡王室而尊尊 ,则“夷狄”亦新“中国”。身为“夷狄”的满族贵族在明末入主中国 ,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而洪承畴则顺应了这一趋势。他在清统一中国的过程中有值得肯定的方面     

反理学的思想家颜元

清初,满洲贵族以异族入主,深讳“夷狄”之称。为了笼络士人,箝制言论,清廷努力使思想同化于先进的汉族文化。程朱理学强调“规矩禁防”,具有束缚思想的作用,康熙遂大力提倡程朱理学,以统一全国思想。在其政治力量的扶持下,程朱理学呈现了“回光返照”的气象,激起一些排满学者的反感。加之受了“天崩地解”形势的刺激,在当时的学界中涌现出一批反理学的思想家。颜元是这一思潮中的佼佼者。对于理学的批判,颜元不同于王夫之、顾炎武。王夫之是“入其垒,袭其辎”,就理学的范畴、概念来批判理学;顾炎武是提出经学以反对理学;颜元则不然,他把以往两千年的学术思想全部否定了,而试图建立以总结社会生活、生产经验为内容的新理论。     

王夫之文武关系论举要

王夫之的文武关系论，不脱离具体历史人物与事件的评价，而处处渗透着现实观照、宏观通论与哲学思辨。就基本态度而言，他强调在民族政治体内部，军事力量应统属于并服务皇权，而在朝廷腐败、危及衣冠存亡的关键时刻，则应优先考虑夷夏之防的千古通义，肯定武将僭越自立或割据自雄以保民保族的积极意义。他特别注重文武分途的不可逆转与军事发展的专业化趋势，从文武关系的角度分析了武功与国势的衰微之由与强盛之道。王夫之认为在政权并立之际，弱者的和谈策略运用得当只能应强敌于一时，切忌“空谈无实，坐废迁延”，加强军备与人才培养的实干才是根本之道。当政者必须切记“夷狄相攻非中国之利”，要扼杀敌人兼并弱小、做大做强之势，避免文教与谋略外传。可能存在“一时之害”的开疆拓土对于文教扩展具有长时段的积极意义，而历史文化认同对于统一大业亦不可或缺。     

于谦民族关系思想初探

于谦的民族关系思想主要由“力排众议、保卫北京”,“积极防御、相机战守”,“可抚则抚,可剿则剿”三大部分构成。对于谦的民族关系思想应该给予实事求是的客观评价,他的处理民族关系的思路,对稳定明朝与北方少数民族的关系作用明显一些,但对处理与南方少数民族的关系作用似乎不大。     

从船山论史看其史论之精神原则

王船山论史主要围绕着历史中之天命、公私与时势以及华夏夷狄之辩而展开。从天命之尊严,到公私与时势,再到华夏夷狄之辨,始终贯穿一基本的精神原则,即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而对民族主义的固守实质是对民族文化(主要指儒家文化价值)的捍卫、继承和宏扬。船山史论尤其是民族主义对近世湖南乃至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影响深远。     

清朝多民族“一体论”及其政策实践研究

[提要]有清一代,清朝统治者面临以“夷狄”统治“华夏”、以“少数”统治“多数”的现实,为了实现对全国各族人民的统治,他们采取了兼顾利益和平衡关系的策略,一面反复强调“满洲根本”“首崇满洲”的基本国策,一面又不断强化“满蒙一家”“满蒙一体”“满汉一家”“满汉一体”的民族观念。在推进“一统中国”的进程中,清朝统治者提出了多民族“一体论”,从思想文化、用人制度、经济生活、民族关系诸多方面制定政策并付诸实施,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社会矛盾、巩固了政治统治,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满、蒙、汉等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推动了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从“自在”走向“自觉”的历史进程。     

论汉代公羊学的大一统思想

“大一统”作为一种政治历史秩序论,是汉代公羊学的一种重要学说。公羊学的奠基之作《公羊传》,最先从《春秋》“王正月”推论出“大一统”之义;西汉公羊先师董仲舒沿袭《公羊传》的思维路径,宣扬了立元正始和王者独尊的思想;东汉公羊巨子何休则不但对蕴含“大一统”之义的公羊学“五始”说作了系统阐发,而且还别开生面地将公羊学“张三世”说与“异内外”说相结合,从而提出了“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的民族一统思想。     

宋仁宗至宋神宗时期两大民族关系思想流派

宋仁宗至宋神宗统治时期存在两种不同的民族关系思想流派:一是以不事四夷、重内轻外理论为支撑,以安静边鄙、息事宁人为最终目标的主和派;二是以多事四夷理论为支撑,以兼制夷狄、恢复汉唐疆域为目标的主战派.这两大思想流派之间的斗争不但直接影响了当时民族关系的发展,对北宋政局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也将北宋时期中国民族关系思想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     

王夫之的民族爱国思想

在王夫之的政治思想中,有一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那就是他的民族爱国思想。王夫之对民族问题有卓越而独特的认识。这个问题学界过去很少讨论。本文试就其华夷同祖论;华夷平等论;固其族类论和民族复兴论四个问题进行论述。     

王夫之夷夏观新论

明末清初的一代宗师王夫之,不仅在哲学上有创造性的贡献,在夷夏理论上也有独到的建树。在对夷、夏文明程度的理解上,他引入了动态的线性历史发展观的分析方法;在对夷夏的认知上,他主张夷夏同属人类,夷狄同样有做人的尊严;在对夷狄的态度上,他反对恃强凌弱的虐杀,主张友好相处。     

明成祖民族关系思想述论

明成祖在位期间与北方蒙古、东北辽东、西北藏区以及南方等少数民族都有接触,他在总结和继承前朝民族关系思想的同时,在实践中形成内容丰富的民族关系思想,主要包括“华夷一家”“厚往而薄来”“逆命者必歼除之”“因俗而治”等。明成祖的民族关系思想源于儒家“大一统”思想,也与个人的性格、经历和政治信仰有很大关系。     

苻坚民族关系思想初探

苻坚的民族关系思想是在结合儒家思想、本民族传统习俗和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形成的,其主要内容包括以"混六合为一家、视夷狄为赤子"、以恩德处理民族关系、以提高各民族文化水平来促进思想的融合以及分散削弱降服民族等理论观点.其思想对于促进各个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思想方面的融合有着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着忽略实际、怀柔过宽等特点.